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说法，有两种解释。
一是上游水库放水时沿着排水干渠放出来的鱼仔。因为村子里有一个社员到地里砍草时，就在排水干渠里捉住过一条大鱼。据说当时是一个孩子发现的，指给大人看，那个社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条大鱼捉住。自己搞了满身的泥不说，身子上还被河道里的树枝划了好几个口子。
那条鱼有二十多斤，用手提起来，有多半米长。那个社员把鱼拎回家后，去了鱼鳞，挖了内脏，就在大锅里煮。等鱼被煮熟以后，苦得没法吃。据内行的人说，是因为在宰鱼的时候，没有挖鳃。当时那个首先发现鱼的小孩的母亲找来理论，要分走一杯羹。看到鱼那么苦，也就没有坚持。
第二个解释是在过去某一年发大水的时候留下来了一些鱼籽，埋在土里这么多年，正等待着适宜孵化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个解释，那么死水里的鱼的来历就说不清楚。
由于到处有鱼，大水在放学之后，除了砍草和给猪挖野菜之外，就是到水坑里捉鱼。这时，村边地头水坑里的水少多了，几个人在里面一搅和，那水就变得象泥汤子那样浑，鱼们在水里被呛得全都浮到水面上来，露着黑黑的头和脊梁背，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气。所以这个时候捉起鱼来，不费吹灰之力。等捉够一小碗，二姐就放上盐，用白面糊一拌，放上一点油炸一下，这就成了全家的一道美味。
村边的水坑很快的干涸了，鱼也很快就捉不到了。大水又背起了他的挎包，放学以后就到田野里去，有时是砍草，有时是挖野菜。说实在的，尽管今年的雨水大，按理说地里的草应该多，但是经不住有那么多人经常去砍，那草不等长起来，就被砍光了，所以要找到一块草多的地方也是不容易的。但他每天放学之后必须到地里去，不管收获有多大，因为按当时人们的看法，不到地里砍草或干别的活的，就是懒惰。大人们没事的时候，就经常说谁家的孩子勤快，谁家的孩子不愿干活。所以，大水为了不落个懒惰的名声，因而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所以他就必须经常习惯性地到田野里去。其实这种在田野里的游荡，实际上也是一种玩耍，只不过是外面披着合理的外衣罢了。这样，孩子们到了地里，有时在一起讲故事，有时和不同生产队或是不同村的孩子们开坷垃仗，战斗有时进行得十分激烈。等到天快黑的时候，才砍一些草应付差事。大水不愿和他们成群地开坷垃仗，所以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出去，不结伙。
大水已经从村东出发，沿着排水沟折向北面，迂回地转到了村北，在村北的一块碱地里砍了一些芦草，大约有十来斤的样子，背着回家了。
夜幕已经降临，村子各家各户房上的烟囱里冒出了一道道的炊烟。人们纷纷从田野里赶回家来，空气中到处响着马车的铃声和牛羊的叫声，并夹杂着几声狗叫。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就象在外面飞了一天的鸟一样，开始归巢了。
大水背着他的不轻不重的挎包，沿着回村的路慢慢地往回走。这时，村子里的大喇叭里传来一种凄凉的音乐声，完全不同于平时那种铿锵的歌曲和音乐。音乐过后，传来了一种不同于往常的播音员的广播声，低沉而哀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走近以后，大喇叭里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清晰了，他听清了，毛主席去世了。他一点也不敢相信，毛主席会去世。他在以前的岁月中，他只知道，毛主席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人们都说，毛主席万寿无疆，他的语文课本的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这种突出其来的事情，把他搞懵了。
接下来的几天，学校里一直被一种悲哀的气氛所笼罩。他们所在的班现在已经是初中一年级了。唐山大地震以后，他们就没敢在教室里上过课，每天总是把课桌和凳子搬到学校院子里的一片槐树林里，老师在那里上课。原来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老师为了防备一些挨着窗户坐的同学不注意听讲，就把粉笔打碎，用粉笔的末末渗上水，刷在玻璃上，形成了一道道波纹。现在彻底的开放了，谁想看什么，就看点什么，教学效果一点也不好。由于当时并不要求什么学习质量，老师们能应付差事也就行了。
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学校专门设了灵堂，里面挂上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画像，四周镶上了黑框。灵堂里摆满了花圈，还有一面墙上贴满了表忠心的决心书。每个班的学生按顺序都要到灵堂悼念，用的词都是一致的：“宁可海枯石烂，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永不变。”这是大水第一次接触“海枯石烂”这个词，而且以后就没有忘过。
除了悼念之外，就是在老师的带领下，每天学习报纸上的一些社论，什么“按既定方针办”等等。
在这个多事之年，一切并没有结束。这一年十月份的一天，大水在家里吃过晚饭，忽然有几个同学破门而入，通知他到学校参加游行。参加游行是经常的事情，那时一旦有最高指示或其他政治事件，都要组织游行。他们一同到了学校里，校园内已经灯火通明，锣鼓喧天。大水来到本班的队伍里，和往常一样排着队出发了。按以往的惯例，一般都是班干部喊口号，其他人就随声符合。这次游行不但有锣鼓，还有三眼炮，这是与以往不同的，场面也更大些。呼喊的口号也很令人振奋：“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其实谁是“四人帮”他们一点也不清楚，为什么粉碎“四人帮”他们也不清楚。他们并没有预料到以后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以为和从前若干次游行一样，不过是凑凑热闹罢了。
十五
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素英她们的剧团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红火之后，渐渐归于沉寂。煤矿不再需要这支宣传队。所以入秋以后，剧团和全体人员从井陉煤矿撤了回来，剧团里的人们都回到了各自的生产队参加劳动。其中有少部分演得好或有点门子的演员，被县剧团挑选走了。立芳的舅舅在县供销社工作，通过找县文教局的熟人，就把她选进了县京剧团。南堤口村的剧团后来再没有组织演出，自动解散了。
素英没有被选到县剧团。这是因为春良离开剧团后，她的情绪一直很坏，在演戏中缺少了那份投入和默契，有时显得神不守舍，一连出现了几次失误。她也对自己有些丧失信心。毕竟是农家出身，没有打算演一辈子的戏，不去就不去。
回来以后，在她的心里有了一些安慰，那就是能够经常看到春良了，现在的春良比以前更加沉默寡言了，只知道干活。生产队每年都有到外地出工挖河的任务，每次基本都派他去，而且一去就是一两个月，这是他成份不好的缘故。在外边吃得好些，而活也累得多，他没有什么怨言。素英多次都想找春良谈谈心事，但都没有实现。一方面是村子里人多嘴杂，她不好意思直接去找，再就是春良有时上工地不在家，这种机会不是那么凑巧。
有一天，人们都在说春良在工地受了伤，被送了回来。听到这个消息，素英心里十分焦急，不顾一切地从地里风风火火地赶回来，直接到春良的家里去。这时，送春良回来的人们都已经走了，家里只有春良的父亲和大娘陪伴着他。春良的亲生母亲早在剧团到煤矿以前，就带着春良的妹妹回了天京市。
素英进去以后，见春良平躺在炕上，头上裹着白纱布，好象是睡着了。素英关切地凑到炕跟前，她向春良的大娘问了问情况。原来春良在三十里以外的工地上挖河道，他们每天需要把河床上的泥土挖起来，用小推车推到河岸上去。车子上坡十分费力，这样有一个人在下面装车，有一个人驾着小车向上推，有一个人用绳子在上面拉，他们的工作轮流替换。当时春良正驾着小车向上推，在上面拉的那个人突然一打滑，摔了一脚，装满泥土的车子就失去了控制，快速的向下溜，春良就被车子压到下边，头受了伤，肋骨有一根出现骨折。
看到春良这个样子，素英不由落下泪来。春良的父亲和大娘借故从房间出来，他们想为这对青年人提供一个独处的机会。在煤矿上的一些风言风语，他们也有耳闻，他们也从心里喜欢素英这个孩子，但由于自家的处境，使他们不能找媒人直接到麻来那里提亲，麻来的脾气不好，到时怕不好收拾。现在看到素英那着急的样子，他们心里也有了点数。
素英慢慢地凑到春良跟前，认真地打量着眼前这个令她昼思夜想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这是那个在舞台上英姿飒爽的郭建光，他的脸又黑又瘦，嘴唇上部和下巴上的胡茬又硬又长，显得有些杂乱。她小心地拉过他的手，那只手上到处都是细小的裂口和伤痕，使这只手粗糙得像一把钢锉。素英看着春良那憔悴的样子，把脸紧紧地贴在那只手上，眼里又涌出了热泪。春良慢慢地睁开眼睛，看到素英在他的面前，眼睛一亮，想说什么，但只张张了嘴，不知道说什么好。自己心爱的人就在眼前，他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过了一会儿，他才说：“素英，你怎么来了，不是还不到收工的时候。”素英用手擦了一下泪，勉强地对他笑笑说：“是你把我叫来的。”春良眼睛看向别处，眼眶变得亮亮的。春良说：“素英，我没事，你回去吧，回去晚了别让人家说闲话。”
天很快就黑下来了，素英想了想，说：“春良哥，回头我再来看你。”她应该回家做饭了，妹妹们都在公社上学，吃了饭，父亲和大水还要到菜园子里去。
一连几天，素英一有空就到春良家去，有时帮助他的大娘干点活，有时陪着春良说会儿话，尽管春良身子活动不便，但心情十分愉快，伤也好得较快。现在他头上的伤基本长好了，身上的伤还需静养。这段时间，春良的话也多了，吃饭睡觉都很香甜。素英的心情也很好，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说起当初排戏的事情，说起在井陉矿上的事情，常常能听到素英银铃般的笑声。这一对相亲相爱的人也只能沉醉在这暂时的欢快之中，对以后的事情不敢多想，因为他们隐隐约约地感到，好象在他们的面前有一座无形的高山。而这座山就是素英的父亲。
在这段时间里，素英的父亲开始变得敏感起来，并且有意无意地提醒着素英，他们的关系不可能进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在麻来看来，他一个党员的女儿怎么能嫁给一个资本家的后代呢，这不等于把素英往火坑里推吗？正因为他知道在煤矿的时候，春良照顾过素英，并由于这个原因使他受了不白之冤，所以素英有时到那里去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不会让步的。
十六
随着冬天的到来，素梅很快就高中毕业了，由于这时村子里没有多少活计，她打算等明年春天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在这一段时间里，她总是想方设法地鼓动父亲找各种关系，想办法到城里去做临时工，因为她不想再象姐姐那样一年到头在土地上耗费自己的青春。她想到外面当一个临时工，如果干得好，还可以转成合同工，就是把挣的钱往生产队里交一些买回工分，总算起来也是上算的。队上已经有好几个小青年就是这样出去的。经不起素梅的缠磨，父亲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在绞尽脑汁回想他的亲戚朋友中有谁帮得上忙。
麻来忽然想起，自己姥姥家有一个表弟王树堂好像在外面上班，似乎还是一个管事的干部。只是母亲和舅舅这一辈的人纷纷去世之后，这门亲戚好多年没有走动了。为了孩子，他想第二天到这个相隔十五里之外的王家口去一趟。
这个村子在他小的时候是十分熟悉的，那时姥姥家的村子里唱戏，就会送过信来去看戏。母亲总带着他去，一走就要走上半天的时间。在半路里，母亲的小脚走痛了，总是要坐在路边的树桩子上歇歇脚，他就跑到附近的谷子地里捉蝈蝈。那时蝈蝈真多，在阳光下一个蝈蝈叫起来，就会带动一片蝈蝈叫，谷子地里就如同开了锅似的热闹。现在没有那么多了，不是六六粉，就是滴滴涕，蝈蝈已经少多了。
为了走得快一点，麻来借了一辆自行车，很快就到了王家口。这个村子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除了村外新盖了几处青砖挂面的土坯房以外，村子里的房屋比以前更显得更陈旧了。
按照记忆，很快找到了表弟家。表弟的老伴有五十岁了，她很长时间才把麻来认出来，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麻来哥来了，你看我这记性，要不是你这一脸的麻子，恐怕我会认不出来了。麻来哥，你怎么老得这么快，我还一直以为年轻着呢。”然后又说：“也是，已经十几年没见面了，都是穷忙，还没怎么着，就老了。”
表弟媳一边唠叨着，一边把麻来让进屋，特意沏了一壶好茶。麻来说：“表弟不经常回来吗？”表弟媳说：“一般是半个月回来一趟，这不，这次走了十多天了，按说也快回来了。”麻来就把二闺女素梅想到外面当临时工的事情对她说了，并且说等表弟回来后再来找他，表弟媳说，等回来了让他过去一趟。麻来说，还是我过来吧。
过了一段时间，麻来的表弟从金桃地区寄来一封信，说是正好他们局里下属的一个公司需要打字员，不知素梅能不能学会，不行先让她试试。听了这个消息，素梅高兴得一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她简单地准备了一下行李，就冒着漫天的大雾赶到公社的公共汽车站，登上了去地区的公共汽车。
素梅的表舅在金桃地区商业局工作，任办公室主任。商业局下属好几个公司。其中糖酒公司就是一个。由于这个公司上报的总结材料总是迟迟不能送到，他只好亲自到公司里去了一趟。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朱远山一直在向他反映公司的办公条件差，缺少文书，也缺少打字员，好多材料都是他自己起草，然后抄写多份，辛苦不算，工作效率也很低。正因如此，王树堂把自己的表外甥女介绍来打字，老朱说：“那就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