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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我还得想一想再给你聊。今天就先写到这儿。
祝
好！
林达
11。走出战争的非常态
…
卢兄：你好！
谢谢你很快就来信。你说对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的这一段历史不太熟悉，对于美国人如何处理内战后的局面，也确实很想了解，因为无论摊在哪儿，这都是个难题。
在给你发出上一封信以后，我又琢磨了很久，我不想对于这段历史作出什么评判，我只觉得，这段历史这样走过来也是必然的。在美国这个国家，它只能这样走。为什么呢？因为这符合美国的一贯逻辑。
战争的状态往往是由战争机器本身在操纵的，往往会失去人对它的控制。可是，战后的处理是人的理性应该足以能够控制的。如果处理失当，很难为自己真正地找到开脱借口。你已经知道，南方的奴隶制是从殖民时期这样一脉相承下来的。在南北战争之前，它没有如北方一样自行废奴，是南方的大多数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人性的醒悟。而这场战争对于南方人又有保卫家园的意味，因此，更是一场全民投入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搞一场清肃“叛乱者”运动的话，一失控，可以对南方造成伤害不亚于另一场战争的灾难。
就象我在上封信对你讲到的，南北战争一结束，这里的人首先意识到的是内战带来的悲剧性。因此，要在战后对南方进行一场彻底镇压，且不谈能否做到，就是在北方民众中，都是根本通不过的。所以，当时战后北方以总统和国会所代表的温和与强硬态度，如果仔细看看，你会发现，相对于其它一些国家对于类似问题的处理，应该说都是相当温和的。他们的区别，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个时期。我们发现，南方被一场战争“押回”美国之后，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真正造成一个地区历史进步的，是对于人性的醒悟，这不是由枪在面前逼着能够完成的。在人道理解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社会的整体冲突。在这一点上，南方当初的理解也许更接近事实，就是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说，尚不属于同一个国家。而美国基于它的传统，在战后既不可能持续以武力或强权解决问题，例如北方彻底接管和统治南方；更不可能以恐怖威胁彻底吓服南方，例如，以镇压的方式，在战后再来一场和平时期的大规模杀戳和关押。因此，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不论采用什么态度去对待南方，有一点在美国几乎是肯定的，就是早早晚晚，最后你还是要把南方还给南方人。这里还将是一个自治的区域。
持有强硬态度的国会，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们只是认为不能就“这样”把南方 “还出去”。他们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在战后对南方有一个临时的“统治时期”，在这个时期，试图扶植起一批与北方观点相同的州政府来。然后，把政权转移给这些扶植起来的州政府，接着就可以比较放心地离开“重建”以后的南方了。这就是那几大军区的“半军管时期”的来历。
可是，这种做法成功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在南方彻底建立专制强权的政府。因为南方社会没有任何变化，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的观念没有变化，如果再加上战争积聚起来的仇恨，南方原有的一些理性也被迫后退了。那么，不论你扶植起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只要开放实行民主选举的第一天，选出来的就肯定还是南方人观点的州政府。因此，根本不在于出于什么样的良好愿望，而是愿望是否真的就能够实现。也许，这就是林肯总统在被暗杀之前，想过的问题。
在战后国会第一次复会的时候，就基本逐步推翻了温和派总统的做法。国会主持的南方重建时期，采取了半军管的强硬措施。并且在这些强硬措施的支持下，选出了黑人议员。最关键的是，强烈的不满在南方是存在于整个白人民众之中。而刚刚从奴隶状态出来的黑人，还处于被北方来的官员强行扶持的阶段。强硬派所推行的措施，不论其用心如何良苦，却不免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南方人不仅失去家园，三分之二的财富在战争中失去。原来由奴隶制支撑的庄园经济也不可能恢复，一半以上的庄园和设备基本上全毁。战争的创伤尚未平复，四分之一的白人青壮年死在战场上，活着的人又失去了他们原来所习惯了的自治。战争和战后的南方，不论其原因和合理性如何，事实表现出来的，都是在美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非逻辑的，毁约性的，原来的制度之外的非常状态。
在国会强硬派主持的重建时期，在来自北方的半军管之下，非理性的状态无可避免。大量处理失当的状况在南方发生。最典型的就是对南军总指挥罗伯特。李将军的私产处理。
李将军的岳父是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领养的孙子，他在弗吉尼亚有一个庄园，距离华盛顿故居不远。他把庄园留给了女儿，并且指定由女婿罗伯特。李经营。那是一个经营有序，非常美丽的庄园。战争一开始，那里就成为最危险的战区。李将军立即让夫人离开家，向安全地带撤离。战争中，这个庄园一度成为北军指挥部。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联邦政府以该庄园主人几年未交税为由，要没收这份财产。李将军的夫人闻讯立即表示愿意立即补交由于战争中断的税款。可是，联邦政府坚持要求庄园主人亲自前来交税才能算数。当时战火尚未平息，李夫人根本不可能前往。于是，联邦政府就这样借口没收了这个庄园。这就是今天美国著名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也许，在别的国家，根本不需要任何借口，就可以没收“敌产”。可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历来尊重个人，尊重私人产权的国家，即使在战争状态下，即使制造了借口，这样一个政府对于私产的没收，都根本无法被接受。因为这已经完全出了美国的逻辑。虽然这发生在一个非常态的时期，可是，联邦政府对于这份私产的蛮横处理，依然在所有的历史书中受到指责。今天的阿灵顿国家公墓虽然是联邦政府的产业，可是在公墓中还是建立了一个李将军的博物馆，也向人们如实地讲述这段历史。
南方平民也在这段非常时期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例如，刺杀林肯的凶手在逃亡途中受伤，曾经向一名不知情的医生求治。后来这名医生受到无辜关押。这名医生直到一百年以后，才得以洗清冤情。今天，他的冤狱故事也在他当年被关押的监狱向游人讲述。
也许，在一场规模如此之大的内战之后，相对于其它一些地方，美国对于战后南方的处理已经显得非常温和。但是，美国是一个以契约为基础的国家。人民习惯于按照契约行事，对于契约逻辑之外的任何不公正都没有容忍度。所以南方的状态就显得格外危险。
原来的渠道，例如南方的民众呼声通过他们的议员在体制内的表达等等，被切断了。自治的传统被停止了。不论这些南方民众的观点是多么错误，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希望也被拦截了。同时，在战争威力下的强行废奴刚刚实现，立即就推出黑人参政，也使南方人担心将要长久地被北方与黑人联合的政府所统治。更何况，战争所积聚的仇恨还没有化解。于是，这个时候的美国南方，开始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无序，非理性，甚至大量民众暴力的局面。战争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手段，内战使得人们习惯于采用非常手段。以采用非常手段来对付非常时期，又是一种心理突破。这也给南方“多数人的暴政”提供了心理上的“非法合理性”。著名的三K党，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我们所知道的三K党，是完全针对黑人的一个恐怖组织。实际上，三K党三起三落，组织上越来越分散，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三K党和各个地区的三K党情况都很不相同。例如，在犹他州，第二次复活的三K党，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攻击犹他州的主要教派摩门教。可是，在该州第三次复活的三K党，其多数成员就都是摩门教教徒了。越到后来，三K党越缺少组织性。有着各种目标的恐怖小团体，都会称自己是三K党。而现在的三K党，其暴力的成分已经减到最低，有的甚至根本不搞暴力活动，只是一些崇尚“白人至上主义” 的小团体而已。但是，三K党的起源确实就在南北战争之后“重建时期”的南方。最初， KKK只是田纳西州一个小镇的六个青年人随便叫出来的。
这六个年轻人在战争中都参加过南军，当时是1865年底，战争结束不到一年。来自战争的仇恨还没有平复，南方又处于联邦军队的控制下，他们感到没有出路。当时夜晚实行宵禁，他们就偏在夜晚出来，骑在马上呼啸而过，以示不满。“三K党”是中文翻译成这样，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成立一个政党的意思。KKK是三个希腊字母。用几个希腊字母作为小团体的名称，这是美国大学里至今还盛行的兄弟会的典型做法。我们附近的一个大学有一条小路，路两边的建筑物上，都有几个大大的希腊字母，都是大学生兄弟会的所在。这六个年轻人天天玩在一起，根据以前在学校时的传统，就给自己也起了一个兄弟会的名字。前两个K，是源于一个希腊字，意思是“小圈子”，而最后一个由K起头的希腊字完全是为了再凑个K，叫起来顺口。那白色的尖顶斗篷也是他们弄出来的，用来在夜晚吓人。看上去，这只是一个年轻人发泄不满的胡闹。可是，在当时的南方气氛下，立即有人学样，迅速传开。
在南方，越来越多的人称自己是KKK。但是迅速超越了年轻人胡闹的范围，他们开始涉及政治性的反抗，例如以恐怖活动恐吓进入联邦扶植的议会的南方人，不论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并且开始以暴力发泄他们无处发泄的愤懑。黑人也很快成为他们恐吓和攻击的目标。KKK最终成为一个秘密的恐怖组织。并且有了一个以前南军名叫佛瑞斯特的将军，成为他们的头头。
总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能是各种历史选择中的一个结果。其它的道路既然没有被选中，我们也就不可能知道，如果是其它走法的话，将会走出什么样的结果来。就看到的这一段历史路径来说，我们只能说，国会强硬派最大的功绩是，他们通过自己在国会中的力量，强行通过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有关确认黑人公民权的条款。这给此后黑人真正获得民权，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法律基础。
然而，从这条宪法修正案的基础来说，它还只是仅仅反映了美国的精神主流，即北方，在南北战争之后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在北方，这都可以说是认识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因为假如早个十年二十年，即使是在北方，除了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之外，黑人的公民权问题，还远不是如废奴一样容易被民众普遍接受的。
所以，这一条宪法修正案对于南方，在理性认识的程度上来看，几乎是与他们毫无关系的。这条修正案无疑是一个历史进步，但是，南方又一次与这样的进步脱节。南方的民众根本没有这样一条法律的认识基础。非常突出的，就是当时的南方州政府纷纷通过州一级的法令，在历史上被称为“黑法典”，定出了不少侵犯黑人公民权的限制。美国战后的实际状况和南北战争之前有着颇为相似的地方，就是南北双方在认识上的严重脱节。就象在美国建国之后，北方自动废奴而南方利用法律给予的缓冲期以及自治权，竭力拖延奴隶制的寿命一样，现在的南方也试图用一切方式，抵制第十四修正案在南方的实行，并且抑制黑人地位在南方的上升。
但是，作为南方的“重建”达到的效果来说，我们确实没有证据说，国会派的强硬措施就一定比温和派的效果更好。最终，在军管之下，南方类似KKK这样的脱序行为越演越烈，涉及的民众面越来越广。关键是，在美国，不可能永远由外来的力量统治一个地区。地方政府必须是由地方民意产生。因此，后来所发生的，联邦所扶植的州政府最后落到“南方人”的手里，联邦军队终于退出，达成妥协，把南方依然还给南方人，等等，这一切在美国都是必然的。
问题在于，在强硬派被迫这样做的时候，局面至少不比当初一开始就按照林肯所设计的温和做法，达成的结果更好。我已经说过，我们有无数对于历史路径的选择，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结果却只有一个。历史不是一个实验室。所以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假如一开始就采取林肯的做法，南方的民众暴力是否会发展到如此广泛的地步。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只是，在强硬派推行了他们的做法之后，他们原先的计划几乎是全盘失败的。他们交出去的那个“南方”，远不是他们原来想象的“重建”之后的模样。南方还是南方。
我们也永远无法知道，假如没有这场南北战争和此后的“半军管”，南方的奴隶制如果按照“体制内”的推动，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解决。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南北双方通过不同方式“解决”奴隶问题，得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北方在执行废除奴隶制之后，虽然依然存在种族问题，但是，黑人地位的提升以及不同种族文化的融合，是逐步的，也是自然推进的。没有出现强行种族隔离这样的异常现象，更没有反复地出现大规模的，以种族为原因的民众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