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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满意国民党，对共产党也敬而远之。他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对母亲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他只要求母亲给他做饭，操持家务，陪他睡觉，生儿育女，老老实实过日子。但母亲不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她渴望动荡，渴望着干出一番事业，渴望改变自己的平庸命运。她有激情，爱幻想，看了革命的书就想参加革命，正如儿时看了武侠小说就想当侠客一样。
她越来越感到跟张中行过日子庸庸碌碌，没有色彩。张虽也是个青年人，却少激情，安于现状，循规蹈矩，一门心思读书和过小日子，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随着整天围着锅台转，为柴米油盐等琐事费心，母亲情绪不好，两个人的摩擦增多，不断吵架。母亲在一份材料中说：
张仲衡（张中行）在我和他一起生活的５年中（１９３２—１９３６），并没有参加国民党或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当时，他是个不问政治，一心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１９３３年后，我思想开始倾向革命。因为我们思想有了分歧，我们不断吵架，１９３６年终于和他脱离了关系。
许晴自认识母亲后，也很关心母亲。他那时在西单一家书店当经理。１９３３年春天，曾介绍母亲到这家书店当店员。许晴以这个书店为掩护，偷偷销售进步书籍。母亲一度很高兴。但不久许晴被捕，母亲在书店无法待下去，又失业了。
许晴的被捕是因为白杨引起的。一天白杨突然对母亲说，自己刚被捕过，在北平市公安局给拘留了一晚上。
因为年龄小，又给放了。抓她的原因是有人给了她一本《北方红旗》（大概是当时中共河北省委的刊物），她放在皮包里去一个朋友家串门。可能是上厕所时，她把皮包放在桌上，被也来这家串门的便衣特务偷看。晚上，她刚从那家出来就被捕了。在路上，她暗暗把刊物扔了，却让特务发现。这刊物是宋之的、刘莉影给白杨看的。
特务审问：反动刊物是从哪里弄来的？
白杨谎称：是从后台捡的。
特务质问：为什么偷偷把它扔掉？
白杨说：因为抓我时很害怕，才将刊物扔掉。
特务看她年岁小，很清纯，挺可爱的，就放了她。
白杨对母亲讲过上面的情况之后，有一天，陆万美忽然找到母亲说：“你要小心，白杨带人抓人了。”但具体情况如何，陆万美没对母亲说，只警告母亲要小心。母亲很是担心，遇见妹妹后，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杨说她被释放之后，有一自称是记者的去访问她，她并不知道这家伙是特务，相信了他。一天，这个记者跟她一起上街，迎面遇见一个在苞莉苞剧团演戏的人，白杨就与他打了招呼。身边的记者问这人是干什么的？白杨说是剧团的，那记者上去就把那个人抓走了。白杨这才发现所谓的记者是个特务。白杨向姐姐解释说，她不是有意带特务捉人。这时白杨也就１３岁，还是个孩子。
为此，母亲后来向陆万美做了解释，澄清了所谓“白杨带特务抓人”的传言。
白杨被释放后，有个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的特务顾宝安喜欢上了她，开始频频向她讨好，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最后向她求婚。据白杨自己说，是顾宝安在审讯时，看上她的，所以很快把她放了。可白杨不喜欢他，却又怕他，就想出各种理由推拖。有一次就推到了大姐身上，她叫顾宝安来问大姐，看看大姐的意见如何。约在１９３３年秋，顾宝安忽然来找母亲，见面就说，他深深爱上了白杨，想向白杨求婚。但白杨说她年纪小，叫他来问大姐。
母亲回答说：“婚姻大事，非同小可。你还是问她吧，由她自己做主。”
顾宝安在白杨的挎包里发现过许晴的照片，知道白杨和许晴的关系密切，以为白杨不答应他，是许晴从中作梗，即把许逮捕。
许晴的母亲是寡妇，只有许晴这么一个独生子。儿子被捕后，她非常痛苦焦急。听说儿子被捕的原因是顾宝安追求白杨所致，就找到了母亲，泪流不止，哭着再三请求母亲带她去找顾宝安，恳求顾放了她儿子。
母亲没有拒绝，她陪许晴的母亲一同到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去找了一次顾宝安。许母对顾说：“许晴不是共产党员，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生活很苦，求您尽快把许晴放出来吧。”母亲也说，抓许晴没有道理。顾宝安不敢得罪母亲，就敷衍道：“行，我可以帮忙。但你要在白杨面前美言我几句。”顾虽然表面答应，事后依旧判了许晴３年徒刑，说他贩卖违禁书籍，又死不认错。
为了摆脱掉这个特务的纠缠，１９３５年白杨南下演戏，委托母亲探望许晴。母亲出于对许晴母子二人的同情，出于对共产党的向往，以妹妹的身份陪许母多次到功德林监狱探望许晴，并设法给他带去革命书籍等。
母亲私下猜测许晴是个共产党员。
许晴为写东西，请求母亲带些铅笔。母亲不知怎么带进来。因为所有东西都要检查。许晴的狱友，地下党员郑依平说：这好办，你蒸一锅馒头送进来。和面时，把铅笔放在面里。
母亲激动地开始干了。她和了一大团面，把铅笔放在里头，再做成馒头。不巧被张中行发现，指责她：两个人吃，用得着和这么大一堆面吗？母亲正沉浸在兴奋和喜悦之中，没有搭理他。你做这么多馒头干什么？母亲说：给许晴送去。张中行说：小心点。他是个赤色分子，别把你也给抓进去。母亲说：没关系。
张中行看着母亲的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非常不快。
……
据母亲说，有关这一段她探望许晴的情况，原哈尔滨市委书记郑依平可以证明。郑曾和许同住一间牢房。他出狱后，许晴还托他给母亲送过一封信。这样，一直到１９３６年秋，许晴出狱为止，母亲一直定期陪同许母看望许晴。
５０年之后，当建湖县党史办编印《华中鲁艺殉难烈士纪念册》时，母亲工工整整地写了以下这篇文章，来缅怀许晴烈士。
献给老战友许晴
不是烟，这是火，它照耀着许晴光辉的一生，也有斑驳的亮点洒在我的身上。
约在１９３３年秋，许晴在北平被捕了，被捕前，他曾介绍我到他担任经理，偷卖进步书籍的卿云书店做店员，我们成了朋友。他被捕后，他的寡母只有他一个儿子，非常痛苦，找到我。从此我成了许晴的妹妹，从１９３４年初到１９３６年冬，我常伴随许母到北平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去探望许晴。他穿着和尚式的囚服，剃了光头，但端正的脸上没有愁颜，只有微笑。透过监狱粗大的铁栏，透过许晴坚毅、微笑的脸，我默默地接受着党的教育，感受着党的温暖。
因为狱中同志没有书读，没有纸笔。许晴叫我找到进步书籍，然后包好书皮，在上面写上《江湖奇侠传》、《小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书名拿给他，他还叫我蒸一大锅馒头，在其中一两个里面放入些铅笔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我不断做着这些事，就这样，我们结下了患难与共的战斗友谊。
１９３６年冬，他出狱了。我们仍有来往，不久他去了上海。１９３７年７月底，我也去了上海，又常见到他，他依然干着革命工作。８·１３抗战爆发后，我回到了华北，他当时似乎还留在上海做救亡工作。但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没有见面。我再也得不到他的消息（因为我在八路军，他在新四军）。
全国解放后，他的儿子许雷找到我，告诉我他的父亲已在新四军的一次战斗突围中牺牲了。
我深深叹息——他，许晴，多么好的才华，多么睿慧的才智，是党和人民的损失！
我捧着他的照片，仿佛又回到了３０年代，我又看见了那穿着囚服，那年轻微笑的脸。
杨沫
于１９８６年７月７日病中
据《华中鲁艺殉难烈士纪念册》记载：
１９４１年７月日伪军集中１７０００余人，分数路向新四军军部驻地盐城合击。华中鲁艺进行转移。７月２４日部分师生在建湖县北秦庄遭遇日军偷袭，在突围中，丘东平？穴陈毅的秘书，鲁艺的实际领导？雪、许晴（戏剧系主任）等３０多位同志牺牲。
１９４３年７月７日，陈毅为《新四军抗战殉国先烈纪念册》写的前言中，对丘东平、许晴等烈士作了高度评价。
我从小就能感受到母亲非常怀念许晴。当他的儿子许雷来访时，母亲不管多忙，多累，总要放下手中干的事情，亲自接待，娓娓交谈。
母亲身体不好，找她的人又多，对很多陌生人，她常常让阿姨推说自己不在家，把他们拒之门外。那时候，许雷在电影学院上学，他如果要来了，母亲无论身体多不好，总是随来随见，嘘寒问暖，当成贵客。临走时，还要亲自给他送到门口。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父母有令，任何人来家吃饭，都要交粮票，否则不给饭吃。但对许雷，母亲却实行特别优待，可以不要粮票。每次他来，还总设法弄点好吃的招待。苹果、橘子、香蕉等这些水果，母亲很少给我们孩子吃，许雷来了，却都能吃到。母亲的日记中还记载曾给过他钱。
有一次当许雷走后，母亲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他是一位烈士子弟。他爸爸是一位烈士，宁肯坐牢也不写悔过书。在敌人的监狱里很英勇，谈笑风生。
多少年过去，母亲总把许晴的相片保存在相册里。直到晚年，还重印了很多很多许晴的照片，并小心地保存着许晴的坟墓相片和华中鲁艺烈士纪念碑的相片。可以说，许晴对母亲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从网上查到，新四军团以上干部阵亡名单中果然有许晴，简历如下：
许晴（１９１１—１９４１），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江苏扬州，中共党员，华中鲁迅艺术学院分院戏剧系主任。１９４１年７月２４日凌晨，在掩护鲁艺师生第二队突围时牺牲于建湖县北秦庄。
解放后，在建湖县北秦庄建立了纪念碑。这是全国惟一的抗战文艺工作者烈士纪念碑，上有张爱萍将军题词：“华中鲁艺抗日殉难烈士永垂不朽！”
二
母亲在日记中经常批判自己的斗争性不强。
我感到，这是因为母亲的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没有彻底肃清，所以不那么左。对所谓的“堕落变质分子”、“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也不那么横眉怒目，落井下石。
她确实斗争性不强，温情主义严重。１９５５年搞肃反时，她作为文化部外调组组长，去上海、南京外调了半年多。白天外面跑，晚上写材料。虽然日夜苦干，费了不少力气，却没搞出几个“胡风分子”。当时创作所的党支部书记李英敏同志还曾在大会上表扬过她。不过单位调级时，却借口她没写出剧本，惟独没给她调。事隔多年之后，母亲谈起这件事仍耿耿于怀。她说被外调的人，有些是定不下来的边缘人物，若要稍稍带点倾向性的话，就会增加不少“胡风分子”。可自己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没为了立功，有成果就多揪出几个反革命。结果虽给被调对象查清了问题，还其清白，自己却一点没得到好报。
如果她的斗争性强一点，１９５６年哪至于惟独不给她调级呢？因为母亲与关露、王莹关系良好，５０年代有关部门的一个干部曾找到母亲，请母亲监视她俩，定期汇报。被母亲一口回绝。那时候，组织交给你这个任务是对你的信任和器重，个人会有好处。母亲的态度让这名青年干部十分惊讶，随之是钦佩，以后他成为了母亲的忘年交。母亲对自己的老朋友挨整总抹不开面子，不那么划清界限，反目成仇。
１９４２年母亲和海默曾在华北联大同过半年学。解放后母亲调到剧本创作所又与海默相遇，两个人的来往就比较多了。１９５３年母亲曾请海默看过《青春之歌》的初稿。他看后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并热情鼓励了母亲一番。母亲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青春之歌》出版后，是海默最先告诉母亲：周扬同志肯定了《青春之歌》，为母亲的胜利由衷地高兴。后来《青春之歌》大获全胜，母亲红极一时，而海默却倒了霉，他个性刚直，竟敢跟北影厂厂长韦明、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克寒等人顶撞争辩。因为说过徐水县搞虚夸等等，１９６０年被冠以“漏网右派”，开除党籍，撤销编剧职务、工资降三级、下去监督劳动。他执笔改编的电影剧本《红旗谱》、《粮食》等影片开头也全抹去了他的名字。但是，母亲没有因为海默遭到批判，就歧视海默，与海默断绝来往。她依旧把海默当成朋友，期望他能时来运转。那时母亲还在北影厂当编剧，因生病休养，得以躲过了单位里的人人表态批判。她在家里提到海默时，充满同情，从没说过海默什么不好。
１９６０年左右，海默下放到北京郊区牛栏山公社劳改，不久即患半身麻木，卧床不起。北影厂视他为敌，年节补助的副食不给他。他请求跟领导谈话，也不理睬。有时他病在床上三天不下地，吃不上饭，也没人管。在朝鲜负的腰伤，使他直不起腰。为看病四处借钱。在某导演处只借到２０元，气愤之余，借着酒醉，他把这导演家养的名贵花盆全给砸了。百般无奈下，他来信向母亲借５００元。母亲二话没说，立即把钱借给了他——要知道别人向母亲借钱时，她一般都哭穷，能不借就不借，能少借就少借。一下子借出去５００元，极其罕见。
１９６２年搞甄别平反时，海默给摘掉“漏网右派”的帽子，恢复了党籍。１９６４年又发表了作品，有了稿费后，立即把这５００元钱还给了母亲。
母亲很感动，在重病中给海默写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