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班的当天，天气异常的闷热。这天下午几个高二班沸腾起来了。各自按照自己的选择，找到自己的位置，将要开始新的征程。
秩序刚刚整顿好。这时，西风大作，校园里的纸片被风吹得飞起老高。小树几乎弯得要折断了。大树的树头也明显的倒向一边。
顿时，教室里一片寂静，同学们都眼睁睁地从窗口里向外望着。
一道白光闪过，接着雷声滚滚，大点子的雨下起来了。院子里刚才刮起的尘土，早就没有了，只有一道道倾斜的雨帘。地上已经积水四溢了。风没有停息，雨仍在下着，天却黑了下来，就象到了晚上一样。
然而时间不长雨就停了，天也变亮了。西边天空中露出了一轮晶莹透亮的太阳，泛着红光。周围的云彩也变得彤红，照得校园里的教室、宿舍、树叶、地面到处都是红的，把一些同学的白衬衣也染成了红色。我们虽不信迷信，但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场暴雨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只有西边天上那火红的夕阳，那么可爱。
原先好多同学都想报文科，现在看起来，报考文科的还是少数。原来人满满的教室里现在显得空荡荡的了。多数同学报考理工或农林医专业，只有二十多个人报考文科。由于真理总是站在多数人一边，所以我们这些少数人都有些默然，不知道我们的选择究竟对不对，因为我们只是凭一时的任性，对以后的专业其实一点也不清楚，人们好象都在迷迷糊糊的做梦一样。我环顾我们这个新的班集体，人少不算，而且其中的男生就更少了。女生占到三分之二。这真是个特殊的班集体，难怪别的班的同学戏称我们几个男生是娘子军的党代表。在这个戏称面前，我们有些抬不起头来。由于阴盛阳衰的缘故，我们打破了在高一时那种男女搭配分桌的惯例，因为我们这个班已经没法搭配，老师只好安排男生和男生，女生和女生同桌，这给我们的学习带来了一些便利。原来在男女不相往来的环境下，我们同桌之间连个问题都懒得在一起商量。现在我的同桌是一个男生，叫李建立。很快我们之间就成了学习和生活上的好友。
我和李建立报文科班，都是基于一个目的，就是对文学的爱好。那时我们把文科简单地理解为文学，以为搞一辈子文学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所以时间不长，他就让他那个在省城工作的哥哥寄来了两本《文学基本知识》，其中有一本是给我买的。那时我们正在做着文学梦。
这与我们的语文老师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北京名牌学校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由于历史的原因沦落到了这步天地，我们有幸成了他的学生。也可能是过去在文学创作上吃过亏，所以现在不再创作新的作品，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中，并试图从中培养出一批文学方面的人才。就在他的诱导下，我们班为数为少的同学开始做起文学梦来。当然那时的文学特别繁荣，在文学道路上经常会杀出一匹黑马，这匹黑马也许会一夜成名。所以好多青年都把在文学上的建树当做成才的重要标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和建立有了共同的爱好，有了共同的语言。
17、漂亮的小老乡
我们邻村那位美丽的女生张凤霄也上的是文科班，所以我们一直在一个班里。不知道她是怎样想的，也许是准备靠英语的强项报考外语学院。由于男女生之间的壁垒，我们没有进行过一点这方面的交流。由于女生占优势的原因，我们班的女生比起别的班来有些疯，说话声音更大一些，笑起来也少了许多的顾忌。这时张凤霄也不再是原先那种细声细语的羞涩模样，开始变得大方起来。
尽管是邻村，但奇怪的是，我们在回家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在路上碰到一起过。可是有一次星期天回家，在半路上碰到了。那时我正飞速地向前骑着自行车，公路两旁的树木和庄稼也以同样的速度向身后快速地退去。下了柏油路，还有十几里的土道。就在我刚刚拐进狭窄的土路时间不长，就见前面有两个女生围着一辆自行车敲敲打打，旁边放着另一辆车子。我骑过去一看，正是张凤霄和她一个同村的女同学。我忙从车子上下来，走上前去。张凤霄一看是我，笑着对我说：“我的车子坏了。”
我到车子前边看了看，原来是车子的链条断了，链条是在接口的地方断的，其中的小接口的卡子掉下来后，使那片接头也掉了。
我说：“什么时候断的？”
她说：“也就是刚下公路时间不长。”
我说：“我们找找看，能不能找到卡子和接头。”
于是我们三个人沿过来的路寻找起来。大约向回走了二百米左右，我发现地上有个黑黑的东西，原来是那个接头，并又向前走了一段，也找到了卡子。
我说：“找到了。”
张凤霄说：“我看看是什么东西。”
她看了看说：“要不是你，我们看见了也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我很快把链条给她接上，并用从旁边路上拾到的一截铁丝，使劲把卡子顶上去。
我说：“好了。”
张凤霄对我笑笑，我们就一块骑上车子向家乡的方向骑去。在路上，她已经不是在学校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我们说了不少班里的一些事情，还对学校诸如对我们文科班不重视的一些现象发了不少的劳骚。时间不长，我们就到了分手的路口。
两天以后，我们回到了学校，见到张凤霄，又恢复了那种不相往来的态度。我想，在环境面前，人们都在尽量地伪装自己，使自己与环境尽可能地达成默契，这样可以避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人的这种行为不就是象变色龙一样吗？
人们都说上高中的目的就是在高考中取胜，虽说老师们都说这种说法不正确，要“一颗红心、两套准备。”实际上，这句话完全说到了点子上。我们升入了高二，就好比上紧了发条的钟表，也好比运动场上长跑运动员那样就要冲刺了，我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内在的或外在的压力。
高考的日子日渐迫近，而作业的份量、数量也在不停地加重，多亏我们的老师们身体健壮，不然连他们也会支持不住的。每天要出一大张习题，而且总是自己刻写蜡纸，老师这种拚命精神，我们怎能不感动呢。和父母盼子成龙一样，他们也盼着自己的学生有更多的考上大学。为了不让老师们的希望破灭，不让父母的希望落空，我们在内心里给自己下了命令，努力从严要求自己，努力完成老师的作业，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去读书、记忆、验算、理解。一天的时间占得满满的，下午的课外活动早就免了。
做任何事情非有决心、恒心和满腔的热情不行。学习上也是这样。由于长时间的紧张，使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每天一早起来就忙忙碌碌。起床、上早操、读英语、背课文，上午听课，下午听课，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和晚上的自习时间做作业。不这样不行，因为时间太少了，而课程还那么多，不赶怎么行。晚上的时间是最宝贵的，做完了一天的作业，就可以广泛涉猎。当然，小说是不敢再看了，因为时间不允许，而每天日记总是要写。我们的日记与其说是日记，倒不如说是一篇篇小小的作文，因为每天都是这样忙，有什么发人深省而又非记不可的事呢，就是写成流水帐，那也是千篇一律。
只有压力而自己没有原动力，是不会安下心来用功的。做为一个学生，没有为社会、为家庭做过什么，是一个完全的消费者。学生的天职只有学习，把学习搞好，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情，报答老师的希望之心。我真想时间再多一点，再多一点。
夜是宁静的，秋虫的呻吟声依稀可闻。一开始，下了晚自习我和建立总是到学校旁边的镇医院里去看一会儿电视。那时正放映一部叫《加里森敢死队》的外国片子，故事情节很惊险刺激。所以我们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总是觉得不会耽误多少时间。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就被班主任邢老师发现了，当场对我们发了一次火。第二天到了班上，仍然是一种不依不饶的样子，在全班公开批评了我们。他说：“你们现在还小吗，你们现在怎么能当电视观众。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自己也不争点气。”
这使人们都点抬不起头来，特别是在那么多女生面前，更是觉得无地自容了。我想，她们这时一定在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们两个。于是我忍不住大胆抬起头，偷偷地向她们望去。实际上我并没有看到我想像的那种目光。而在她们的目光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同情。于是我俩再也不敢去看电视了。
18、自尊心
华北平原的秋天是那样的短暂。时间不长，大田里的秋庄稼就不见了踪影，大多数地块都在整地，有些早的已经种上了小麦。这时，天清气爽，就连学校旁边滏阳河里的水也一改夏日里那种浑浊的样子，变得清亮了。
学校的机井坏了以后，一直也没有打新的机井，据说是教育局经费紧张，一直没有批下来。所以我们还是到滏阳河边洗衣服、刷碗。
这个星期天我没有回家去，想补一补作业，以便下一周开始时轻装上阵。
这天下午，牛云山从家里回来，正好晚饭后在河边刷碗时碰到他。在回去前，我让他到村子里的学校里给我借几本史地课本。现在我向他询问借书的事，他说：“学校里不借给，只能出钱买。”
我心里很不高兴。夕阳西去，天渐渐暗了下来，风也刮起来了。我打了一个冷战，站起身回学校去。我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秋天的风就是这样讨厌，只要太阳一落，它就刮起来没个完，使人冷嗖嗖的。
我沿着河堤往学校的方向走着，地里的麦苗已经出土了，远处再也没有了长着的高杆庄稼，一眼能望出去很远。但是，在这个黄昏时刻是看不很远的。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向家乡的方向望了一眼，叹了一口气。我想，人情实在是很淡薄的。当你属于某个集体时，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互利互惠、互相之间尽量避免伤害的关系。一旦你脱离了这个集体，这样互相之间的关系便宣告解体。在村里的时候，我和学校的老师关系都还算不错，现在时过境迁了，这种关系也发生着变化。因为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由于我们村的学校里开着橡胶厂，所以当时我们的教材是学校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可能有人不信，当时情况的确是这样。所以和学校借两本书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现在他们却认真起来，非要拿钱买，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正在这个时候，地区教育局召集各地教师开了一次经验交流会，在会上研究教学方法、传递教学经验。回来后，教师们给我们介绍了外地学校文科班的情况。不听便罢，一听，简直能使人吓出一身汗来。原来人家的教学速度如同已经跨上快马奔腾了，而我们还在原地散步。别的不说，单是历史和地理课，就有比我们多一倍。
那时我们急需的历史和地理课并不太多，反而对我们无用的物理化学课仍然上着。学校说如果不上这两门课，就无法发放高中毕业证。同学们听了这个消息都说：“这怎么行呢？我们宁可不要高中毕业证，我们是为考大学来的，得马上让班主任向学校领导反映。”
于是我和建立找到了班主任邢老师，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对我们说：“我早就向学校领导说过多次了，他们只说没教师，不能解决。”
我们说：“同学们的要求很强烈，如果没有个说法，恐怕不好交待。”
邢老师说：“那我带你们直接找校长。”
邢老师把我们带到校长室，我们直接向学校领导反映这一情况。并向学校的王校长说了我们的要求。他有一段时间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说：“现在你们也知道，我们学校缺的就是这两科的教师。学校已经向上级反映了情况，上级也有困难，在师资力量没有解决之前，很难满足你们的要求。”
我说：“像样长期下去，我们的课更赶不上了。您也知道。在初中有六本历史地理课本，高中还有四本，一共十本书，我们过去都做为副科，几乎都没有好好学过。现在离高考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如果不抓紧时间，对学生是个损失，对学校不同样是损失吗？”
最后王校长说：“这样吧，下周我在你们班里听一周的课，然后再做决定。”
就这样，我们从校长室出来。
时间不长，我们来了一位新老师，教我们地理课。而原来负责教文理好几个班的历史老师，在理工科班的强烈要求下，停了理工科的世界史课，集中精力给我们班全面补习初高中的历史。
19、怪人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一边是李建立，而另一边是刘子平。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总是说一会话，这已经成了惯例。有时刘子平总是主动地找着我说话。我觉得这个人很怪，并不愿多理他。但他每次说的话就和他平时的行为一样，都是我从来想不到的。所以有时倒愿意听他说些什么。
这个刘子平我们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首先是行为上怪怪的。上自习课的时候，他偷偷跑到宿舍里睡觉。而别人睡觉的时候，他却天还没亮就起床，到教室里点着煤油灯去学习。这种反常的行为，使我们班的一些男生在背地里称之为“精神病”。他的这种有悖常人的学习方法，并没有使他沾多大的便宜，学习成绩与他的名字一样，总是平平的。
可是有一次。他对我说：“现在的历史课本其实编得不怎么样，什么八路军积极抗日，蒋介石消极抗日。这种说法太片面了。你知道什么叫正面战场吗？正面战场就是蒋介石领导的战场，那才是正规战，八路军在敌后的游击战只不过是一种小规模的战斗。其实要不是日本进入中国，中共早就被蒋介石消灭了，日本帮了中共的忙。”
我听了这些奇谈怪论，不由得喊起来：“没想到你刘子平这么反动。”
他并没有生气，说：“我说的这是实情，其实我看的历史书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