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２年搞甄别平反时，海默给摘掉“漏网右派”的帽子，恢复了党籍。１９６４年又发表了作品，有了稿费后，立即把这５００元钱还给了母亲。
母亲很感动，在重病中给海默写了一封信：
海默同志：
来信及款都收到了，因我正生病住在医院里，回信迟了，你不会见怪吧？你有病，经济也有困难，看到汇来这多钱，很感激，也很不安。以后，情况好转，我们还该互相支援的。
我是因胆囊病，大年初一住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的。来后，心脏病又犯了。长年害病，实在痛苦得很。你这个“壮士”怎么也闹得浑身是病呢？可要乘早治好，不要不在意，不然年纪大了，根治病更困难。你还常到北京来么？来时找我来谈谈吧？你结婚了也不告我，爱人叫什么名字？代问她好。
握手
杨沫
３．１５
“文革”开始后，海默成了北影厂的斗争目标。他硬骨铮铮，令人拍案叫绝。李少春的儿子李洪生说：海默真是条汉子！我打他一拳，他敢给我捶了回来。
批斗他时，一位女士喊：大流氓、反动作家海默低头！他当众回嘴道：我是反动作家，可我不是国民党的小老婆。把这位女士气得脸发青，跳上台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红卫兵抄他家时，他还站在家门口试图阻挡。据邻居田壮壮回忆：那海默特横，拿着老粗的火通条，向来抄家的红卫兵嚷：你们不许进我家！我这些书有很多孤本，绝版，都是国家财产——他家有２４个书柜藏书。
海默疾恶如仇，曾流着泪，向冯牧痛斥过江青，并表示：让这个女人夺了权，会把我们党带到哪里去！反正我铁了心了，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给他们低头（见《耕耘文集》第４０５页）。最后，海默果真被活活打死。死了７年之后，１９７５年７月文化部核心组还以“恶毒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由，将海默正式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人们说：海默若不跟造反派硬闹，不至于被打死。对比海默，母亲的斗争性就差多了。她不敢像海默那样以明显抗拒的态度，对待造反派。在高压面前，她唯唯诺诺，驯服听话。她出身不好，骨头先天就缺乏钙质。可就这样，她也始终没有说过海默一句坏话。所以，海默的前妻张青予晚年跟女儿聊天时说：原来剧本创作所的那些女作家都跟你爸关系挺好。但你爸倒霉后，那些女作家都整你爸，惟独杨沫不整。
除了海默，母亲与关露、王莹以及柳溪等人的关系也都很好。尽管这些人后来都给扣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私下场合，母亲从不避讳与这些人来往，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了这些人一些帮助。
自从柳溪成了右派，被发配到农村劳改后，丈夫与她离了婚，什么东西也没给她，经济上非常困难。很多过去的熟人都不敢再和她来往。有一年，柳溪穷得连过冬的衣服都没有，绝望之中，托人向母亲求救。妈妈就把自己的一些旧衣服偷偷送给了她，东西虽不多，却也表达了母亲的一点心意。她本质上不是那种斗争性很盛，朋友一出事就翻脸不认人的革命左派。所以，柳溪才敢伸手向她求助。
母亲对关露也一直很尊重。在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４日的日记中，她说：
今天我的心里忽然感到很快活。上午开会传达“十一”的事情。开会后同关露一同到西单商场买了狐皮大衣筒子。我很佩服关露，被公安局错押了两年，出来后，精神仍然是那么活跃，没有对党不满的任何怨言、姿态。这才是个真正的革命者。
而关露确实有骨气。她自己身受那么大的冤枉，背着“汉奸”、“日本特务”的帽子，却还敢仗义执言，替母亲鸣不平。母亲在日记中对此有记录：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９日北京
……今天开完会出来和关露同路。关露说：“听林蓝说，别人去年都提了级，而却没有给你提。他们都不平。这不是根据德才资取人，而是单纯根据‘才’。”她还打算在明天的会上提出来。我赶忙说：“因为我没有写出剧本，所以并没有意见。你可不要提。”她说，“这与你无关，这是我们的意见。”
１１月２３日星期六
在这个会上关露替我鸣不平。说我思想作风如何好，如果评级以“德”为第一标准，那么我该升级。而岳×不该升两级，因他的思想作风有许多毛病云云。我听了这些话，心情是很复杂的。升级与否，我不愿计较这些。……我没有写出剧本，如果真的升级，也许并不好。可是一听关露说出许多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好同志，接近群众，谦虚，因而为我鸣不平这些话语，我又很高兴。大概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之故吧？
关露这么说，自然与领导的意见相左，要得罪人的。她却毫不在乎，显示出她刚正不阿的性格。与她相比，母亲就缺乏这样的斗争性。对领导惟命是从，即使有意见也不敢提。后来，母亲在香山租了房子，常与关露来往。有时还带我去看关露。我记得，关露的鼻子总是红红的，有点像酒糟鼻，烫发，身材瘦小娇弱。即使关露名声很臭，母亲还是与她的关系不错。母亲在香山的房子，最初就是关露四处奔走，帮母亲找来的。
还记得母亲带我头一次去见关露的情景。临走前，她睁大眼，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关露是个大特务，那神情像是在谈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危险人物。我很不明白，她既然是个大特务，母亲为什么还要去看她呢？母亲这么干不是两面派吗？
有时母亲甚至头顶烈日，步行到她的住处。跟她聊家常，嘘寒问暖，聊各种事，没完没了，有时还送给她些城里带来的小东西。我心中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疑问，母亲为什么对一个“大特务”这么亲热呢？为什么对一个“大汉奸”还嘘寒问暖呢？我那时也就十来岁，很不理解母亲。感到母亲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关露独居香山一农民小院，树木丛生。１９５５年肃反运动中，受潘汉年冤案的牵连被捕入狱两年，释放出来后，也从没有正式给她平反，恢复名誉，群众威信很低，没人敢沾。其实她是受地下党领导廖承志的派遣才去当“汉奸特务”。
母亲就以这样的“口是心非”，委婉地给悲苦寂寞的关露，送去一缕温暖。“文化大革命”中，１９６７年关露再次被捕，一关就是８年。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２０日，母亲在日记中说：
被关了几年的关露前些时候放出来了。她仍然住到原来的房子里……自己生活很节省，几乎把钱都用在修房上。……关露是一个很好的同志。３０年前，党派她做过日本人的情报工作，很有成绩。据说，她曾见过日本天皇。后来，在上海她的面目将要暴露时，党送她到了新四军中。在新四军中，她就因“汉奸”嫌疑被审查过。１９５５年“肃反”时又被抓起来审查（也因她是被潘汉年发展入党的）。“文革”后再被审查。可是，每次放出来后，她都是高高兴兴的，从没有一句不满的牢骚话。这次，她告诉我，她关在秦城监狱中，里面生活不错，有抽水马桶，有图书馆，有时还可以散步……听她叙说，我心里很难过。前些年，我、王莹、关露三个人都住在香山，经常你来我往，互相看望。听说，“文革”中王莹被捕后已死于狱中，关露虽然出来了，可是，她又在弄房子……我写作忙，没有时间常去看望她，但想起她来，总有一种不大舒畅的感觉。她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比起她来，我幸运多了。……关露总是在造房、造房。造好了，将给谁住啊？她忘了她已是将７０岁的人了。
关露年轻时结过婚，短暂地维持了３年后离异，终生未再嫁。晚年凄苦，病弱缠身，平反后９个月，用安眠药结束了苦难的一生。
母亲对倒霉挨整的名人不张狂，对普普通通的人也不张狂。作家舒丽珍含着泪说，１９７３年因为档案不到位，她好长时间没有工资，生活非常困难，冬天连取暖煤都没钱买。那时她还默默无闻，没人注意。在一个大雪飞扬的日子，杨沫同志全身披着雪花，来到她家，给她送去了１００元钱，鼓励她不要灰心，把作品写出来。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北京９２中学老师找她，想请她跟同学们讲讲读书方面的体会，因该校发现一些同学喜欢读淫秽书籍。本来第二天她要住院，听了老师的想法和安排后，母亲马上打电话通知医院，推迟两天住院。次日她就克服着腿疼，一瘸一拐地与该校中学生们见面座谈，让该校师生甚为感动。
一个中学最高也就算个处级吧，母亲没有怠慢，也不敢怠慢。多年的思想改造，已把母亲这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改造得相当成功。她时时处处都知道自己骨子里有剥削阶级烙印，对人不得骄狂，不得摆谱，不得拿架子，翘尾巴。
母亲除了斗争性不强外，还比较虚荣，这给她惹了祸，比如当年为面子好看，多填了一个入党介绍人。可又因为虚荣，很在乎自己的形象，《青春之歌》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她没有得意忘形，一直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即使是表扬她，表扬过头了，她也不默认，怕人家说三道四。
１９６０年，《青春之歌》俄文译本中关于母亲有这样的介绍：
杨沫，中国著名女作家，共产党员。１９１５年生于北京，中学毕业后，她曾担任过一个时期的家庭教师，后在小学校任教员。１９３１年日本侵占中国，杨沫参加了反抗外国侵略、解放祖国的战士队伍。她领导了中国北部的一些妇女游击队组织。中国革命胜利之前，她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
母亲说这篇文章错误很多。
１。自己是１９１４年生的；
２。自己没有中学毕业；
３。自己是１９３７年参加抗战，不是１９３１年；
４。自己并没有领导中国的游击队组织，而只是一个普通工作者。
换了一般人，对这些错误可能也就默认了。因为文章不是自己写的，即使有错，也是翻译翻的，责任在翻译。况且也算不上什么严重错误，中国人能有几个懂俄文，看到这篇文章呢？但母亲却很较真。她特地写信到中国作协外委会，把苏联翻译的这些不符合事实的说法一一提出来，请示作协外委会怎么办？她重申：第一，我不是１９３１年参加革命，应为１９３６年。第二，我在这段期间从没有当过什么游击队长，只是一个普通的妇救会干部，宣传干事，报社编辑。
以后当有人采访她，准备写她时，她总要提起俄文译本这件事，告诫记者或作者，写我可以，但要实事求是，不要拔高。
１９６２年９月左右，《人民中国》和《中国文学》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采访了一些母亲的生活起居情况，折腾了半天，挺麻烦的。某天吃午饭时，母亲不自觉地把这次采访与同桌的同志谈了，他们开玩笑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母亲也哈哈大笑。但后来母亲狠狠责备自己：什么话也存不住。给人说这些干什么？这不是有意在炫耀自己吗？告诫自己从今以后，不能向一些不太熟的同志谈自己这些个人的事（见１９６２年９月１６日日记）。
她讨厌自吹自擂。经过长年的思想改造，不敢争位次，不敢盛气凌人。比如让她当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访问巴基斯坦时，她多次向中国作协表示自己当团长不合适。后来作协说已经通知了巴基斯坦方面，不好再改了，她才只好接受。到了巴基斯坦后，副团长曲波同志出于关心她，常常代表她，以团长身份处理问题，出头露面。母亲也从没计较。她心想，正好，省得我费神呢。
由于她不争官，不嫉妒新人，比较谦虚，与同志们的关系融洽，上上下下的同志都能接受她，她才能在１９８９年１月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
母亲也不爱透露哪个大人物，知名人士对她好，接见了她。早在５０年代初毛主席就曾与她握手，她却从没有对我们孩子讲过。在一个普通人的心里，能与全国最高领袖毛主席握手，是多么光彩，多么值得炫耀呀！很少有人能保持住沉默。母亲却不曾对家人说过。我只是在她的日记中才知道她受过毛主席的接见。
“文革”前她住在颐和园期间，李立三同志多次看望她，与她聊天。１９８２年１月，她去海南岛访问，萧克同志曾到她的住处探望，这些她全都没告诉过家人。
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５日美国知名人士陈香梅给她来信，表示很后悔没有与她在美国相见，我是在整理母亲信件时才发现陈香梅的信，母亲自己从没提过。
台湾作家江南是她相当要好的朋友，后为国民党特务暗杀。有那么一段时间，江南成为新闻人物，港澳台及国内各地的大报、小报连篇累牍介绍他。母亲却沉默着。也是她去世后，我才发现江南给她写了那么多的信。
越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往往对自己的要求越严格，越夹着尾巴做人。母亲很在乎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１９３６年冬刚出生的徐然患了重病，父母没有钱，就向房东柱子妈借了３０元钱给徐然看病。一年后发生了七七事变，父母随即离开北京，参加了抗日战争，直到１９４９年再进北京，已是１３年之后。母亲几经寻觅，终于找到了柱子妈，归还了这笔欠款。又过了很多年，徐然长大成人后，一次母亲提起这件事时，悄悄问姐姐：“我只给了柱子妈３０块钱，是不是少了点儿？可是借了人家十来年呀！”徐然姐姐感慨：柱子妈恐怕早就死了，妈妈把债还了这么些年之后，心里还念叨着这件事！
……
中国的风气不好，盛行吹捧。嘴巴甜的人容易升官，容易吃得开。比如，明明默默无闻，谁也不知道，却非要在前面加上一个“著名”二字，什么著名科学家，著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