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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谁？”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断了她的发言，这显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凭着她的声音就毋庸再问。
“我是林昭！那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当然是右派。当年北大８０００骄子，竟有１５００人中计罹难。那一支被逮捕、被开除、被远放、被驱走的不幸大军啊，浪迹天涯，背亲离戚，在荒原绝域、饥寒劳苦中熬尽了青春岁月，有的历尽折磨摧残英年而逝，有的苟活幸存也憔悴若痴，且年及衰颓、孑然孤苦，苍天不助！
她的妹妹彭令范回忆：“姐姐在北京劳教了两年多，因支气管炎，经常咯血，母亲去北京把她接回上海养病。母亲常为此后悔，说如果让姐姐留在北京或许不会出事，我却认为像姐姐的个性，任何地方都一样，她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
林昭回上海不久，认为对彭德怀的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量人民死亡，深感到政治上有严重的错误。对南斯拉夫被称之为修正主义，认为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些观点，写成信件寄去北京有关方面。
她又遭逮捕。……恰好这时她父亲闯了进来，他立即变了脸色，口中喃喃地说，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不到一个月，他父亲自杀身亡。
林昭被判２０年徒刑。
１９６２年，林昭因病保外就医。母亲和妹妹接她出来，但她死活不肯，抱着桌子腿，说：“我出去仍要抓我进来的，何必多此一举。”
诚如林昭所说，年底她再度入监，囚于上海提篮桥监狱。这回再没有出来。而在狱中的非人遭遇，人的良心还在，谁都为之哭泣！
请看张元勋探监记载：
……稍待，脚步声自外室响起：进来的是三位衣着警服的男子，段副狱长介绍：他们是狱内的“管教干部”，其中一位是直管林昭的“队长”，语罢告辞而去。他们列坐在我的两侧。稍待，又闻脚步声：进来的是几位便装年轻女郎，她们登上“讲坛”，在那“柜台”后面的长连椅上并肩坐定，一齐望着我。她们的任务是什么，我怀疑是翻译或录音员。稍待，又闻脚步声：一列佩手枪的武装部队鱼贯而入，大约有二十人左右，列坐在那一排排的长连椅上，都极严肃，昂首挺胸，一齐望着我，可谓睽睽相觑！于是，这一间空荡荡的接见室顿时“人满为患”起来，气氛也一下子紧张起来。看起来，这真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接见”！确如段副狱长所说“这是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的举措”！
终于又闻脚步声自外室响起！我的神经突然紧张，一下子达到了极致：我意识到与我们阔别九载、历尽苦难的林昭即将出现在我的面前！
林昭终于走进接见室！她的脸色失血般地苍白与瘦削，窄窄的鼻梁及两侧的双颊上的那稀稀的、淡淡的几点雀斑使我忆起她那花迎朝日般的当年！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看来有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襻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这个字，向着青天，可谓“冤气冲天”！
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我无法猜测此时此刻他们都想了些什么。是不是都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还是想到人世间有大悲怆、大无畏、大欢喜、大冤枉！整个室内无论是带枪的武士还是不带枪的狱警，以及那便装俊美的女郎，都被这一笑的嫣然而惊诧着、困惑着，甚至是震撼着。后来，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笑，这实在是她这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展现的迷人的、永恒的美丽与春色！使我又依稀地看到那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以及飞飘着的白绢蝴蝶结的昔日风采！
可笑大敌当前。一边是决不苟活“悔过”的现代窦娥！
张元勋记下林昭“遗嘱”：
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
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９日，“不自由，毋宁死”的林昭果然被枪毙！谁也想不到的是，公安人员还要到林昭家里收取５分钱的子弹费！
如此惨绝人寰的事，世人想不到，对祖国充满热爱的、想像力丰富的诗人林昭，她自己能想得到吗！
她的妹妹实录当时情形：
１９６８年５月１日，我从乡下回沪休假。下午二时左右，我听到有人在楼下叫母亲的名字，我就开门出去，上来一位公安人员，他问是林昭家属吗？收５分钱子弹费。母亲问什么？我非常冷静地从抽屉里拿出５分钱给他。当母亲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后，立即晕厥过去。
林昭的母亲，不久冻死在雪地里，这是后话。
１９８０年，林昭第一次平反纪念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当时不论规格，类似自发。林斤澜凭“苏南新专”学生会主席身份，主持会议。林昭的舅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许觉民，作为家属代表参加。那天，他分发了林昭诗集。——诗人邵燕祥介绍过她的诗，标题叫《血泊中的玫瑰花》。因为林昭狱中诗有这样的句子：“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后来北大也多次纪念她，钱理群和余杰都写下热血文章，那是后话。
大约７０年代后期，林斤澜走到无锡，由高晓声带路去惠山，去寻找“苏南新专”旧址。５年后，林斤澜只身走到无锡，又一个人到了惠山。他“想去看看一个新坟，当年的才女，后来错划、错捕、错杀，新近平反安葬的林昭之墓。没有找到。”
林斤澜说：“也曾商量营墓于无锡惠山，后来选定她的生身之地苏州灵岩山。两地都是天堂风光，都是适宜的，绝不会煞风景，倒有可能成为旅游的名堂也说不定，但那是以后的事……”
墓是衣冠墓。家属被告知的，就是拿出５分钱，没有告诉骨灰在何处。
对于林昭，林斤澜写下散文《玫瑰花》、《读〈心中永远的痛〉》和警世小说《五分》。《玫瑰花》中写道：
……有想像力丰富的，主张刻上才女自己的小诗，意味深长，又别致脱俗。这个主张大家赞成了。
刻上去的大约是首旧体诗：
青磷光不灭，
夜夜照灵台。
留得心魂在，
残躯付劫灰。
他日红花发，
认取血痕斑。
媲学嫣红花，
从知渲染难。
母亲杨沫
老 鬼
老鬼本名马波，１９４７年生于河北省阜平县。１９６８年冬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１９７７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１９９０年应美国布朗大学之邀，在该校英语系写作中心做访问学者。１９９５年回国。主要著作：《血色黄昏》、《血与铁》等。
一
母亲杨沫与张中行过着平淡琐碎的北京小市民的生活，日复一日。
母亲说：直到１９３３年的一个除夕之夜，自己的生活才像缓慢行驶着的汽车，突然来了个急转弯，从此，一泻千里地转向了另一条道路上。
过年前张中行回香河和父母团圆去了，母亲一个人孤零零留在北京。
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５日大年除夕，妹妹邀请大姐来玩儿。母亲就来到了白杨的住所，宣武门头发胡同的通顺公寓，见到了一批进步青年。如后来的新四军文艺干部许晴；后来的《解放军文艺》总编辑，老共产党员宋之的；后来的云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陆万美；还有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中共老党员邸力等等。
这次偶然的见面，改变了母亲的一生。
原来，白杨的朋友许晴将白杨介绍到苞莉苞剧社。“苞莉苞”是俄文“斗争”的意思。这是左联领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当时的负责人是地下党员于伶和宋之的。那天来这里聚会的大都是苞莉苞剧社的成员。
１３岁的白杨这时正在北平演话剧，和演员刘莉影住在一起。她向母亲一一介绍了自己的朋友。
许晴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眼睛又黑又大，炯炯有神，高个子，这在南方人中极少见。中学毕业后在南京搞进步文化工作。读过不少俄国革命文学作品，特别崇拜高尔基，曾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许尔础。还曾把高尔基的三部曲送给白杨阅读。这位安徽来的青年，从小没父亲，是老妈辛辛苦苦给他拉扯大。
刘莉影是北平法学院的学生，美丽热情，喜欢交际。与白杨一起拍过无声电影《故宫新怨》。当时白杨担任一个小角色，而刘莉影却担任主角，３０年代小有名气。她思想进步，曾演过不少进步电影，如《马路天使》、《生死同心》等等，当时与宋之的同居。
刘莉影原籍东北，对东北特别有感情，聊天时，总是离不开“九一八”事变的话题。她痛骂国民政府对日本唯唯诺诺，没有骨气。她向母亲介绍了苏联，特别是苏联妇女的生活情况，还讲了“九一八”后东北人民的感受。同时也嘲讽身边那些对东北沦亡漠不关心，只顾自己读书的书呆子。
邸力与母亲同岁，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人，１９３２年在北平参加了左翼戏剧联盟，年仅１８岁。以后一直在北平、天津、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１９３８年赴延安鲁艺戏剧系学习，毕业后去八路军１２０师战斗剧社工作。
在这次聚会上，母亲还认识了陆万美，著名女作家陆晶清的弟弟。他大母亲４岁，生于昆明，因患小儿麻痹后遗症，一只脚微跛。陆刻苦学习，１９２９年考入北平中法大学。１９３１年冬，继女作家石评梅之后主编《世界日报》的副刊《蔷薇周刊》，受到左翼进步人士的好评。陆万美还联合许晴等在《蔷薇周刊》上提出了“活路文学”的口号，齐集了一大批不满现实，寻求出路的青年。
１９３２年春，陆万美参加了“北平左联”，并担任北平左联常委等职。１９３２年１１月，鲁迅来到北平，在５所大学做了著名的“北平五讲”。陆万美受组织委托参加了欢迎鲁迅的宴会和内部会议，并和鲁迅有过两次秘密会谈。
因陆万美积极从事学运，曾两次被捕入狱。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再度合作，经周恩来多次交涉才得以获释。上海解放后，陆万美曾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处长。１９５０年调云南，长期担任云南省文化局长、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等职。母亲后来写的《青春之歌》中卢嘉川被捕的一些情节，就源自陆万美的经历。
还有宋之的，１９３２年即参加了中国左联北平分盟，任其机关刊物《戏剧新闻》主编，先后在上海、重庆、太原等地从事革命戏剧运动。解放后历任武汉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解放军文艺》总编辑。可惜的是１９５６年，英年早逝，年仅４２岁。
……
这些青年多是外地人。大年三十，他们无家可归，聚在一起，免不了高谈阔论，抨击时弊。他们关心东北的沦丧，在小屋子里纵情高唱《松花江上》，凄婉的曲调，把大家唱得热泪纵横，母亲也哭了。
这都是一帮左倾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对现实不满。他们在一起不是谈吃喝玩乐，穿着打扮，男女之事，文物古籍，赚钱之道，而是谈当前民族的危机，救国救民的道路，当局的反动腐败，共产党的主张如何正确……
他们说唱就唱，说哭就哭，说骂就骂，说笑就笑，手舞足蹈，充溢着青春朝气。让母亲受到了强烈的感染，耳目为之一新。
母亲觉得这些人与自己的丈夫完全不同，自己跟他们更谈得来。玩了一个通宵，也聊了一个通宵。闲谈中，有人给母亲推荐了几本进步书籍。聚会后的第二天，陆万美就给母亲送去了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这帮人一接触，母亲就被他们迷住了。一个一个都那么有思想，有理想，忧国忧民，不畏强权，不怕坐牢，好像有一股清新的风，向母亲迎面吹来，搅乱了她的心绪。与他们分手之后，再回到自己的家，母亲觉得冰冷阴暗。丈夫整天看线装书，不闻天下事。“九一八”事变之后，爱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了小日本儿的威胁，可他还那么专注于做自己的学问，对时局安危毫不关心，名副其实的书虫。
母亲在家里贪婪地读着那些进步书籍……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十月革命等等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她找不到工作，穷困寂寞，渴望变革，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些革命道理。
在新朋友的介绍下，母亲还看了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她后来说：“这几本书对我影响最大并促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而张中行与母亲的差异越来越大。他是个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重研究，轻实践，重东轻西。母亲接触了马列主义新学说后，觉得很时新，很现代，特别好奇和神往。而他呢，却看不大惯，认为是西方来的，背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崇拜胡适，喜欢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不喜欢谈什么这个主义，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