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遗嘱- 第14部分

　　　
　　①VITEZSLAVNOVAK（KAMENICE1870－SKUTEC，1949），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学生。　
　　雅那切克根据一些所谓现实主义的戏剧写了他的早期的歌剧。在他那个时期，这已经打乱了常规。但是由于他对具体的渴望，甚至散文式的戏剧形式，很快之间，在他看来失之于造作：于是他写了他的两部最大胆的歌剧剧本，一是《狡猾的狐狸》，根据发表在一份日报上的小说连载写成，另一个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根据一本小说（再没有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非自然和非戏剧更大的陷阱了！）而是根据他在西伯利亚营地的“报导”《死屋手记》。　
　　和福楼拜一样，雅那切克为一个场面中让人感动的不同内容同时存在而入迷（他了解福楼拜式“反衬主题”的迷人之处）；所以在他那里，乐队并不去强调，而是相反，经常与歌中的激动性主题唱反调。《狡猾的狐狸》中有一个场面始终使我特别地感动：在森林中的一个小客栈里，一个看林人，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和客栈老板的妻子在聊天；他们回忆起他们的不在场的朋友，客栈老板，他那一天在城里，想起牧师，他已搬了家，回忆一个女人，小学教师爱上她，她刚结了婚。谈话很寻常（在雅那切克之前，人们从未见过在一场歌剧中这样缺少戏剧性和这样平凡的场面），但是乐队充满几乎不能支持的怀旧，使得这一场戏成为从未有过的、对于时间短暂的最美的哀歌之一。
九

　　14年间，布拉格歌剧院的经理，乐队指挥和次平庸的作曲家，一位叫科瓦罗维克的人，拒绝《杰努发》。如果说他后来终于让了步（在1916年，他自己指挥了布拉格首场《杰努发》），但他却没有因此而停止强调这是雅那切克的闲情逸致所作，并在指挥中对乐谱加了许多改变和修正，甚至多处划掉。　
　　雅那切克那时没有反抗吗？有，当然。但是如众所周知，一切都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关系。而弱的一方是他。他已经六十二岁并且几乎不为人知。如果他强烈抗拒，他可能还要等十年才能等到他的歌剧的首场演出。况且，甚至他的那些被他们的大师的意外成功所欢欣的拥护者也全都同意：科瓦罗维克干得很漂亮！比如，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人们找到了杰努发的被淹死的私生子，虐待女儿的母亲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警察带走她，杰努发和拉柯单独在一起。拉柯，杰努发喜欢另一个男人胜过喜欢他，他却一直爱杰努发，决定和她在一起。等待这一对人的除了苦难、耻辱、流放，没有任何另的。不可能摹仿的气氛：隐忍，忧伤，然而却被一种辽阔的同情所辉映。竖琴与弦乐，乐队的温柔的音色；大悲剧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由一曲平静、动人和亲切的歌而完结。　
　　但是可以把这样的终结给一出歌剧吗？科瓦罗维克把它改变成一出真正的爱的神化。有谁敢于反对一个辉煌顶峰呢？况且，一个辉煌的顶峰，这是简单的：加入一些铜管支持旋律，摹仿对位法。行之有效，千次验证。科瓦罗维克了解他的行当。　
　　雅那切克被他的捷克同胞势利地对待并受侮辱，在麦克斯·布洛德那里却找到了坚定而忠诚的支持。但是当布洛德研究《狡猾的狐狸》的乐谱时，他却对结尾不满足。歌剧最后的几句话：一只小青蛙结结巴巴向看林人开了一个玩笑，它说：“您您您自称看到的不不不是我，是我我我爷爷。”（MITDEMFROSCHZUSCHILESSEN，ISTUNMOBGLICH）。用　
　　青蛙来结尾，简直不可能，布洛德在一封信中反对道，并建议，作为歌剧的最后一段短句，让看林人唱出一段壮严的声明：关于自然的更新，和青春的永恒的力量。又一个辉煌顶峰。　
　　但是这一次雅那切克不服从。他已经在国外被承认，不再是弱的了。在《死屋手记》首场之前，他又成了弱者。因为他去世了。歌剧的结尾声势浩大：主人公从囚犯营地被释放。“自由！自由！”苦役犯叫喊着。他们看着他离去，他们苦涩地叹道：“他连头也不回！”然后，指挥官嚎叫起来：“快干活！”这就是歌剧的最后一句话以铁锡声的切分音响打出的苦役劳动的粗暴节奏而告结束。首场演出，在作曲家逝世后，由雅那切克的一位学生指挥（也是他，为了出版，确定了乐谱完成后不久的手稿）。他对最后的几页作了些篡改：这样“自由！自由！”的喊声挪到了末尾，被扩展成一个附加的快乐的结尾，一个辉煌高潮（又是一个）。这不是一个通过重复而伸延作者意向的附加；这是对其意向的否定；谎言的结尾歌剧的真理在其中自我取消。
十

　　我打开写于1985年的海明威传记，由美国一所大学的文学教授杰弗雷·梅耶（JEFFREYMEYERS）所著，我读了关于《白象般的群山》那一段。我所学到的第一件事：这个短篇“可能描绘了海明威对哈德莱（HADLEY，海明威的第一个妻子）第二次怀孕的反应”。接着是如下的评论，我在括号（楷体——中译注）中加进了自己的看法：　
　　“把群山与白象——代表无用因素的非真实动物——相比较，喻为不受欢迎的婴儿，对于故事的意义有着关键作用（把象和不受欢迎的婴儿相比较颇为牵强，这不是海明威的而是教授的；它大概是为了准备对小说作情感化解释）。它成为讨论的一个内容，并且引起了富有想象力的、被景色所感动的女人与头脑实在、拒绝加入前者观点的男人之间的对立。……短篇的主题由一系列的两极发展起来：自然的对立于人为的，本能的对立于理性的，思考的对立于闲谈的，活生生的对立于死气沉沉的（教授的意图变得清楚了：使女人成为积极的一极，男人则是道德的消极一极）。男人，自我中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人认为男人是自我中心），对女人的情感完全不能接受（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人这样讲），试图促使女人去做人工流产以便能够完全地像他们以前那样。……女人，对她来说，流产是完全违反自然的，很害怕杀死孩子（她不可能杀死孩子因为孩子还没有出生）并伤害自己。男人所说的一切都是虚伪的（不，男人所说的话都是寻常的安慰的话，在这类情景下唯一可能说的话）；女人所说的一切都是讽刺的（还有许多别的可能性来解释姑娘的话）。他强迫她同意做这个手术（“我不想你在不愿意时去做它”，他曾两次说，而且什么也不能证明他不是真诚的），为了使她能够重新获得她的爱情（什么也不能证明她对这个男人的爱，以及她已经失去了这个爱），但是他向她要求这样的事本身已经导致她永远不会再爱他（什么也不能使得我们说出火车站这场戏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她接受了这个自我摧毁的形式（毁掉一个胎儿和毁掉一个女人不是一回事），做到了，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所描写的在地底下的男人或像约瑟夫·K那样，她的个性的分家，这只不过反映了他的丈夫的态度：‘那我就去做，因为我无所谓。’（反映另一个人的态度不是一种分家，否则所有服从家长的孩子都变为个性分家并与约瑟夫·K相像；还有，男人在短篇中没有任何地方被指为丈夫，因为在海明威那里女主人公始终都是姑娘（GIRL）；如果美国教授把她全都称为“WOMAN”，这是有意蔑视：言下之意两个人物便是海明威自己和他的妻子）。然后，她远离他并且……在自然中得到安慰：在麦田、树木、河流和远山中。她的平静的注视（我们对于看到自然在姑娘身上唤醒的情感一无所知；但是无论怎样他们并不平静，因为她紧接着说出的话是苦涩的），当她抬起眼睛向群山寻找求助的时候，让人想起圣诗篇121（海明威的风格愈是简练，他的评论者愈是浮夸）。但是这一精神状态却被固执地继续谈话的男人所破坏（让我们认真来读小说：不是美国人，而是姑娘在短暂离远之后，又重新说起话来并继续讨论；男人没有去追着讨论，他只是想让姑娘安静下来），并把她带向神经质危机的边缘。她于是向他作出发狂的呼喊：‘你可以为我做什么事情吗？……那么，请住嘴吧，我求你。’这使人想到李尔王的‘永远不，永远不，永远不，永远不，永远不’（引用莎士比亚毫无意义和引用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一样）。”　
　　我们来做一个概括：　
　　一、在美国教授的解释中，小说被改变成一堂道德课；流产被预先认为是一种恶，人物被根据他们对此的关系而受到评判：因此女人（“有想象力的”，“为风景所感动”）代表自然、生机、本能、思索；男人（“自我中心的”，“实实在在的”）代表人为、理性、饶舌、暮气（顺便提一下在当代的道德报告中理性代表恶而本能代表善）。　
　　二、与作者传记靠拢（狡猾地将GIRL改为WOMAN），　
　　让人以为消极的和不道德的主角是海明威自己，他通过这个短篇作中介，作了一番自供；在这种情形下，对话失去了它的全部的高深莫测的特点，人物没有了神秘，对于读了海明威传记的人来说，这些人物已完全被限定而且一目了然。　
　　三、短篇小说原来的美学特点（它的无心理性，人物的过去有意地被掩盖，非戏剧性特点，等等）没有得到重视；更糟的是，这一美学特点被取消。　
　　四、从小说的基本因素出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动身去做流产），教授在发明他自己的小说：一个自我中心的男人正在强迫他的妻子去做流产；妻子蔑视她的丈夫，她永远不会再爱她。　
　　五、这另一个小说绝对平淡并充满陈腔滥调；然而，经过先后同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圣经和莎士比亚相比较（教授成功地在仅仅一个段落里聚集了所有时代的最高权威），它仍保留着自己的伟大作品的地位，并因此而证明，尽管作者道德贫乏，他仍使教授对他感兴趣。
十一

　　这样，媚俗化的翻译将艺术作品置于死地。早在美国教授把这种教诲式的含义强加给这一短篇之前四十多年，在法国，《白象般的群山》在《失去的天堂》题目下译出，题目并不来自海明威（在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中这个短篇都未曾采用这一题目），它提示了同样的含义（失去的天堂：流产前的无辜，怀孕所许诺的幸福，等等，等等）。　
　　媚俗化（KISCHIFIANTE）①的翻译，事实上，不是一位美国教授或一位本世纪初布拉格指挥（继他之后其他和其他的乐队指挥都准许了他对《杰努发》的修改）的毛病；这是来自集体的无意识的一种诱惑，形而上学台词提示者的一个命令，一个持久的社会要求，一种力量。这一力量所针对的不仅仅是艺术，它首先针对的是现实本身。它所作的与福楼拜、雅那切克、乔伊斯、海明威所作的正好相反。它将那些陈词老调的面纱抛在现在一刻之上，使真实的面貌消失。　
　　为的是你永远不知道你有过的经历。　
　　　
　　①KISCHIFIANTE：使媚俗化；本书作者创造的法语词，由KISCH派生而来。　
　　…　
　　　
　　　

　



　




　第六章　作品与蜘蛛




一

　　“我想。”尼采怀疑这个肯定句，它由一个语法常规所指令，这个常规要求任何动词都要有一个主语。事实上，他说，“一个思想在‘它’愿意的时候来到，因此如果说主语‘我’是动词‘想’的限定，那是篡改事实”。一个思想到哲学家那里是“从外面，从高处或低处，好像一些事件或一些感情冲动朝他而来”。它来的脚步很快。因为尼采喜欢“一个不拘泥的狂放的理智性，以PRESTO（急板）奔跑”，并嘲笑那些博学之士，思想对于他们像是“一种缓慢、犹豫、类似艰苦劳动，往往要付出英雄饱学之士的汗水的活动，而根本不是那种轻松、来自天神、如此近乎于舞蹈和飞扬的快乐。”　
　　按照尼采的说法，哲学家“不应当以虚伪的演绎和辩证手法篡改事物和思想，他是从另一条道路到达它们的……人们既不应掩饰也不应歪曲我们的思想来到我们头脑中的实际的方式”。最为深刻和最为探索不尽的书籍毫无疑问总是有某种像帕斯卡尔的《沉思录》那样，格言式的和突然的特点。　
　　“不应歪曲我们的思想来到我们头脑中的实际的方式”：我觉得这一要求实在了不起；并且我注意到，自《朝霞》（AUARORE）起，在他所有的书中，所有的章节都是用仅仅一个段落写出：这是为了让一个思想一气呵成；是为了让它以当它快速地、舞蹈式地向哲学家跑来时所表现的那样固定下来。
二

　　尼采想保留思想来到他头脑中的“实际方式”，这个意愿与他的另一个要求是不可分的，这一要求与前者一样吸引我：抵制把思想变成体系的意图。哲学的诸体系“在今日显得可怜而又窘迫”。攻击直指具有不可避免的教条主义的体系化思想及其形式：“讲究系统化之流的一出表演：他们由于想充实他们的体系并扩大其周围的视平线，努力试图把它们的弱点以和他们优点同样的方式搬到舞台上。”　
　　强调最后那些话的是我自己：一篇论述一个体系的哲学论文注定要包括一些弱的段落；不是因为哲学家缺乏天才，而是由于论文的形式要求这样；因为在达到他的有创见的结论之前，哲学家被迫解释他人对同一问题的看法，被迫反驳它，并提出别的解决办法，选择其中最好的，为之而援引论据，在那个看上去不言而喻的论据旁边放上让人惊讶的论据，等等，这样，读者便很想跳过一些页而终于进入事物的核心，进入哲学家的独特的思想。　
　　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给予我们关于艺术的一个杰出的综合性的形象；我们为这种鹰一般的眼光而入迷；但论述本身却远不能使人入迷，它不是使我们看到如它所呈现的那样的思想，它在跑向哲学家时引人入胜。“为要充实自己的体系”，黑格尔描写了其中的每一细节，一个格子一个格子，一公分一公分，以致于他的《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