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计划上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邓小平也表示：“在中央，首先应该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
大会在讨论和分析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共计十六条。毛泽东在大会上专门讲了“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阐述了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性。他指出：“在认识客观规律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个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人家不骂，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
毛泽东态度诚恳、谦虚，与会者无不深受感动。
大会自始至终民主风气很浓，连续四天的“出气会”，使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了高潮。毛泽东说：“要让人家讲话，要让人家批评自己。”“有错就改，谁的错误就谁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毛泽东表示，不要把他写成圣人，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占少的问题。
周恩来带头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两个错误：一是，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６日在人大常务委员会上，提出了超过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二是，１９５８年６月２日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９８．５％、重工业下放７０％的文件。
刘少奇也说：“过去这几年，有集中过多的偏向，这种集中过多，不是真集中，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是独断专行。”
陈云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确。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
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纠正几年来工作中的错误，动员和组织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克服经济困难，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等方面，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大会以后，全国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１９６２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完成６７．６亿元，比１９６１年减少５５亿多元；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比１９６１年减少４０６个。
降低工业生产发展速度，调整工业内部结构。１９６２年年底，全国精简职工９．３５万人，减少城镇人口１２００万人。１９６３年又继续精简职工１００多万人，减少城镇人口３００多万人。
继续调整农村政策，统一了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的单位，解决了从高级社以来即存在、人民公社成立后更趋严重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严格财经管理，控制通货膨胀。加速货币回笼，增加财政收入，消除财政赤字，缓解市场供应紧张局面，满足了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
此时的中国虽然还不是一片莺歌燕舞，但毕竟从泥淖中站了起来，逐渐恢复生机，历史的列车又隆隆前进了。
历史是有情的，也是无情的。历史终于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存在２５年的人民公社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那是１９８２年１２月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重新修改的宪法决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重新设立乡政权。
人民公社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其实，毛泽东生前也多次谈到人民公社存在或垮台的两种可能性。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他在一份材料上写的一段按语中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１９６４年４月１５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又说：“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试验过程中，最后做结论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不忙做结论。究竟人民公社是崩溃，还是发展，要再看。”
人民公社真正开始崩溃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长达３０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从艰难曲折、坎坎坷坷中走了出来，她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气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面对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公社现在的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不允许在条件不具备时匆匆忙忙地搞过渡。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一般不要变动。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形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取代了原来人民公社的生产体制。
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就“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说：“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历史已经做了结论，人民公社由于违背了客观规律，终于烟消云散了。党和毛泽东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是一次不成功的大试验、大探索。这场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经济领域中的试验与探索，也为我们从另一面留下了有价值的遗产。中国共产党从这场试验中获得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深刻体会和认识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这条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正确性、不可动摇性。
轰然落幕不堪回首
人民公社这场轰轰烈烈热热闹闹风风雨雨凄凄惨惨的悲剧、喜剧、闹剧、正剧，２０年后才轰然落幕。
查岈山人民公社的创始人们也大都进入古稀之年，谈起当年的辉煌与幻灭，他们有的仍热血沸腾，有的表情漠然，有的避而不谈，有的闪烁其词……
陈丙寅，十几年前已从中共遂平县委宣传部部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又回到玉石山下的老家裴楼村。家中６间大瓦房，满院绿阴。他喂了两头牛，每天牵牛去玉石山上放牧，一身的农民打扮，对襟小棉袄，大裤裆棉裤，牵住牛哼一路梆子戏，小日子过得挺惬意的。有时牛不吃草了，他就幽默地说：“牛哥啊，我这县委宣传部长喂你，你还不想吃，难道县委书记来喂你你才吃不成？”说起当年创建人民公社，陈丙寅说：“对也罢，错也罢，让历史评说去。”径自牵了牛哼着梆子腔走入深山。
当年曾放过高产“卫星”的钟清德，曾以中国农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出访前苏联。如今人已作古，坟头青草萋萋。民主补课时，钟清德吓破了胆子，死也不愿出来工作，每次运动都有人动员他出山，他总是背着粪箩筐躲出去，笑着对人说：“别打渣子了，再干小命还搭进去哩。”最后，他患脑血栓去世了。
娄本耀，已从驻马店地区水利局副局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赋闲在家。他说话仍是快人快语、滔滔不绝，他同我讲了７天，最后又讲了１０大问题才算罢休。
为什么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会诞生在这偏僻的乡村？为什么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发端影响中国几十年？为什么不懂马列主义的农民可以创造马列主义？为什么人们心中向往的辉煌理想会反而走向惨烈的幻灭？我数十次地出入嵖岈山中，脚步走过每一个村落，每一座山头，叩问大山，叩问小河，叩问组成“人民公社万岁”的苍莽森林，寻找答案。
答案是有的。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解释：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答案是有的。１９６０年的民主补课运动，一下子把豫南几十万小队、大队、公社、县委干部变成了坏蛋，成了“国民党复辟势力”，被荷枪实弹的民兵押着进行改造。群众们把罪过一股脑儿地推到他们身上，说：“毛主席的经是好经，硬是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坏了。”
答案是有的。震惊全国的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爆发后，毛泽东派陶铸和王任重来到信阳、嵖岈山人民公社揭盖子。陶铸在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上说：“河南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１９５９年春季发生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搞。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报告，后来被迫向中央写了报告，还是忸忸怩怩不真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的错误。公共食堂不垮，天理不容！”
王任重也说：“继遂平县小麦卫星亩产３５８３斤之后，西平县放了个７３２０斤的小麦卫星。受打击的７万多人，打跑７０００多人，打死３００人，这是多残忍的事情！”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说：“对我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作为对吴芝圃的惩罚，他被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直面未来的启示
如今，嵖岈山下的杨店街更加破败，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那种辉煌早已远它而去；那曾经塞满１０万多张血书和决心书的巨大墙洞还在，无言地向世界诉说着什么，还有那块放过小麦亩产３５８３斤卫星的土地，麦苗青青一如往年。下宋水库水平如镜，狮子山、象山倒映水中，仿佛不曾有红旗招展、千军万马的历史。我钻入“人民公社万岁”的松树林中，听松涛阵阵，山鸣谷应，心里涌动着一种复杂的情感。我踏着厚厚的松针，访问在松林中打柴的老汉。提起那个悲惨的冬天，老汉淡淡一笑，说：“还提它干啥？驴年马月的事了。”我又问在松树林中纳凉的中年人，中年人笑笑说：“记不清楚了。”我找到几个在松林中嬉戏的孩童，孩童们回答：“你讲的饿死人故事挺动人的，能否再讲一个？”
站在阳光下，我回首去看那“人民公社万岁”的松树林，觉得心头一阵阴冷，仿佛那松林中陡然生发出一股阴森森的寒气向我逼来。松树已经顶天立地森然成林，根子已深深扎入大山的石缝中，“人民公社万岁”在悄然生长、蓬勃旺盛的浩大森林中遁去。
——全书完——
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