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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本人对自己采取的最极端的行为就是自杀。根据他们的信条，用适当的方法自杀既能洗刷污名又能在死后赢得好评。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自杀不过是屈服于绝望而进行的自我毁灭。但推崇自杀的日本人认为：自杀是一种崇高而意义非凡的行为。特殊情况下，为了履行对名誉的“情义”，自杀是理所当然的最体面的行为。年关来临无力还债的人、引咎自杀的官员、无法结合而双双自杀的恋人和抗议政府推迟对华战争的爱国志士都同考试不及格的少年以及不愿做俘虏的士兵一样，把最后的暴力使向自己。一些日本权威人士说这种自杀倾向在日本是一种新的现象。是否如此，殊难判断，但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的观察者常常对自杀率估计过高。按比例计算，19世纪的丹麦和纳粹前的德国自杀比任何时代的日本都要多。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日本人喜欢自杀这一主题。日本人像美国欣赏犯罪而对犯罪大书特书一样的欣赏自杀。相比杀人，他们对自杀更津津乐道。若用培根的话来说，他们是把自杀作为他们最喜欢的“刺激性的大事”。谈论自杀所得到的特殊满足感是其他话题所无法得到的。
与封建时代历史故事中的自杀相比，近代日本的自杀更富有自虐倾向。历史故事里所传颂的武士之所以选择自杀是为了免受刑罚的耻辱，就像西方的军人认为与其被俘受绞刑不如接受枪杀，与其被拷问不如自杀。武士获准“切腹’自杀就像蒙耻的普鲁士军官有时被允许用手枪秘密自杀是一样的。普鲁士军官得知除了以死捍卫荣誉之外再没有其他办法时，他的上司就会在他的房间的桌子上留下一瓶威士忌和一支手枪。对日本武士来说，这种情况下的选择只是一种形式，死是必然的。近代人们常常为了避免去杀害他人而选择自杀，与封建时代的象征勇气与果断的自杀不同，现在的自杀代表的只是自我毁灭。在最近过去的两代中，日本人感到“世界不公平”，感到“方程式的两边”不相等，感到他们需用“晨浴”洗去污秽时，他们越来越多地趋向于毁灭自己而不是他人。
从过去到现在，自杀常常是作为获得胜利而使用的最后手段，但现在变化的有所不同了。德川时代有个著名的故事讲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顾问在担任将军的监护人时曾在将军和其他顾问面前袒腹抽刀，随时准备切腹。他的自杀威胁奏了效，他推荐的人继承了将军职位。目的达成，所以他就没有自杀。若用西方人的话来说，这位将军监护是在对反对派进行讹诈。但在现代这种抗议性自杀是殉道而不是谈判手段。自杀行为一般是在意见未被采纳，或是为了使自己名留青史而反对“裁减海军军备条约”这种已签定时施行。这种时候，只有真正的自杀才有影响舆论的震撼效果，所以就不只是威胁了。
当对名誉的“情义”受到威胁时就把攻击转向自己，这种倾向正在逐渐加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采取自杀那样极端的手段。自我攻击仅仅产生于忧郁、无力和日本知识阶层中流行的那种典型的厌倦情绪之中。这种情绪偏偏在这个阶层广泛流行是有充分的社会因的。过剩的知识分子却没有得到等级制中相应的位置，只有极少数人得以施展抱负，这就是因所在。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政府对知识分子不放心，怀疑他们有“危险思想”，所以他们的心灵倍加受伤。日本知识分子通常把他们的失意归咎于西方化所造成的混乱，但这样的解释并不确切。日本人特有的情绪剧变是从强烈的献身精神变为强烈的厌倦情绪。许多知识分子都遭受过这种传统的心理摧残。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以传统的方式使自己避免这种精神崩溃：他们抱着国家主义的目标，再次将攻击的矛头从自我转向外部。对外侵略让他们重新“发现自己”。他们摆脱了心中的阴霾，并重又在自己身上感受到新的巨大力量。他们觉得，虽然自己在个人关系中屡屡失败，但在国家的对外侵略中却可以百战百胜。
现在，战败的结果证明了这种信念的错误，消沉又成了日本的巨大心理威胁。不管他们是什么想法，他们都难以克服这种心情。它是根深蒂固的。一个居住在东京的日本人说：“不必担心炸弹了，算是一种解脱吧。但战争结束了，我们就没了目标，完全陷入茫然中了，干什么事都心不在焉的。我是这样，我妻子也这样，所有日本人就像医院的病人一样，干事无精打采，茫然若失。人们抱怨说政府迟迟不进行战争的善后工作和救济事业，但我认为这是因为政府那帮人的心情跟我们一样。”日本人的这种危险的虚脱状态同解放后的法国是同一类型的。在德国，投降后最初半年或八个月没有出现这种问题，日本则有了问题。美国人能够充分理解这种反应，但难以置信的是，与此相伴的却是日本对战胜国表示的极为友好。几乎战争一结束就出现这样一个明朗的结果，日本人民以极端的善意接受战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后果。人们以鞠躬和笑容、挥手和欢呼接美国人。这些人既不抑郁，也不愤。若用日本天皇在投降诏书中的话来说，他们是“忍受难以忍受的事”。真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不着手重建家园呢？根据占领条件，他们有这样做的机会，占领军并没有逐个占领全部村庄，行政权力依然在他们手里。这个民族似乎完全忘记了份内之事而只是去一味的对占领军表示欢。然而，正是这个民族在明治初期创造了复兴国家的种种奇迹，在20世纪30年代倾注如此巨大的精力完成了军事征服的准备，它的士兵曾在太平洋上拼死地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岛屿。
实际上日本人丝毫未变。他们的反应正合乎他们的本性。在顽强的努力和不思进取的消沉之间情绪大幅度摇摆是日本人天生的性格。现在日本人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于维护战败的荣誉，而且认为他们可以用表示友好来做到这一点。作为一种必然结果，许多人认为百依百顺的态度是达到目的时最安全的道路。由此就可以衍生出另外一种自然而然的想法，即认为干什么都可能招致猜疑，还是无所作为静观其变比较好。于是消沉就蔓延开来了。
但是，日本人决不喜欢消沉。“自己从消沉中站起来”，“把别人从消沉中唤起来”，这在日本是号召人们改善生活的常用口号，这些话甚至是战时广播中的常用语。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同无为消极作斗争，1946年春，日本的报纸不断宣扬，“我们正受到全世界的瞩目”，而那时很多轰炸后的废墟还未清理，某些公共事业还未正常运转，这对日本的荣誉是极大的玷污；他们还埋怨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说他们意志消沉夜宿车站，让美国人看见他们的可怜样。日本人对这种唤醒其名誉心的批评是很好理解的。他们还想尽最大努力，让这个民族在将来的联合国能得到一个重要的受尊敬的地位。他们要再次为名誉而奋斗，但与以往的方向不同。如果将来大国间能实现和平，日本将沿着这条恢复自尊的路走下去。
名誉是日本人永恒不变的目标，因为这是受人尊敬的前提。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任何手段都要视情况而定。当情况改变时，日本人就随机应变转向新方向。日本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把改变态度和品德挂钩。我们热衷于“主义”，热衷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信念。即使我们失败了，思想也仍然不变。战败的欧洲人到处都聚众开展地下运动。除了少数顽固分子，日本人认为没必要对美国占领军展开抵抗运动和组织地下反击。他们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坚守旧道德。从最初几个月起，美国人就可以只身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去任何穷乡僻壤，并受到曾是国家主义者的官员的有礼貌的欢。至今没有报复事件发生。当我们的吉普车驶过村庄时，孩子们夹道高呼“Hello（哈罗）”和“Goodbye（再见）”，还不会招手的婴儿则由母亲拿着他的手向美国士兵挥手致意。
战败的日本人这种态度上的180度大转弯，美国人觉得怎么都无法理解。这是我们做不到的。在我们看来，这比理解收容所里的日本战俘的态度转变还要难得多。因为战俘认为自己对日本来说已¾；死了，而我们自然不知道“死”人能够干些什么。在了解日本的西方人中，几乎没有人预料到与战俘特有的态度转变相同的变化在战败后的日本也会发生。他们大多相信日本“胜败之外一无所知”，而失败这种耻辱是一定要拼死报复的。有些人更是说，从日本的国民特性来看，他们不会接受任何媾和条款。这些日本研究者并不理解“情义”。他们从各种保持名誉的选择中独选出了复仇和攻击这种显著的传统手段。他们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还有改弦易辙的习惯。他们把日本的攻击伦理与欧洲人的公式混为一谈，而根据后者，任何个人或民族的战斗，其前提都是必须要确定自己的战斗是永恒正义的，并且要从胸中积蓄良久的愤和憎恨中汲取力量。
日本人从其他角度编织战争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需要世界上的尊敬，而大国的尊敬是建立在武力上的，所以他们要与这些大国看齐。由于资源贫瘠、技术落后，他们不得不采用比残酷的希律王还要灭绝人性的手段。他们付出了巨大努力，但结果是失败的，这就意味着告诉他们侵略不是获得名誉的道路。“情义”总是同等地意味着进行侵略或遵守互敬互让的关系，所以在失败时日本人可以心安理得的从前者转向后者，目标依然是为了维护名誉。
日本在它历史上的许多场合都有过同样的举动，常常让西方人迷惑不解。1862年在日本长期的闭关锁国状态将要结束的时刻，一个叫理查德的英国人在萨摩被杀害。萨摩藩是攘夷运动的发源地，萨摩武士以最为傲慢好战而闻名全日本。英国人派远征军讨伐，并炮轰萨摩的重要海港鹿儿岛。日本人在整个德川时代一直在制造火器，但他们是仿制老式的葡萄牙枪炮。鹿儿岛当然不是英国军舰的对手。但这次炮击却带来一个惊人的意外结果。萨摩藩不是对英国宣布誓死报复而是寻求友谊。他们看到了敌手的强大，并试图向敌人请教。他们与英国人建立了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在萨摩设立了学校，据当时一位日本人描述，在这所学校里“教的是西方科学的奥秘由生麦事件为机缘而产生的友好关系日益加深。”生麦事件就是英国讨伐萨摩和炮击鹿儿岛。
这并不是孤立的事例。长州是另一个与萨摩一样最为好战和最为排外的藩。萨、长两藩是煽动王政复古的领导者。毫无实权的天皇朝廷颁布了一个敕令：将军应以1863年5月11日为期将一切夷狄赶出日本国土。将军对此命令置若罔闻，长州藩却作出响应。在要塞，向每艘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由于日本的火炮和弹药过于落后，外国船只并没有受到损坏，但为了惩罚长州藩，西方各国联合派来一支舰队很快摧毁了要塞。并且西方各国要求300万美元的赔款。但是炮击却带来了同在萨摩一样奇异的后果。诺曼在论及萨摩和长州事件时说，“无论这些攘夷先锋背后有多么复杂的动机，他们都迅速的做出了180度的转变。这种行动证明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和冷静的处事态度，对此人们只能表示敬意。”
这种随机应变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对名誉的“情义”的光明面。“情义”如同月亮一样有光明面和阴暗面。其黑暗面使日本把美国的“美国限制移民法”和“裁减海军军备条约”之类的东西看成是日本的奇耻大辱，最后终于驱使他们推行了不幸的战争计划。它的光明面使日本能够善意的接受1945年的战败以及战败的种种后果。日本的种种行为还是与他的特性分不开的。
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评论家在向西方读者介绍日本的“情义”时，往往是对“情义”的内容有所选择并进行加工，最后称之为“武士道”，或“武士之道”。就是因为这种因才会产生误解。“武士道”是近代才出现的正式术语，其背后没有“迫于情义”、“全部出于情义”、“为情义竭尽全力”这些术语在日本所拥有的根深蒂固的民族感情，而且它也不包括“情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是评论家自己臆造的。此外，由于这个词已成为国家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口号，所以随着这些领导人的身败名裂，武士道这一概念也已名声扫地。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人今后不再“懂情义”。对于今天的西方人来说，理解日本人的“情义”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