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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司法部长的第一步，当然是先“建议”对黑人的刑事罪不予起诉。理由就是美国司法无权对一个外国刑事案起诉。司法部长所能够做到，也就是一个建议，下面的检察官还是可能根据他们的判断作决定。
但是，这个案子还有另一部分，就是它的民事诉讼的部分。按照美国法律，民事诉讼的原告，将不再是检察官，而是有民事争执的平民。提出民事起诉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也就是说，“阿姆斯达”案的民事诉讼部分，是司法部无法控制的。现在，不仅是两个西班牙人递上了财产要求，就连海防队的吉尼中尉也代表他的属下，基于“海难救助金”，对“阿姆斯达”的财产提出了分成的要求。所以，民事诉讼的司法程序的按钮已经按下。在美国的制度设计下，它会自动地，按部就班地向前走，只要原告不撤诉，谁也休想让它停下来。
因此，当司法部长格伦迪，不无心虚地借口让黑人有一个上古巴法庭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建议法庭不要将黑人交回提出民事诉讼的西班牙原告，而是交给西班牙当局的时候，司法部长自己也知道，这是他的全部辩解里，最没有底气的一个部分。他甚至闭口不提海防队吉尼中尉对“阿姆斯达”的财产申请。是的，身为司法部长，出于对整个行政分支工作有利的考虑，他想中止这场刚刚起头的民事案件，彻底把“阿姆斯达”号从司法分支里拖出来。可是，正由于他是司法部长，他比谁都明白，这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现在看来，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国老百姓，显然还没有象今天的美国人那样，被训练得“慧眼独具”。对总统和其行政分支的法律监督，远不如今天那样容易抓住要害。所以，尽管他们有权利在报刊上攻击司法部长的声明，可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大多数人只是从人道的角度进行侧面进攻。从一场“法律战”来说，还很不得要领。
只有极少数人，似乎领悟到了一些什么。他们在报纸上提出，“阿姆斯达”已经属于司法分支。作为行政分支，已经不能无视司法分支的权利，独自采取行动。只有这两句话，实际上点出了问题的要害：在政府结构中，司法是独立的，行政分支无权干涉。所以，即使总统有理由按照“平克尼协定”交还“阿姆斯达”，在司法程序结束之前，也不能有所动作。
对于黑人的律师们，形势是很清楚的。就是只能在司法程序中取胜，不能失败。因为后路已经被行政分支切断了。
我们再回到康乃迪克州。在那里，一切都在正常进行。对于刑事起诉的前期准备工作也还在进行。
这时，律师们决定先单独为三个女孩子向法庭要求一个“人身保护令”。法律规定， “人身保护令”是必须向接受该案的上一级法院提出申请。这样，接受这个“人身保护令”的要求和审查，就会把案子带到上一级法院，也就是联邦巡回法庭。
他们精心安排突出三个女孩的计划，是期望利用这几个最容易打动人心的黑人小女孩，使民众产生更大的同情心。
因为，在预期的“阿姆斯达”案正常审理中，总要出现双方在法庭上对簿公堂的局面。但是，到那时，法庭的一边是近四十名粗壮的，而且可能给人感觉是“野性”的男性黑人，而另一边却是一老一少两名文弱的西班牙白人。这样的局面会使人产生很大的错觉。公众同情的天平，会在顷刻之间倾斜。
然而，如果先让这三个黑人小女孩与两名西班牙人在法庭上遭遇，那么，奴隶制的残酷，非人性，等等，就会变得不言而喻。三名女孩顿时可以为黑人赢到更多的公众支持。“人身保护令”的提出，又会重新激起有关“奴隶具有同样的人权”，还是“奴隶制中主人对他们拥有产权”这样的辩论。
再者，如果通过这个“人身保护令”的取得，能够证明奴隶主没有拥有这三个孩子的法律依据，那么，他们就可能再进一步扩大战果，把这个结论推广到其余的黑人。
最关键的是，他们认为，如果能因此成功地在民众中唤起一个强烈的呼声：即“这些黑人也是人，而不是他人的财产”，那么，这种压力也许可以迫使凡布伦的行政当局，改变他们坚持送黑人回古巴的立场。
他们甚至还希望，如果取得这个“人身保护令”，他们就可以据此进一步争取黑人在美国的宪法权利。也许更进一步，南方的奴隶，也将可以在今后，援引同样要求“人身保护令”的方式，宣布自己的自由。
这三个黑人女孩真是击败两个西班牙人的最佳突破口。她们都还不到十二岁，只会说非洲语言，显然是刚刚来自非洲。更何况，她们一直受到最普遍的同情。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尽管一共有四名黑人孩子，律师考虑之后，第一次“出击”还是先从女孩子开始。
律师的这一策略显然是非常成功的。案子一开始就吸引了极大的公众注意力。人们远道从波士顿，纽约这样的城市赶来参加法庭听证。旅馆预定一空，法庭挤满了人，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人士，甚至名门望族，就连一些法官们的妻子，也好奇地挤在旁听的人群里面。
这一个发生在联邦巡回法庭的，为黑人女孩要求“人身保护令”的回合，并没有在电影里出现。也许限于篇幅，导演把这一个历史情节，连同那三个黑人女孩，一起从影片中“割爱”了。这确实很可惜，因为真实的场面不用修饰，都十分具有戏剧性。
整个法庭场面的气氛和效果，对于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来讲，实在是太理想了。当一名警官把三名黑人小女孩带进来的时候，她们惊恐万状地一边哭一边紧紧地拉着狱警的手。狱警手里还拿着几片水果，不停地哄着她们。然后，她们的律师为她们申请一个 “人身保护令”。正在准备这个刑事案的检察官并不反对，只提出要求每人一百美元的保释金，以确保如果有刑事起诉的话，她们确实会出庭作证。
这时，两个西班牙人的律师跳起来，提出反对。不同意这三个小女孩以取得“人身保护令的”方式获释。理由也很简单，包括这三名小女孩的所有“阿姆斯达”号黑人，都是他们的“财产”。
当然，你从今天的角度去看，会发现这是多么荒诞不经。但是，我们只能提醒自己，这是在一百五十年前，在这两个西班牙人所属的这个制度中，这种说法是“正常”的。然而，黑人的律师们等的就是对方律师跳起来的这一刻。因为，这种把“荒诞不经”变为“正常”的制度，在一个公开的法庭上，要把三个可怜弱者形象的小女孩，当众变成他人的“财产”，正是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真正要求公众和法庭正视的具有颠覆性的问题。这也是在进行着一场司法挑战的律师们，等待的真正机会。
因为，他们的着眼点，显然不仅是在这三个女孩和“阿姆斯达”的黑人身上，他们更希望通过这个挑战，整个颠覆在美国南方还存在的一个非人道制度的法律基础。在联邦巡回法庭的汤普生法官的同意下，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法庭辩论机会，他们就可以在一个活生生的案例上，让法庭和所有的人注意到他们的论点：人类行为受到的最终的审判，是依据人性与非人性的界限来判断的。一切法律都在“自然法”之下，如果一条法律是非人道的，那么，它终有一天将被废除。
只不过是第一天开庭，大量的报纸就明确指出，不论结果如何，这已经是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的一个重要胜利。
自建国以来，法庭就是美国人最重要一个公众论坛。律师班德文站在这个论坛上，不仅小心地避开原来法律对于黑人布下的雷阵，向人们宣布，“阿姆斯达”的黑人从来就不是奴隶，他们是被人绑架的“自由的非洲原住民”。同时，他又进一步直指事情的本质，“所有的拥有自然形式的生命，都是自由的。”
挑战司法就这样开始了。
律师们走出的第一步有没有成功呢？我得在下一封信再告诉你了。
祝
好！
林达
06。向自由迈出第一步
…
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谢谢你给我寄了书。你在信中说，看了我的信很想去看看“阿姆斯达” 这部电影。今天我大概可以把这个影片后面的真实故事给你讲完了。
在“阿姆斯达”案的上诉期间，美国的新闻界已经逐渐开始在报刊上披露了与此案有关的，行政分支企图干预司法的故事。可是，由于这些干预都没有成功，也就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证据完全浮出水面。因此，除了本来就对凡布伦的行政系统充满警惕，至今还在这个案子上挣扎的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之外，一般民众对这样的报道还是将信将疑。然而，从这些一百五十年前的报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当时美国媒体的新闻嗅觉了。
在“阿姆斯达”的影片中，导演安排了一个场面，表现黑人辛盖在焦灼地坐在法庭，却听不懂那些决定他们命运的人在说些什么，也无法表达自己。终于，他意外地站起来，艰难地吐出一个英语单词，然后用越来越响，越来越坚定的声音重复着：自由！我要自由！
这是一个导演安排的戏剧情节，在这部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斯匹尔勃格所关切的焦点始终是在不幸的黑人身上。他非常注意去刻划这些来自非洲的黑人心理状态，刻划他们在遭遇一系列厄运，又落到一个天差地别的环境中，所可能产生的反应。
在这个电影情节中，还有一个真实的背景。就是这些黑人在等候上诉的日子里，在泰朋和许多义务工作的美国人的努力下，渐渐开始学会用英语表达一些意思，甚至有的黑人开始学会简单的英语写作。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增加，也使他们心理上的紧张和惊恐不安，得到一定的疏缓。
在外面，新闻界似乎并不满意对总统干预司法的初步报道，自有一批新闻记者对已经到手的一些线索进行跟踪调查。终于一步步拖出了曾经属于白宫的“最高机密”。在 1840年的10月，也就是一审判决之后的九个月后，“解放者”和“自由者”两个刊物，报道了完整详尽的有关白宫策划干预司法进程的故事。在这个报道之前，已有一些报纸指出，在一审判决中，法庭已经确认“阿姆斯达”号的黑人，是从非洲被绑架来的自由人。可是，代表美国人民的总统，居然要去帮助非法的古巴奴隶主。
这一年，凡布伦总统终于竞选连任失败，有很多人认为，他的落选与“阿姆斯达” 案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对于奴隶制的温和态度，导致他失去了在四年前曾经支持他入主白宫的六个北方州的选票。这个结果也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当奴隶制问题成为一个如此敏感的社会议题，两极分野又是均势力敌的时候，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没有一个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考虑的只是寻求平衡的话，那么他的处境确实就象是一个吃力的走钢丝的杂技演员。
在这段时间里，接受了上诉的联邦巡回法庭的汤普生法官，支持了裘迪森法官的一审判决，驳回了上诉。但是，正如“阿姆斯达”的影片里所讲到的，代表西班牙公使和美国行政分支的法律代表不服判决，进一步向美国联邦政府司法分支的最高机构，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最后的上诉。凡布伦总统领导的行政分支走出这一步，斯匹尔勃格在影片中的解释，除了他对于大选之年南方选票的考虑，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担心矛盾的激化会引发一场内战。这个分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于激进反奴隶主义者来说，他们经过无数的努力和曲折，这是他们久已盼望的时候。因为走向最高法院，是美国历史上所有的挑战司法的人们都期待的一刻。只有进入最高法院的案子，才可能对原有的法律有一个根本的否定，才可能在历史的进程中竖起一个“地标”。同时，也能把自己的观点的影响，最大限度地传播出去。
然而，听到案子已经被最高法院所接受的时候，也是他们心情最沉重的一刻。因为到了这里，根据全体人民的契约，判决是一锤定音的。如果失败，不但“阿姆斯达”号的黑人命运堪犹，而且，对于他们长期从事的，在美国南方彻底推翻奴隶制的事业，也将是一个打击。这个目标的实现将有可能因此推迟许多年。也许他们必须再经历长久的等候，才会等到下一个契机的出现。
他们经过再三考虑之后，认识到一点，就是在这个最后关头，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争取使最广泛的民众，都能够理解和支持他们在这场论战中的观点。使得这场由 “阿姆斯达”案所引起的论战，对美国的废奴真正产生影响。由于他们自己一向激进的立场，使得一些民众对他们本身产生一些看法。例如，觉得这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乱”，不是真正愿意按照合法的程序推进一个制度的进步，而是巴不得挑起事端激化矛盾，甚至不惜引发一场战争。不仅是总统不愿意看到一场内战，就是在北方，大量希望废奴的美国人也不愿意看到一场内战，这是很普遍，也很好理解的。这样一种情况，有可能导致人们对于这个日益扩大的“阿姆斯达”案的疑惑，也可能影响民众的支持率。因此，他们决定，寻找和推出一个有影响的，但是又不持有激进立场的人，主导这个案子的最后一场战役。
他们先找了两个名律师，都是反对奴隶制的。其中一个曾经还有过多次出席最高法院法庭辩论的经验。但是，这两个律师由于不同的原因都婉拒了这个请求。这和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