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的竞争来临时，例如小学升初中的中考，孩子的紧张可想而知。因此每个老师都能讲出一些孩子因为没考好而企图自杀的事。
尽管减少这种直接竞争的努力贯穿于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以“恩”为基础的日本伦理中，竞争没有多少空间，而美国人生活中的宗旨却是用竞争表现卓越。对各个阶级的详细规则使日本把竞争限制到了最低点。家族制度也限制竞争，因为儿子在等级上不能与父亲竞争：他们可能相互指责，但不可能竞争。当看到在美国父子居然既为了使用自家汽车而竞争，并且为了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而竞争时，日本人对此作出评论时的语气是惊诧而莫名其妙的。
日本无处不在的中间人，避免了两个竞争者的直接接触。任何可能因失败而感到耻辱的场合都需要有个中间人。因此中间人在说媒、求职、离职和无数日常性事务的交涉中为人效劳。中间人为当事者双方传达对方意见。在像婚姻这样重要的交涉中双方都聘请自己的中间人，让他们先进行详细的商，然后再分别转告自己的当事人。通过这种间接交涉，当事人不必介意某些直接的要求和责难，而如若在直接交往中他们为了履行对名誉的“情义”，是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中间人也因发挥了这种重要作用而获得声望，并因其成功的斡旋而赢得社会的尊敬。因为中间人为了谈判能顺利进行往往以自己的名利做抵押，所以很多时候能成功。中间人在为求职者打探雇主意向，或向雇主转达雇员的辞职意向时，他们也是以相同的方法行事。
不仅仅是直接竞争，在其他很多领域，为了避免人们在交往中发生羞辱事件使人认为自己的名誉的“情义”受到了侵犯，日本人制定了各种礼仪来缓和，以把事情控制在最低限度。日本人认为，主人必须穿上新衣并且要按照一定的礼仪去接客人。因此任何人在访问一个农民家庭时，若发现农民穿着劳动衣服，就应稍等片刻。农民在穿上合适的衣服和安排好合适的礼仪之前也要装作不知道有人来访。甚至有时候，主人不得不在客人等待的屋子里换衣服，在没有打扮齐整之前主人也不和客人搭腔，仿佛没换好衣服客人就不在场一样。在乡村，男青年会在姑娘及其全家都已睡觉的时候去向她求爱。姑娘接受也行拒绝也可以。男青年都是用毛巾围着脸的，因此就算被拒绝，第二天也不会感到丢脸。这么做并不是怕被姑娘认出来，而是为了日后不必承认他曾被拒绝，这完全是一种鸵鸟式的做法。日本还有一条礼节要求：任何计划没有足够的把握成功就尽量别引人注意。媒人的任务之一是在订婚之前安排未来的新郎新娘见面。他们要用尽手段让这见面看似偶然，以免之后订婚失败两家或其中一家的名誉受到损害。年青男女必须分别由父母或其中的一人陪同，媒人必须担任主角，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每年一度的菊展或樱花展，或在有名的公园里，或在娱乐场所安排他们“不期而遇”。
通过以上的这种种方法，日本人避免了因失败而引起的耻辱。尽管他们非常强调洗刷污名的责任，但实际上他们这种洗刷污名的责任就是想尽办法在日常生活中少受侮辱。这一点日本和太平洋诸岛上的许多民族行成鲜明的对比，虽然在那里他们和日本一样非常看重洗刷污名。
在新几内亚和美尼西亚这些从事园艺的始民族中，部落或个人行动的主要动力是侮辱引起的无法遏制的愤。一个村子举行部落宴会必定会说，这是因为有个村子说他们这个村子太穷了，连十个人都招待不起，还吝啬得把椰子和芋头都藏起来，所以头领蠢得即使想举办宴会也办不起来。然后，受挑动的村子便大办宴会广邀宾客，并想尽办法让他们感受到主人的慷慨与好客，以此来洗刷污名。婚姻安排和¾；济往来上也是如此。当他们要打仗时，就算要立刻动武了也要先激烈的对骂一会。就算是鸡毛蒜皮的事他们也要当作必须争取的利益来对待。这样的部落因为有这样的动力而充满活力，但是他们却从不会被人称作礼仪之邦。
与此相反，日本人简直是礼仪的模范。正是这种礼仪的限制，可以使他们减少一些必须洗刷污名的理由。他们依然会把别人的侮辱转化为自己成功的动力，但是他们还是要尽量减少这种侮辱事件的发生。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或传统刺激的手段不能奏效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侮辱对人的积极作用。正是由于日本利用了这种侮辱的作用，才使他在远东取得了优势地位，并在最近十年对英美的战争政策起到推动作用。但是，西方人就日本人对侮辱的敏感性和强烈的报复心理所作的评论与其说适用于日本，还不如说适用于新几内亚那些动辄使用侮辱手段的部落，日本人在这次战败后所作出的行为令很多西方人的预言显得很离谱，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在谈到名誉的“情义”时，还有种种特殊的限制。
正文 第八章 洗刷罪名（3）
美国人不能低估日本人对受到的诽谤的敏感，无论他们认为日本是一个多么讲礼貌的民族。美国人¾；常随便评论别人，他们看来这不过游戏而已。我们很难理解日本人为何对那些随意的批评斤斤计较。日本家牧野芳雄用英文撰写并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自传，在里面他生动地描写了他对所谓“嘲笑”所作出的正宗的日本式反应。当他撰写此书时，他已在美国和欧洲居住了很久，但他对这件事情的感受仍是那样强烈，就像他依然住在故乡爱知县的农村一样。他是一个很有身份的地主的最小的儿子，他的家庭充满欢乐，而他正是在备受宠爱的条件下长大的。他的童年步入尾声时，他的母亲亡故了，随后，父亲也破产了。为偿还债务，他们卖光了全部财产，家道从此衰落。牧野有个学习英语的愿望，但他没有钱来实现。为学习英语，他寄身于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当看门人。直到十八岁时，除了乡镇周围他基本没去过其他地方，但他决心去美国。
我去拜访一个我最信任的传教士。我向他说出了自己想去美国的心愿，我希望他也许能给我提供一些有用的知识。结果令我大失所望，他大叫：“什么，就你也想去美国？”传教士的妻子也在屋子里；他们两人一同嘲笑我！在这瞬间，我觉得似乎头上的血都流到了脚底！我在地默默地站了几秒，然后连“再见”都不说就回到了自己的屋子。我对自己说，“一切到此为止。”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现在我想在此写出当时的理由。我始终认为，世界上最大的罪恶就是不真诚，而嘲笑就是最不真诚的！
我¾；常谅那些发的人，因为发是人类的本性。对我说谎的人，我一般也能谅解，因为人的本质是十分软弱的，人们在许多情况下不能坚定的面对困难，不说真话也可以理解。那些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我也能谅，因为人们很难明辨是非，难免不深陷其中。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根据情由给予谅。惟独对嘲笑，毫无谅的余地。这是因为只有故意的不真诚，才会去嘲笑一个无辜的人。请让我给这两个词作出我自己的定义。杀人犯：杀害他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灵魂与心灵的人。
灵魂与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实际上，那对传教士夫妇是想杀害我的灵魂与心灵，我心中痛苦万分，我的心在呼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第二天早晨，他整理东西，背起行囊，离开了传教士的家。
一个身无分文的乡村少年只想去美国当一名家，没想到自己这种纯真的感情却遭到了传教士的嘲笑，他感到自己被“杀害”了。他的名誉受到了玷污，他只有靠实现目的来洗刷污名。因此，在被传教士“嘲笑”以后，他只有离开那个地方，并让人看到他有去美国的能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他使用“insincerity（不诚实）”这个词来指责传教士，美国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根据美国人的理解，这个传教士的吃惊是完全“sincere（诚实）”的。显然，家是在日语的含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日本人一直认为，无意挑起争端却去嘲笑别人的人是不诚实的，那嘲笑毫无根据，因此是对不诚实的最有利的证明。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根据情由给予谅。惟独对嘲笑，毫无谅的余地。”既然不可“谅”，那唯一可行的便是报复。牧野到达了美国，于是洗刷了污名。在遭受侮辱或者失败的时候，报复是一种崇高的行为，这在日本传统中地位极高。那些以西方人为受众的日本作家常常用丰富多彩的手法描述日本人对待报复的态度。新渡户稻造是日本最富博爱思想的人之一，但他在1900年撰写的著作中曾写道：“报复可以满足我们某种正义感。我们的生活就像数学中的方程式那样严密，只有报复才能使方程式的两边保持平衡。”冈仓由三郎在一部名为《日本的生活与思想》的著作中把报复与日本一种独特的习惯做了比较，他写道：
“日本人很多所谓的心理特性，基本都是来源于对洁净的喜爱以及相应地对污秽的厌恶。请问，除此之外还能作何解释？因为我们实际上所受的教育使我们习惯于把对家族名誉和民族自豪感的侮辱看作污秽与创伤，若不通过申辩加以彻底洗刷，就不会洁净与愈合。对于日本公私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仇杀现象，不妨看作一个因为讲究洁净而形成洁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
他继续说道，这样，日本人便“过着一种纯净无暇的生活，如同盛开的樱花一样美丽而安宁。”换言之，这种“晨浴”洗去别人扔在你身上的污秽，只要还有一点污秽粘在你身上，你就不算贞洁。日本人没有这样的伦理教育：如果自己不感到受辱，就不算受辱；只有自己才会侮辱自己，别人的所作所为毫无意义。
不断地把这种“晨浴”式仇杀的理想展示在一般民众面前是日本的传统。无数的事件与英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四十七士》。这些故事被选入学校教科书，在剧院里演出，拍成电影，印成通俗出版物。它们是今天日本生气勃勃的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故事当中有许多讲的是对偶然失败的敏感。例如，有个大名叫三个家臣说出某把宝刀的制造者，他们三人各执一词，最后请来专家，结果名古屋山三是唯一猜中那把刀是村正制造的。鉴定错了的另外两人感到这是一种侮辱，开始伺机加害山三。其中一人趁山三熟睡之时用山三的刀刺向山三，但山三并未被刺死。于是，袭击山三的人此后就专事报复。最后他们终于杀死山三，维护了他们的名誉的“情义”。
还有一些故事讲到，即使是主君，他侮辱了我我也要复仇。在日本的伦理中，“情义”既意味着家臣对主君至死不渝的忠诚，同时也意味着当家臣受到主君侮辱时就对他反目成仇。在有关德川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的传说故事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德川家康的家臣中的一人听说家康曾说他“是一个要被鱼刺卡死的人”。这种说他不得好死的诽谤是忍无可忍的，这个家臣发誓至死不忘这个耻辱。当时正值德川家康刚刚定都½；户，正着手统一全国，敌对势力仍未荡平。那个家臣向敌对的诸侯表示，愿作为内应火烧½；户。这样他就可尽到“情义”，实现对德川家康的报复。西方人对日本人忠诚的议论大多触及不到根本，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情义”并非仅仅限于忠诚，特殊情况下它也要求背叛。正如他们所说的，“挨打的人会成为叛徒”，受到侮辱的人也同样如此。
日本历史故事中有两个主题：一个是犯错者对正确者进行报复；另一个是向侮辱自己的人进行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这两个主题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而且丰富多彩。但如若人们查阅一下当代的传记、小说和现实的事件就会发现，日本人虽然在古代传统中非常崇尚复仇，但在今天却与西方人一样很少为之，甚至比西方人还要少之更少。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名誉不再敏感，而意味着对失败和诽谤的反应是更多地趋向防御，而不是攻击。日本人对侮辱依然看得很重，但人们更多的选择自我解嘲而非挑起争斗。在明治以前那无法无天的时代，人们为报复而进行直接攻击的可能性较大。到了近代，相互依存的¾；济现状、法律和秩序的制约，这些都使得复仇行为必须转为秘密行动或者深藏于心。人们可以玩弄诡计报复仇敌于无形之中。比如像古代故事里那样，主人把粪便暗藏于美食之中给仇敌享用，而对方毫无察觉。但是，即使是这种秘密的攻击也已¾；很少见了，人们更多的把攻击转向自己。这时人们有两种选择：化侮辱为力量去实现“不可能”的事；或者让它吞噬自己的心灵。
正文 第八章 洗刷罪名（4）
日本人因为对失败、诽谤和排斥很敏感，因而更多的是自怨自艾而不是怨天尤人。近几十年间，日本小说反复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常常陷入极端暴和抑郁悲伤交织的困境。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有厌倦情绪。他们厌倦生活，厌倦家庭，厌倦城市，厌倦乡村。但这并不是因为理想太远而产生的苦恼，对远大的理想而言，一切努力都显得微不足道。这厌倦也不是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日本人一旦拥有远大理想，就会摆脱厌倦情绪。不管目标多么遥远，厌倦情绪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日本人特有的厌倦是过分易受创伤的民族的疾病。他们对于遭到拒绝觉得恐怖，把这种恐怖深深地埋到心底里去，从而使自己不知何去何从。日本小说中的厌倦完全是另外一种心理状态，这是与我们熟悉的俄罗斯小说中描写的厌倦是不同的，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巨大差别是俄罗斯小说中的主人公所有厌倦的基础。乔治。桑塞姆爵士曾说日本人缺乏这种现实与理想对立的感觉。他并不是以此说明日本人的厌倦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