菊与刀- 第18部分

　　　　同性恋也是传统的“人情”行为的一部分。在旧时代的日本，同性恋是武士和僧侣等上层人物公认的乐趣。到了明治时代，日本立法禁止了很多习俗以合西方，同性恋也是被禁习俗之一。而这种习惯至今仍被视为无关道德的“人情”行为，只要稍作限制，不妨°家庭就行。因此，在日本，尽管一个男人可以成为职业男妓，但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会像西方人所说的那样“堕入”同性恋的危险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日本人对美国竟有成年男子充当同性恋中的被动角色的事特别感到惊愕。日本的成年男子通常找少年做同性恋对象，因为成年男子认为当被动角色有损于自己的尊严。什么是男人既可以去做又不失自尊的事，日本人是有一定的界线的，不过这些界线不同于我们所划的界线。

　　　　日本人认为自也与道德无关。没有一个民族像日本那样制造过如此繁多的自工具。在这一领域，迫于西方人的舆论压力，日本也通过一些手段使自己不会太过张扬。但他们心底还是认为这些器具与罪恶毫无关系。西方人强烈地厌恶手，大多数欧洲国家比美国还要激烈。在成年之前我们就对此有了深刻印象。大人会悄悄告诉男孩手会使一个男人发疯或秃顶。母亲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监视他们，一旦发现这类事件，母亲就会非常严厉地训斥并且施以体罚。甚至还会绑住他的双手，或者会说这会受到上帝的惩罚。日本的幼儿和少年并无这些¾；历，因此成年后的态度也不会与我们相同。自在日本人看来只是一种纯粹的享受，没有一点罪恶。只要把它放在正¾；生活的不值一提的位置，就可以完全控制得住。

　　　　喝酒是另一种被允许的“人情”行为。在日本人看来，美国人发誓禁酒完全是西方人的怪异想法。对于美国地方上举行投票要求颁布禁酒法令的运动，日本人也抱以同样的看法。饮“酒”这种享受，只要是正常人都不会拒绝。同样，饮酒也只是小小的消遣行为，正常人也不会沉迷其中。按照他们的思想方式，就像人们并不担心会“成为”同性恋者一样，人们也不担心会“成为”醉鬼。确实，成瘾的酒鬼在日本并未形成一个社会问题。喝酒是一种愉快的享受，所以家庭和社会对喝醉的人都并不厌恶。他不会胡闹，人们也不认为他会打孩子。通常的表现是放浪形骸，不拘礼节。在城市的酒宴上，人们喜欢相互坐在对方的腿上。

　　　　保守的日本人把饮酒与吃饭严格分开。在农村的酒宴上，一开始吃饭，这就意味着他不再喝酒。他已涉足于另一种活动了，这两个世界是区分的十分清楚的。在家里他可能饭后饮“酒”，但绝不会边吃饭边饮酒。他要一样一样的专心享受其中的乐趣。

　　　　日本的这些“人情”观带出几个重要的后果，它从根本上推。了西方的这种哲学观：肉体和精神这两种力量在人的一生中不断斗争并轮流作为主导。日本人的哲学观认为，肉体不是邪恶的。享受合理的肉体快乐也不是罪恶。精神与肉体并不是宇宙间相互对立的两大势力，这一信条在逻¼；上让日本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世界是善恶共存的。乔治。桑塞姆爵士写道：“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他们拒绝这个问题。”事实上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引入人生观。他们相信人有两个灵魂，但并不是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是有“温和”的魂和“凶猛”的魂，每个人与每个民族的生活中都既有“温和”的时候又有“凶猛”的时候。不是一个必上天堂，一个必下地狱。两个灵魂都是必需的，不过要在不同的场合发挥不同的作用，但两者都是善的。

　　　　甚至他们的神也明显地兼有善恶两种性质。他们最喜爱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弟弟素盏鸣尊，他是“迅猛的男神”，他对他的姐姐行为极其无礼，在西方神话中肯定会被视为恶魔。天照大神怀疑素盏鸣尊到她屋里来有不良动机，企图把他赶出去。于是他就放肆捣乱，在天照大神的餐厅里屎，当时天照大神和她的侍从正在举行水果尝新仪式。他还犯了毁坏田埂的滔天大罪。最过分、最令西方人难以理解的罪行是，他居然在天照大神的房顶上开了一个洞，把剥了皮的斑驹扔了进去。做下这些暴行的素盏明尊受到了众神的审判，并被处以重刑，放逐到了“黑暗之国”。但他仍然备受崇拜，仍然是日本最受喜爱的神。虽然这种神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中并不罕见，但高级的伦理性宗教中，这些神还是被排除在外的。这是因为把超自然的众神分成黑白分明的两个集团，更适合善与恶不断斗争的宇宙哲学。

　　　　日本人总是明确反对道德应该包含与恶的斗争。正如他们的哲学家和宗教家们几个世纪来不断宣称的那样，这样的道德观与日本是不相符的。他们还宣称这正好证明日本民族道德的高尚。据他们说，中国人曾不得不制定一种绝对的标准，即“公正、博爱”的“仁”，来衡量所有的人和行动，任何人都能据此发现自己的不足。“对于具有劣根性的中国人来说，这种道德规范是一种很好的人为的约束手段。”18世纪著名的神道家本居宜长（日本国学四大家之一）曾这样写过，近代佛学大师和近代国家主义的领袖们也这么写过和讲过这个主题。他们说，日本人天生善良；值得信赖，没必要与自己恶的一半作斗争，只需净化心灵，该干什么的时候干什么就行了。即使不小心“脏”了，污垢也极易被除去，人本性中善会再放光芒。日本的佛教哲学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佛教都更彻底地宣传人人皆可成佛，道德不在佛¾；之中，而在自己彻悟且洁净的心灵之中。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心灵的发现呢？恶不是天生的。日本人没有《圣¾；》“诗篇”所宣扬的神学。“诗篇”中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日本人不教授“人类堕落”的理论。“人情”是上天赐予的福分，无论哲学家还是农民都不谴责。

　　　　在美国人听来，这种理论会导致纵欲和放荡的哲学。但正如前所述，日本人把履行义务定为人生最高的任务。他们完全承认，报“恩”意味着牺牲自己个人的欲望与享受。在他们看来，把追求幸福作为人生目标的思想是令人费解并且不道德的。幸福是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的一种消遣，将此作为国家和家庭的判断标准简直不可理喻。人们常常为履行“忠”、“孝”、“情义”而备受折磨，这完全是他们意料之中的事实。这会使将来的生活很困难，但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他们¾；常准备着随时放弃享受。这需要坚强的意志，而坚强的意志正是日本人最推崇的美德。

正文　第九章　人情世界（3）

　　　　与日本人的这种观念相符合，日本的小说和戏剧很少有“皆大欢喜”的结局。美国观众常常希望看到圆满的结局，希望看到剧中人后来永远幸福，希望好人会有好报。如果他们不得不在戏剧的结尾哭泣，那肯定是因为主角的性格缺陷，或者成了万恶的社会秩序的牺牲品。观众更喜欢主角万事如意一切圆满。日本的观众则喜欢流着泪看男主角被命运所迫而走向悲剧的结局，美丽的女主角被杀害，这种情节才是晚间节目的高潮，这才是他们想去剧院看到东西。甚至日本的现代电影也是以男女主人公的苦难为题材的，恋爱中的男女被迫分手；美满结合的夫妇之中有一人为履行义务而自杀；妻子为挽救丈夫的职业生涯献出所有，激励丈夫成为优秀演员，在丈夫成名前夕，为了不影响他的新生活而隐身市井，并无怨无悔地死去。皆大欢喜毫无必要，男女主角的自我牺牲精神能唤起观众的怜惜和同情就可以了。剧中主角的苦难并不是上帝的惩罚，而只是为了向人们表明：剧中的主人公不惜任何代价去履行义务，任何不幸、遗弃、疾病、死亡，都不能使他们偏离正道。

　　　　日本的现代战争电影也遵着这一传统。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常常说这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好的反战宣传，这是典型的美国式反应，因为这些电影的全部情节都只有牺牲和苦难。日本的战争影片不会大肆宣扬阅兵式、军乐队以及舰队演习或大炮的自豪雄姿。无论这些电影是取材于日俄战争还是中国事变，都只会出现这一类的镜头：在泥泞中的行军，凄惨沉闷的苦战和僵持不下的煎熬等等。电影最后也不会出现胜利或者喊着“万岁”去冲锋的镜头，而只会出现这种镜头：夜宿一个泥泞的中国小镇；或者¾；历过三次战争的祖孙三代分别成了重残、瘸子和瞎子；再或者叙述一个士兵战死以后，其家人在悲悼完丈夫或父亲之后，在失去一家之根本的时候坚强地活下去。英美“游行行列”式激动人心的镜头在日本根本看不到。他们甚至不把负伤军人的康复搬上银幕，甚至也不提及战争的目的。在日本的观众看来，只要银幕上的人物都尽心尽力地报“恩”，这就够了。因此这些电影在日本反而是在为军国主义做宣传。这些影片的赞助者知道，它们不会激起日本观众的反战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