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在此范围之内。
现在看来，这和法西斯的理论差不多，几乎不值一驳。然而，在一百五十年前，这样的“理论”可以“振振有辞”地提出来，就是因为当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人对于种族差异的认知，都还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多元文化的概念还根本没有产生。“南蛮北夷”，“吃人生番”的讲法，在到处都很流行。你一定还记得我讲过的康有为遇到黑人的反应吧？对于种族差异的偏激反应，那个时候在多数地区都出现过，只是冲突的机会大小，程度的深浅不同而已。
问题是，美国南方提出这些论点的人，并不一定都是认知问题。相信有一些人仅仅是利用了当时大多数人程度不同的认知局限。而在那个时候，这种认知局限确实是普遍存在的的。比如，当时在美国，即使是在强烈反对奴隶制的北方，依然有大量的人认为，应该解放奴隶，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解放以后的黑人，则必须另外为他们找一个居住的地方，让他们自己生活。因为，许多人依然无法想象，如何与一群尚未“开化”的 “野蛮人”共同相处，更不要说去想象给他们以同样的政治权利了。
结果，当时的“后奴隶主义”者，倒是很简单，理论也很“清楚”。然而，反对奴隶制的人们，反而显得十分复杂，他们的思考出发点各不相同，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认知差异。原因就在于，在多元文化的概念诞生之前，人们实在不知道如何处理种族差异所带来的巨大的文化鸿沟。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在冥冥之中维系着这些背景不同，构成复杂，宗教信仰各异的反对奴隶制的人们，那就是他们对于起码人性的理解。这些人成为当时自由北方的基础。
在他们中间，有一批人是在反奴隶制的运动中站在最前沿的。他们被称为是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这就是你在电影里将会看到的，那个为黑人辩护的律师的形象。
你设想一下就会发现，“阿姆斯达”是一个与美国毫无关系的事件。不管它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古巴和西班牙人的事情。它漂来美国，也只是一个误入境的情况。它可能在美国根本无声无息，根据惯例，连人带船让古巴领回去，一切让他们自己去处理。海防队“海难救助奖金”的判定，也只不过是一个小法庭的小小民事案件，简简单单就可以解决。确实是这样，如果没有北方这批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阿姆斯达”事件将会是完全另一种面貌。
然而，历史注定了“阿姆斯达”事件将成为美国的一个里程碑案件。因为当时的美国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的“战场”上，已经开始了“寸土必争”的公开较量。每一个相关事件都会成为导火索。所以，“阿姆斯达”号的闯入，根本不可能被北方死守前线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忽略过去”。
海防队的吉尼中尉，把他的“阿姆斯达”号俘虏带到了康乃迪克州一个叫做新伦敦的港口小城。有趣的是，当时美国虽然只成立了五十年，还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国。然而，由于它的建国方式，致使它的许多基本状态已经和今天十分相象。例如，这些黑人一到，首先引起了当地新闻界的强烈骚动。各种报纸，不仅发出新闻性的报道，还就相关的奴隶制的问题，发出了种种评论。
这些反应都是必然的。一方面奴隶制问题已经成了当时美国的头号问题，另一方面，我前面提到过，在此九年之后，康乃迪克州就自己立法彻底废奴了。因此，这个州本身，当时也处在两种力量抗争的最后紧张阶段。因此，当你在电影中所看到的，这一群外海漂来的黑人，被押着走在小城的街上，无疑象是一块天外巨石，轰然砸向一片平静的水面。
使我感到非常有意思的部分是，尽管是发生在一百五十年前，它的处理程序却基本就象美国今天会产生的反应一样。在美国宪法的基本设计下，相关的各个部门，有条不紊地自动进入固定的程序，几乎一步都不会错。
虽然吉尼中尉出于自己的考虑，把人带到了远离纽约的小城新伦敦。可是，他还是必须按照程序，立即向位于纽约州纽黑文市的联邦海防队的上司报告。
海防队的官员的逻辑是这样的：尽管“阿姆斯达”号的乘客已经被带往新伦敦，但是，这并不是发生在这个小城的地方案件，因此，应该把案子交到联邦地区法庭，而不是交给州或市的地方法庭。同时，又由于涉案人都已带到属于康乃迪克州的新伦敦，所以，在选择报案法庭的时候，选择的应该是管辖并且也位于康乃迪克州的联邦地区法庭。
所以，案子就这样到了康乃迪克州的联邦地区法官裘迪森那里。裘迪森法官在接到报案之后，当天就前往新伦敦调查。司法的程序就这样开始启动了。
你已经看到，“阿姆斯达”号的乘客分为两个部分，一边是黑人，可是谁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另一边就是两名西班牙货主和原来属于船长的小黑奴安东尼奥。法官一开始只可能向一方取证。他们的供词是一致的：他们是在西班牙法律下，合法运送奴隶。运送过程中，奴隶非法劫持该船（这一条可涉及海盗罪），并涉嫌谋杀。
法官在无法取得另一方证词的情况下，先检查船上的合法文件。古巴当局发给蒙岱和路易兹的通行证，也从书面上支持了他们的基本供词。就是他们合法拥有这些奴隶，合法运送。
这样，法官初步判断，黑人的首犯辛盖就可能是一个谋杀案的高危险嫌疑犯。在这时，裘迪森法官才命令将辛盖戴上镣铐，单独囚禁。历史记载上，在上镣的时候，辛盖显得很平静。他还笑了一笑，用手比划了一个被吊死的动作。你想想，对于辛盖，这不是太简单太明白了：这当然是最自然，甚至是唯一可能的结果。他杀了白人，抢了船，又落到了白人手里。不等着被吊死，还能等出什么别的结果来呢？
两名西班牙货主提出，要求法官立即将“阿姆斯达”号，船上的货物，以及黑人送往波士顿的西班牙使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财产。可是，法官迄今为止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尽管听上去相当可信。然而，即使在一百五十年前，这样的单方面取证也是不能在美国作数。法官按照司法程序，不可能根据这样的“一面之词”就采取什么结论性的动作。
所以，裘迪森法官当时能够作出的决定只可能是：根据司法程序，法庭将会开庭，对两名西班牙人的财产申诉作出一个裁决。也将考虑是否应该对黑人提出海盗罪和谋杀罪的起诉。
然而，被告方的“不会说话”，始终是个大问题。当时已是八月底，裘迪森法官决定至少暂时把这39名黑人留到九月联邦巡回法庭大陪审团会议。对于没有参与暴动嫌疑的安东尼奥和四名黑人孩子，也必须作为证人确保到时候出庭，但是鉴于无人出面为他们签据保书，所以也只能暂时拘押。
同时，另一个申诉进入了此案的司法程序。就是吉尼中尉，代表参与“阿姆斯达” 号救难行动的全体人员，基于“海难救助”的有关法律，对船上的货物提出分成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一笔财产已经有了两个“主权申诉”者。所以，司法程序也已经限定了 “阿姆斯达”号必须经过法庭裁定，才有可能“开出去”了。
当时，“阿姆斯达”号的嫌疑犯在新伦敦的关押地点，是海防队在码头的简陋的临时看守所，显然不可能这样关下去。所以，裘迪森法官决定，让海防队把他们送往队部所在的纽黑文市监狱。
就在执行这个转监命令的时候，正准备离开的裘迪森法官突然皱起了眉头，他注意到一个不正常的情况。当海防队员拿着哈瓦那当局签发的那份通行证，按照上面的西班牙姓名，大声地对黑人一一点名的时候，所有的黑人对“自己的名字”都一概毫无反应。
就在黑人们茫然地看着那些对他们大叫着什么的白人，感到莫名其妙和惊恐不已的时候，他们决不会想到，远在纽约，也有一群他们素不相识的白人，已经开始酝酿一个艰巨的营救计划。营救的目标，就是他们这些来自远方，在这里无亲无故的陌生黑人。
这封信太长，很抱歉只能先写到这里了。下一次再接着给你介绍“阿姆斯达”事件在美国的“重头戏”。盼来信！
祝
好！
林达
05。海上漂来挑战司法的机会
…
卢兄：你好！
没想到那么快就收到了你的回信。你说，“阿姆斯达”事件确实吸引了你，为了早些看我聊下去，所以才赶快写了这封信，目的是“抛砖引玉”。这么一来，我非得紧着写不可了。
“阿姆斯达”号漂来的时候，美国在奴隶制问题上，确实已经双方都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那么，这个国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现在对于美国当时松散的状态，也一定已经有了一些概念了。然而，不知你想过没有，这实际上反应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态。那就是，如果它的各个部分的联系显得松散，那么它能够作为整体长期继续存在下去，维系它的东西有可能反而是相当有力量的。
这个维系就是美国作为国家最基本的一个共识，遵从契约。你可以这样想想，在如此松懈的一个国家结构中，如果没有对于契约的基本认同，还不是早就散了架了。
以宪法为基础的各种法律，就是这样的契约，也就是松松垮垮的各个州，集合在美国这样一个名称下的基本依据。既然这种集合是自愿的，那么遵从契约的行为也是自愿的。美国的这种组建经历，虽然使得它的中央政府常常显得软弱无力，可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更容易建立起“真诚的法律”。
因为法律的建立，是大家的契约。它不是一条皇上的圣旨，也不是一个上层集团的指令性文件。因此，它也就有一个天然保护层，就是民众认同。北方一个又一个废奴的自由州的诞生，就是这样来的：经过最广泛的民众辩论，达到一个基本认同，然后立法。这样法律相对来说，就更有“真诚”的基础。
如果一部分人的认识进了一步，那么，美国的方式就是，以一切机会，提出对现有法律的历史缺陷的质疑，引起新一轮的大众辩论。在争取多数民众认同的基础上，以求取得新的判例作为依据，甚至根本引起新的立法。
因此，除了通过新闻媒体，公众场合等利用“公共论坛”的长期宣传，以“挑战司法”引起公众注意和辩论，也是美国人从建国以来，就一直使用的推动历史进步的方式。这也是美国有所谓“里程碑案件”的原因。美国进步的脚印大多数都是由最高法院的一个个判例组成的。可是，如何“挑战司法”呢？
那就是坚信自己行为正确的人，以触犯某条法律的方式，走上法庭，去引起一场关于这条法律本身是否合理的辩论。输了以后再上诉，官司一级级打上去，直至最高法院。
以这种方式推动社会渐进，对契约双方的要求都很高。
对于契约的一头，要求司法独立和司法的公正与公开。否则，你一头撞上去，结果官法勾结，私下里关起门来三下五除二地就给判掉，关起来了。司法体系对这样的挑战，也根本没有按照法理去认真对待的诚意。当然，也就不会产生任何意义。这是对于司法制度本身的基本要求。
对于契约的另一头，则要求挑战者对大家已经制定的契约必须遵从。既然是“挑战”，那么就可能是有输有赢的。赢了固然是皆大欢喜，但是输了就得准备接受原来法律的制裁，因为法律是大家的契约。大家还不能接受新的契约，你就必须接受原来的约束。往简单里说，就是“挑战”不成，那么该坐牢还是得坐牢去，不能因此就给法院扔炸弹。这是对“挑战”一方的基本要求。
所以，故意地挑战司法，是需要勇气的。一般来说，到了“挑战”的时候，也就是估计民意也已经到了“火候”的时候。假如还完全没有民意基础，只是一场盲目挑战的话，那几乎等同于自投法网，同样毫无意义。
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在“火候”差不多的时候，正好出现一个案子。尽管不是故意制造的“挑战”，但是，所有推动这个进步的人，都会全力以赴，把这个偶然出现的案件，变作一个“挑战司法”的机会。你一定猜到了，对于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阿姆斯达”事件，就是这样一个机会。
当时的美国北方，反奴隶制的民意基础已经完全具备。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更是宣称，现在已经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摆脱奴隶制的时候了。虽然，激进反奴隶主义者并不是多数，但也已经遍布各处。在宪法保护下，他们建立了各种如“反奴隶制协会”这样的民间团体，相互之间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所以，“阿姆斯达”事件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是默默无闻地就“走过场”的。黑人们刚刚到达新伦敦，立即有人向纽约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通报情况了。
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已经决定，“利用”这一事件，向奴隶制挑战。当然，采用的方式依然是“司法挑战”。
“阿姆斯达”号的叛乱，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法律的严重触犯。黑人奴隶，夺了船，还杀了人。如果把这个事件按“无罪”去辩护，不是辩称黑人“没有夺船杀人”，而是辩称这样的“夺船杀人”不是犯罪。这显然是对于司法的挑战，尤其是在一百五十年前的状态下。
你已经知道，当时的美国还是一个局部奴隶制的国家，自由州的黑人也还没有公民权。正如我以前告诉过你的，种族偏见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完全还是一个白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要把一个“黑人杀了白人”的案子辩成无罪，显然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挑战。
也许我必须向你讲得更清楚一些，这里的“利用”二字，没有任何的贬意。他们打算利用“阿姆斯达”事件，挑战奴隶制，但决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