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岈山里早已是一派嗷嗷叫的跃进浪潮，似乎有了３８５３斤“卫星”壮胆，人们对于秋庄稼放“卫星”仿佛觉得是轻而易举的事。老天爷算个鸟！我们想让庄稼打多少就打多少，正如民歌里唱的那样：“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们就是玉皇，我们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遂平县委一班人也为这壮丽的前景所陶醉，在秋田管理时，就早早地预言：秋季丰收已成定局，大部分作物均有“元帅升帐”，“卫星”亩已普遍出现。于是就盲目估计产量，说，水稻预计亩产３万斤以上的１２４１６亩。一向易涝怕旱的芝麻，预计亩产２０００斤到３０００斤的２６９３７亩。平常年景亩产仅几十斤的棉花，被预计亩产皮棉千斤以上的也有１８１６．７亩。
悠悠４０年过去，如今我们用了不少先进科学措施，也没能使庄稼赶上１９５８年亩产的十分之一。难道当时人们都发疯了不成？
人们是发疯了。遂平县委在盲目估产以后，便以为真的高产“卫星”普遍出现了，秋庄稼将成群地放出“卫星”，就以此大谈起丰产经验来，说遂平县秋粮之所以获得高产，其经验主要是：遂平县委在夏种基本结束后，立即号召全县开展了秋田管理一百天的运动。
县委盲目乐观的姿态也影响了乡、社的干部，人们都跃跃欲试起来。文城乡五星公社红旗大队有２１．１亩芝麻，人们根据芝麻生长情况推算，每亩种４０００株，每株若有７个杈，每株可收１４两芝麻，每亩就可打芝麻３７００斤。这是平常年景芝麻产量的３０多倍呀！
和兴乡钢铁第一大队培育的４２亩棉花长势良好，地头上有一位群众在估产，每亩平均４０００棵，每株１００个棉花桃，按１００个桃拆１斤棉算，每亩可收皮棉５３３斤。
就在此起彼伏的高估产声浪里，成熟的秋天来到了，伴随着开镰收割的欢笑声，高产“卫星”乒乒乓乓地放开了，县委及时发出号召：“比比谁的‘卫星’大，看看谁的产量高。”这无疑给人们狂热的头脑中注入了兴奋剂，于是高产“卫星”成群飞上天空。
不少老同志回忆１９５８年放“卫星”的经过，都深有感触地说：“那时候，人们都怕产量报低了，谁报低了，就打谁的右倾。要说，谁心里都明镜一般，知道是假的。可是大家都想，反正都是假的，吹牛皮，人家都能吹，咱们也会吹，就是将来吹出事来，法不责众，能把人咋着？”
１９５８年曾任公社书记的离休干部李丙炎说：“那时吹牛皮，我觉得是政治需要，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看不起我们，我们就得自己给自己壮胆，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于是就放心地放起高产‘卫星’来。”
１９５８年曾任遂平县副县长的周玉莲回忆说：“那时的行动口号就叫人热血沸腾，如乘风坐电，超火箭，越卫星，气吞宇宙，排山倒海，保证亩产千斤县，跃进声势冲破天。”
乖乖牛皮太大太大了
“卫星”上天了！其辉煌壮丽的景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令今天的科学家在按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点火装置时，也禁不住自叹不如了。
深夜，第六基层社二大队党支部书记马清家里，灯光闪烁，灯光下，马清和生产队大队长徐铜锤、农技站技术员董长运在秘密交谈。马清发愁地说：“看来今秋这形势逼人哪！咱要不放颗高产‘卫星’，怕上级不愿意哩。”
徐铜锤说：“那咱就放他一颗，奶奶的，牛皮也不是光兴人家吹，咱也兴吹吹。”
马清问：“董技术员，你觉得这水稻亩产能打多少斤？”
董长运沉吟片刻，说：“最多打个６００多斤，虚报一点也只能打８００多斤。”
徐铜锤说：“８００多斤不中，人家小麦还亩产３８５３斤哩，我看要放就放大点，在８００斤前面再加个８就行了。”
董长运吓得一激灵，说：“乖，８８００斤的亩产呀，别打渣子了，牛皮太大了，太大了。”
马清吸着烟，思虑了一会儿说：“我看就这样定了，就说水稻亩产８８００斤，放出去再说。”
于是，秋季水稻第一颗高产“卫星”上天了，亩产８８００斤，在此监视收打的有团委书记冯道中、农业站技术员王新斋，证据确凿。好个“证据确凿”！
第十一生产队的水稻高产“卫星”一放，把邻近的第十生产队的干部群众吓了一跳：奶奶的，亩产８８００斤这么大的“卫星”就在枕边硬是没发现，真是瞎眼了！想想，第十生产队的干部群众还挺生气：你他娘的第十一生产队真不够意思，放这么大个“卫星”也不透个口风，这不是明摆着让我们难看吗？你能放，哪个龟孙子不敢放！
放！放个大“卫星”让十一生产队看看！十生产队的干部群众群情激奋，摩拳擦掌，生产队队长李西庚自告奋勇，说：“就放我种的那块试验田。”那是一块玉米地，仅有１．２亩，玉米也确实长得不错。可“卫星”放得更不错，亩产５４００斤，而且又是经团委书记冯道中监视收打的，准确无误。
十队的人们心里平衡了，出气了。
谎言的野火很快把人们的心烧野了，处在一个可以任意胡说八道的环境里，人们很快就忘乎所以，肆无忌惮了，谎言说过１００遍就会变成真理。
为了表彰人们移山填海放“卫星”的冲天干劲，遂平县委及时编发出套红的号外，专门登载“卫星”奇迹。
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第二基层社第二生产大队实现水稻亩产万斤，是该生产大队支书梁玉坤、大队长徐启山、技术员王臣创造的，在收打过程中，该社社长郑广毛亲自监收过秤，１．２亩的水稻试验田，竟打了１６５００斤，折合亩产１３７５０斤。
这一下子把８８００斤的“卫星”甩得太远啦。
群众放“卫星”，干部怎能无动于衷呢？于是第六基层社的党委书记徐本元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也要放“卫星”，让人们知道，有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的群众。他和团委书记冯道中一商量，就在自己种的１．１亩水稻地里放出亩产万斤的水稻“卫星”。
干部带了头，群众争上游，该社第一大队第二青年队队长吴新亭、左德富一咬牙，放了颗谷子高产“卫星”，亩产１８６４．９斤。
刚开始，人们在放高产“卫星”时，还有点顾虑。左顾右盼，想等别人放了自己再放。再说，谁也拿不准这高产“卫星”到底放多少算高产，看看人家，一比就心中有数了。可是谁知这放“卫星”也得抓紧时间，等人家乒乒乓乓放得满天都是“卫星”时，那些等待观望的人们才恍然大悟，放得越晚越被动。为了表示立功赎罪，“卫星”就往大处放，越放越大，越放越高，人们仿佛吃错了药，得了“说谎症”，一个比一个地撒起了弥天大谎，而且一个比一个说得理直气壮，一个比一个说得堂而皇之，说得脸不红心不跳，说得毫不羞耻，说得气冲霄汉，说得天翻地覆慨而慷。人人都知道是在说谎，人人都拼命地说谎，人人都装出十分相信说谎，不是逻辑发生了错乱，而是说谎为美、说谎为荣的环境改变了人。
遂平县委为了大张旗鼓地宣传“卫星”上天，专门在县委的红头文件上开辟了“卫星榜”以助声威。于是，更大的高产“卫星”直冲云霄，使银河系更加灿烂，让人瞠目结舌。
高产不在地好坏，谁说劣地不打粮。岈山人民公社又放出一颗亩产３１４０３．３３斤的水稻大“卫星”。一亩水稻３万多斤，这在遂平县高产“卫星”史上是第一次。
深秋的一天下午，岈山管理区第六大队水稻营营长赵书祥发愁得没吃中午饭，一个下午总是在稻田里转来转去，害牙疼似地哼呀嘿的。驻队干部王富合也蹲在地头，不住地唉声叹气。他们怎么能不发愁呢？上午公社来电话，催问有没有高产“卫星”，听口气十分不满意，说人家生产队大大小小的都放了“卫星”，就你们第六大队，连个“卫星”毛也没有，真的想当小脚女人啦！
赵书祥心里着急：哪个龟孙不想放“卫星”？看着前前后后的生产队都争着放“卫星”，他心里实在是担心。有心放一个“卫星”吧，老少爷们儿谁不知道一亩地打多少斤粮食？他们会指着自己的脊梁骨骂得狗血喷头，可是不放“卫星”吧，上级饶不了自己，弄顶右倾的帽子戴戴就坏事了。正当赵书祥剪不断理还乱的当儿，公社催着放高产“卫星”的电话又来了，这如同火上浇油，搞得赵书祥六神无主。
驻队干部王富合心里也不好受。他是上级派来到史庄蹲点的，一个秋天风里雨里也没少干活，累得黑瘦。可是庄稼怎么打也放不出高产“卫星”来。这让一贯老实本分的他心里直发毛。他心里很明白，高产“卫星”放不出来，他是甭想给上级交差了。轻则弄个右倾，重则丢了饭碗。可是，王富合打心眼里不乐意说这个谎话。事到如今，这个谎话不说又不中。
两个老实人被逼急了，一咬牙，叫来了副大队长秦满盈、团支书秦守建。赵书祥黑着脸把上级要放高产“卫星”的指示向大伙讲了一遍，说：“大伙看看咋办？”大伙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说话。王富合看看大伙说：“唉，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俺也知道说瞎话亏心，这个心咱就亏一回，放个高产‘卫星’。”
赵书祥咬牙切齿地说：“奶奶的，这回咱不放则已，一放就放个最大的。让他们都知道咱史庄的人不是熊包。”
人们忙问：“营长放多大的？”
赵书祥一拍大腿说：“放他个水稻亩产３万斤，大就大狠点。”
人们都吓得浑身一哆嗦，说：“咦，放恁大？”
王富合也恼了说：“再加１０００多斤的零头，才像哩。”
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５日，公社农技站站长董贯林、县报记者郑道群，亲自过秤监打，完全属实，水稻亩产３１４０３．３斤。
社员人人都是大学生
查岈山因为人迹罕至，穷乡僻壤，野兽出没，人们便编织出许多民间传说，其中不乏鬼狐精怪，也有不少美妙动人的憧憬，凤凰山的传说就十分动人。凤凰山位于查岈山人民公社的西边，约二里左右，这山酷似一硕大无比的凤凰翩翩欲飞。传说古时候这一带劳苦人民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整天为财主当牛做马，到头来却被财主榨尽了血汗，逢年过节，穷人不会写春联，就用碗在红纸上扣圈圈。不知哪一天，山村出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走村串户教穷苦百姓识字、学文化，穷苦百姓高兴得把她奉若神明。这事却惹恼了财主们，他们暗中察访，发现这美丽的姑娘是凤凰变的，就暗地里作法，坏了风水，人们再也见不到那位姑娘了。从此，穷苦人民又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从这则民间传说中，可以看到人民群众盼望学习文化知识的迫切心情。
时间匆匆，白驹过隙，转眼到了１９５８年的秋天，短短的几天时间，人们把千古梦幻变成了现实，据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１日《光明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在短短的几天里，就创办红专综合大学、半耕半读综合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等５７０多所，学员１０多万名，基本做到了每个社员都成了大学生。
村支书任命了大学教授
大学遍地都是，知识成了大食堂里的菜汤，任谁盛上一碗喝下肚里，就会立时成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知识分子。
１９５８年深秋的一天傍晚，查岈山人民公社四大队王资庄的人们刚刚吃过晚饭，就听军号声嘀嘀嗒嗒地响起来，男女青年便纷纷拿着小木凳，互相打着招呼，向村中的三间草房走去，王资庄农业大学上课了。课堂是三间草房子，门口一块白木板上写着“农业大学”几个黑字。
教室里没有课桌，一个泥巴垒的讲台，墙上用锅灰涂成的黑板。人们陆续进了农业大学的门，各自找了地方坐下来，有说有笑，一会儿，一个穿着黑夹袄的汉子手里拿着馍走进来，边走边吃上了讲台。
这汉子叫吴套，是村里的会计，解放前上过几天私塾，念过“人之初，性本善”，学会了加减乘除。自从上级要办农业大学的会开过以后，村支书在村里的人堆里数来数去，最后选中了吴套。
村支书找到吴套，说：“吴套你会加减乘除法吧？”
吴套眨眨小眼说：“会倒会一点儿，就是难点儿的不会。”
支书说：“多难的你不会？”
吴套想想说：“数多了我就不会除了。”
村支书拍拍他的头，说：“就这吧，你当大学教授吧。”
吴套吓得蹦起来，说：“去吧支书，大学教授能是玩的，我是蚂蚁尿书上———湿（识）字不几个，别让人笑话我了。”
村支书说：“不当能中？这是政治任务。”
一听说是政治任务，吴套不蹦了，这年头谁敢惹政治呀？吴套只好苦着脸说：“中，支书，我先丑话说头里，我只能教加减乘除。”
村支书苦笑着说：“你就是教个小老鼠爬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就中。”就这样，吴套当了农业大学财经系的教授。
“吴教授，吴教授。”人们半是戏谑半是调侃地乱哄哄。
吴套把馍送进嘴里，用手抹拉一下嘴角，说道：“教授，上课，上课。”人们渐渐静了下来，纷纷掏出铅笔、小本本放在膝盖上，吴套在黑板上写了一气，转身对大伙说：“今天学习乘法，大伙先记记，再跟着我念。”人们就照葫芦画瓢地在小本本上记，有人说：“吴套啊，千万别学得多了。回家跟老婆一睡觉就忘光了。”
王资庄农业大学办了一个月就散伙了，一是农活太忙，没人学了；二是吴套把肚子里的东西也教完了，再教没东西了。吴套对校长姬振华说：“校长，我可是没啥可教了。”
今天，当我到王资庄采访时，当年的大学校舍早已扒掉了，当年的大学生们早已成了白发苍苍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