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第1部分

正文　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1）

　　　　在美国曾竭尽全力与之战斗过的对手中，日本无疑是最为特殊的对手。我们要用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种思维方式与行动标准来面对如此特殊的一个强敌。相比于之前1905年与沙俄作战的情况，我们这次的对手同样是一个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民族，它们对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来说，都可以称之为“异类”。日本人对战争规范的无视令已¾；视其为人类习性的西方人感到愤和困惑。这就使得太平洋战争面临的问题远远超过了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的滩头登陆战或者比较棘手的后勤供应问题。我们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了解敌人的习性，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对手，以便在与他们的战斗中取得先机并获得胜利。

　　　　可想而知，这困难重重。我们回头看一下，在日本打破锁国政策的75年中，人们普遍表现出了对日本人的好奇，以至于在描写日本人的词汇中反复使用“但是、又”这一类离奇的措词，对比其他民族，日本人可以算是受到了特殊照顾。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如果在观察了日本以外的民族之后再观察日本的话，他很有可能对自己的眼睛和思想产生各种各样的怀疑，这怀疑于日本所表现出来的充斥整个日本民族的自相矛盾。比如说某个民族礼仪超群，便不会再加上“他们又目空一切，妄自尊大”这类的话；当说到某个民族行为举止刻板时，他不会再补充说“但是他们也很善于适应激进的改革”；当说到某个民族驯顺时，他不会再去说明一下“但是他们不习惯服从自上而下的控制”；当说他们忠实而又宽宏大度时，他不会再说“但是他们不可信赖，心怀叵测”；当他说他们本性勇敢时，他不会再去详细描述他们的胆怯；当他说他们的行动不顾忌他人的评判时，他不会随之又说他们确实具有强烈的内在良心；当他描绘他们的军队具有机器人一样的纪律时，他不会接着又描述那支军队里的士兵如何不服管束，甚至违抗上级；当他描写一个民族热衷于西方学问时，他不会再不厌其烦地叙述他们的强烈保守性；当一个人撰书描写一个普遍爱美的民族，描写他们如何崇拜演员和艺术家，在菊花栽培方面如何讲究艺术时，一般也不会再去写另一部书来补充说明该民族是如何崇拜武士刀、崇尚武士的最高荣誉的。

　　　　而这样一些矛盾的甚至看似荒谬的描述却真实存在于日本的典籍中，从而构成一个真实与矛盾交织的日本历史。正如日本最具象征意义的两种事物菊花与刀一样，日本就是这样，左手菊花，右手刀。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崇尚武力又爱好美好，既蛮横又文明，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支配，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这种种的矛盾都是以极端的对立来体现的，而在这极端的的对立中，却又难以置信地保持了令人莫名其妙的统一。他们非常愿意成为别人眼里的天使，但是又会在别人忽略他们的过错时投向罪恶的怀抱，化身魔鬼。他们的士兵非常守纪律，但是又桀骜不驯。

　　　　理解日本已¾；变得迫不及待，接踵而来的严峻局面使得我们必须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情况之中找到日本人的真实思想，以便达到双方意图的互相理解。比如接下来的一系列战争计划中我们将考虑的问题。日本人接下来的动作是什么？能否做到不战而屈？是否需要轰炸日本皇宫？日本战俘能否发挥更多的作用？在对日宣传中怎样做到瓦解他们的决死之心和保护美国战俘的生命？这些问题在第一流的日本通之间，也存在尖锐分歧。相应的还有和平来临之际的其他问题，日本需不需要持久的军管法来保持秩序？我们的军队用不用跟残余的死硬分子作战到底？需不需要在日本发起一场彻底的类似法国或者俄国式的革命来实现国际和平以及来领导这样的革命？是否该把日本人灭绝？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分歧极大。

　　　　1944年6月，我奉命研究日本，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竭尽所能地来说明日本是怎样的一个民族。那年初夏，我国对日本的巨大攻势初现威力，而在美国，人们却一如既往地议论对日战争也许将延续3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与此相比，更惊人的说法在日本，他们甚至认为战争将延续100年。他们说美军仅仅取得了局部的胜利，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日本本岛还有数千英里。日本的正式公报从未承认过海军的失败，日本的国民依然沉浸在自己是胜利者的幻梦中。

　　　　但是，到了6月形势开始变化。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使得过去最高统帅对欧洲战场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的做法变得没有意义，对德战争已¾；胜利在望。在太平洋方面，我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是一个预示日本最后战败的大战役，此后我军对日军开始步步紧逼。而且，从新几内亚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缅甸的阿图、塔瓜和比亚克的战斗¾；验中，我们得知，我们的对手极为可怕。

　　　　因此，在1944年6月，回答敌国日本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问题军事或者外交，也不论是由最高政策引起还是由投向日本后方的传单引起，总之，每一种见解都极其重要。在这场和日本的战争中，我们不仅仅要知道东京高层的目的和动机，日本的悠久历史，军事和¾；济的统计资料，我们更应该知道他们的政府可能得到多少国民的支持。我们必须试图去理解日本人的思想感情、习惯和这些习惯的表现“模式”。我们必须知道在这行动和看法背后所隐藏的强制力量。我们必须将自己作为美国人的一面抛开，尽可能不轻易下自以为是的结论，从而认为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他们的所作所为会与我们一样。

　　　　这是一个棘手的课题。在美国和日本还处于战争状态时，谴责对方是最容易的。但要看透敌人的思想就尤为困难了。但是，这恰恰是我必须做的。问题是，日本人该做何行动，而非我们在处于他们的境况时该做何行动。我必须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动看做是一种有利于我理解他们的“本钱”而非“债务”。我必须观察他们战争的方法，并且不能把它看作军事问题而是要看作文化问题。因为，日本人战时和和平时期一样，都是按自己的秉性行事的。那么，从他们处理战争的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哪些显示其生活和思维方式的特点呢？日本统治者煽动好战情绪的方法、安定民心的方法以及战场用兵之法——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他们自以为可以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要看清日本人怎样在战争中暴露自己，就要寻踪于战争中的种种细节。

　　　　但是，美日交战这一事实对我极为不利。这表明我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我无法到日本去，无法生活在日本人家里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好让我亲眼区别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我无法观察他们在做出某一决定时的复杂过程；我也无法看到他们抚养孩子的过程。约翰。恩布里的《须惠村》是一位人类学家对一个日本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的成果，非常有价值。但是，1944年我们已¾；面临的有关日本的许多问题在写那部研究著作时还没有成其为问题。

　　　　虽然有上述这些巨大的困难，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自信具备着某些可资利用的研究方法和必备条件。至少我可以利用人类学家非常重视的研究方法，即同被研究对象进行当面接触。我们国家有很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所以我完全可以在向他们询问那些他们所¾；历的具体事实时，从中发现他们如何对这些事实进行判断，进而用他们的描述来填补我们知识中的许多空白。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认为这是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或缺的。另外一些研究日本问题的社会科学家利用图书馆，分析过去的事件或统计、追踪日本书面和口头宣传中的变化。我相信他们所寻找的答案有许多是植根于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之中的。因此，同那些真正生活在日本文化中的人一起来探讨日本文化，我们就能更加完美地发现这些答案。

　　　　当然我并非拒绝阅读，也不是说我未曾受惠于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相反我从大量论述日本人的文献中和曾¾；在日本生活过的许多优秀西方观察家那里得到很多有利的条件，这是其他前往亚马逊河发源地和新几内亚高地研究没有文字的部落的人类学家求之不得的，那种没有文字的部落是不会在纸上留下自己的生存的印记的，西方人不过是一鳞半爪的十分肤浅的评论，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进行实地考查的研究者必须在没有前辈学者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去发现他们的¾；济生活的活动方式，去发现他们的社会划分为哪些阶层、他们宗教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是什么。研究日本，我可以继承前辈成就，可以在研究文物的文献中找到包含着对生活细节的描写，可以借鉴欧美的人们记下的他们生动的¾；历。日本人自己也写下了非常令人惊讶的自我剖析的文字。相对于其他东方人，日本人有强烈的不可控制的情感，会淋漓尽致地刻自己。他们大到写自己进行世界性扩张的计划，小到写自己的日常生活琐事。他们坦率的程度实在令人惊叹。当然他们对自己的描写并不是全面而完整的，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日本人在描述日本时，往往会忽视掉真正重要的东西，他对这些东西熟悉到了就好像对他所呼吸的空气一样，以至于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美国人写美国时恐怕也会如此。尽管如此，应该说日本人还是喜欢剖析自己的。

正文　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2）

　　　　我阅读这类文献时，就像达尔文所说的他在最后完成物种起源理论时所做的那样，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上。为了弄懂国会演说中那些犬牙交错的意见，事先我该做何了解？对于似乎是微不足道的行动他们是那样大加指责，却心平气和地默认看似罪大恶极的行为。隐藏在这种态度背后的究竟是什么呢？阅读文献时我不断地向自己提出问题，“这幅毛病何在？”“我该为了理解这幅而掌握什么呢？”

　　　　我也去看那些在日本创作与拍摄的电影，无论是宣传性的、历史性的、抑或描写东京和农村当代生活的，我都去看。后来，我还同那些在日本看过其中某些电影的日本人一起重看了这些电影，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些日本人对电影中的男女英雄人物和坏人完全是按日本人固有的眼光来看的，同我对这些人物的看法完全不同。很明显，当我因为看不懂情节而茫然无措时，他们却没有这种感觉；当我对电影的情节和动机感到匪夷所思时，他们却能从整部电影的结构来加以理解。这就好像看小说，看到的是同样的字，我们之间的体会却很不一样。某些日本人马上会为日本人的习惯辩护，另一些人则憎恨日本的每一件事。我很难讲清楚我从哪一部分人那儿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在这幅亲切生动的面中，他们告诉了你在日本人们是如何安排他们的生活的，不管他们是欣然接受，还是深恶痛绝。

　　　　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如果只是直接到他所研究的文化的人民中间去收集材料，实地观察，那么实际上他做的那些事情是与在日本生活过的杰出的西方观察家所做过的事情是雷同的。如果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的作为仅此而已，那他就不能指望对已有的有价值的研究再添建树，在日本居留的外国人已对日本人作过这种研究。但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由于其所受的训练而具有某种能力，使他感到能在这学者和观察家济济一堂的研究领域里作出自己的贡献是非常有价值的。

　　　　从人类学家知道的亚洲和太平洋的许多文化中不难发现，日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习惯有许多甚至是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始部落很相似的。某些与马来西亚的相似，某些与新几内亚的相似，有的与波利尼西亚的类似。探究这些类似之处是否反映了古代的人口迁移和交往，那倒不失为一件趣事，知道这些文化上的类似性对我来说是颇有价值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在他们之间或许有着历史渊源的故。恰恰相反，从我所发现的异同之处找到理解日本人生活的线索，正是因为我晓得这些风俗习惯是怎样在这些比较单纯的文化中发挥作用的缘故。我也知道某些有关亚洲大陆上的泰国、缅甸和中国的情况，因而我能够把日本和其他一些同属于一种伟大文化传统的国家进行比较。人类学家在对始人类的研究中曾反复证明这种文化比较的巨大价值。一个部落与其相邻的部落在正式的习俗方面也许会有90％的相似之处，但它可能已把这些习俗改造过了，以适应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它也许不得不放弃一些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不管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多么微不足道，却使该部落未来的发展进程转向一个独特的方向。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最有益的事莫过于研究就整体来说有着许多共同特征的诸民族之间他所发现的一些个体差异。

　　　　人类学家使自己习惯于其自身的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的同时，还必须使自己的研究方法精益求精，以适用于这种特殊的问题。人类学家从¾；验中知道，处于不同文化之中的人所遇到的事态以及不同的部落和民族理解与处置这些事态的方式都是极其不同的。在某个北极村落或热带沙漠里，人类学家所遇到的那种血缘责任或¾；济交换的部落体制，是无论怎样大胆的想像也想像不出来的。所以，仅仅要调查血缘关系或交换关系的详情是不够的，必须还要调查这种结构在部落的行为中产生的后果是什么，部落的每一代人是怎样从孩提时代起就像其祖先那样养成继承传统制度的习惯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差异及其制约性和后果的这种职业性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