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我的第一批翻译，其选目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由健吾先生指点的、提供的。外文系出身的人，从事文化学术工作往往是从文学翻译起步，我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之前先做了几年的翻译编辑工作。由于岗位的性质，我早期的一批翻译成果很少是外国文学作品，而是外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篇章。当然这两种翻译颇为不同，理论翻译有它特定的难度，对于年青的译者来说，哪些理论批评的名著名篇该译、可译；首先就是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人指点，你就如同进入了一个大森林，究竟什么地方有美味的果子好采，可以采哪一种，应该采哪一种，你都会感到茫然的。李健吾对我正起了这种指点者与引导者的作用，如十七世纪大学者费纳龙的《致法兰西学院书》与巴尔扎克的挚友菲力克斯·达尔的《〈哲学研究〉导言》，以我个人当时的知识积累与学力，是怎么也不可能找到这两个宝贵的选题的。它们就像两颗宝石埋藏在地底，正是健吾先生将这两个选题指点给我，并主动将两本原书借给我用，我才得以译出的。我还记得那是两本旧得发黄的法文书，想必是他早年在法国购存的，其中一本是有关巴尔扎克的资料汇编，十九世纪末出版的，一看就是“善本书”，用俗话来说，是“压箱底的存货”，在还没有“七星丛书”版的《巴尔扎克全集》的当时；实在是宝贵得很！
其三：我出版的第一个翻译成果《雨果文学论文选》；首先是得到了健吾先生的首肯与称赞。由于我大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是雨果；走上工作岗位；便一直保持了对雨果的兴趣；并一直没有中断对雨果文艺论著的翻译。从容译来；自得其乐；因雨果的理论篇章写得华美瑰丽；文采斐然；翻译之中若遣词造句巧妙得手；那简直就是一种艺术享受。数年磨一剑；到六十年代初；总算译出了一本十几万字的选集；有幸被列入了“外国古典文艺理论名著译丛”的出版计划之中。这个译丛是著名的“三套丛书”中的一套；要算当时国家最高层次的译事项目；被视为巍峨的学术殿堂；朱光潜、季羡林、金克木、辛未艾等名家所译的理论著作都已收入其中。这个项目本来审稿制度就很严；对于我这样一个年青的译者当然更要慎之又慎；全部译稿必须经过多位资深专家一致审查通过。译稿先是交李健吾与鲍文蔚两位专家审阅；鲍文蔚是法文翻译界与李健吾同辈的一位权威；以善译难度较高的作品著称。审查通过了；健吾先生还直接告诉我；他与鲍先生都认为“译稿达到了出版的水平；其中《〈克伦威尔〉序》译得特别出色”；他还补充了一句：“鲍先生特别要我告诉你这一点。”《〈克伦威尔〉序》是雨果讨伐伪古典主义的檄文；洋洋洒洒五六万字；是批评史上一篇经典文献；文笔如天马行空；而且旁征博引；典故繁多；翻译难度很高。译文能得这两位师长的首肯与赞赏；说实话；我是深感荣幸的；几年的苦熬苦译；得此褒奖；岂能不有点“欣喜若狂”？多年来；这件事我一直感念难忘；因为它是我青年时期漫长行程中难得遇见的一件充满了善意、关怀与温暖的事件；特别是与这部译稿后来的遭遇相比更是如此。译稿通过李、鲍二位审查后；还得通过那套丛书的一位掌实权的权威批准后才能“放行”。那位人物既然可以公开辱骂傅雷为“洋场恶少”；对我这样一个“年少”的“初生牛犊”；就更不会有什么善意；译稿在他手上居然压了将近一年；最后只审校了一千五百字；而他的审查鉴定书；既提不出任何像样的否定性的意见；但也有意不作任何肯定。他身居要职；这种不置可否的态度显然就是故意要“让这盘菜黄掉拉倒”。拖延了长达一年的时间之后；出版机遇终于因“文化大革命”的来到而彻底丧失了；这一误就是十多年！直到“十年浩劫”之后的1980年；这部译稿才绕过了那位先生的阻碍得以出版。
其四：我主编的《法国文学史》出版时；最先得到了；用健吾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得到了他“雀跃欢呼”。三卷本《法国文学史》开始写作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那时我开始做这件事的动力；仅仅是对“四人帮”那一套“无产阶级政治”与“革命路线”看透了、厌透了；不想再浪费时间与生命；而想去做点值得做的事情。说实话；就是为了躲避现实；找点寄托；并无任何实在的企图。因为那时仍旧是在“文化浩劫”期间；实在看不到将来有可发表、可出版的前景；于是做起来也就特别潜心；但求寄托自我；忠于自我。这样；一方面就充分释放出了我们被“十年浩劫”惨重压碾与摧残的对传统文化、对人类精神遗产的感情；努力把大学毕业后十来年积累的学养与见识尽数施展出来；另一方面；则十分自觉、十分有意识地要摆脱从六十年代初就已经方兴未艾的极“左”文艺思潮；甚至力图与那条“革命文艺路线”对着干。这两个方面的自我意识；成全了《法国文学史》：写于“文化浩劫”中的上册；却脱净了“文化野蛮主义”的气息；脱净了“四人帮”那种“红彤彤的革命色彩”。一般来说；在“四人帮”时写就的论著与文章；由于总有流毒的痕迹；到“四人帮”垮台后是无法出版的；梁效成为过眼烟云就是最典型的一例；而《法国文学史》上册却只字未改于1979年得以出版。坚持了，努力了；脱颖而出了；有了多卷本的架势；有了真正的文化气息；坦率地说；我认为应该得到回报与赞扬；但我没有想到；回报与赞扬并没有来自“翰林院”里的领导与“同志们”；而是来自李健吾；惟一的李健吾。他在一家大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三四千字的文章；又是“不亦说乎”；又是“兴奋”；又是“雀跃者再”；真是热情之至。作为一个长辈；竟把后生的进展与成功视为自己的欢乐；其情状就像一个天真的儿童；这种忘我的人、赤诚的人；你见过吗？不仅高兴得像小孩过节一样；而且还有智者的见识与明悟。他毫无保留地这样说：“世纪变了；现实变了；旧的该让位给新的”；“作者为中国人在法国文学史上创出了一条路”。他还讲出长者的赤诚心地与肺腑之言：“老迈如我之流；体力已衰；自恨光阴虚度；无能为力；而他们胆大心细；把这份重担子挑起来；我又怎么能不为之雀跃者再？”试问；李健吾此种襟怀；此种意境；此种品格；学界有几人能有？而头戴冠冕、身居高位、人贵言重、炙手可热的庙堂人物却偏偏比比皆是。
在各个不同的学术领域与学科内；传道授业的方式可能都会有所不同；在人文学科里；我不大相信“手把着手教”是一种普遍适用、绝对必需的方式；因为；人文学科的研习很重要的是靠习者的个人感悟与体验；“手把着手教”；对教育者而言是不堪其负；不胜其烦的；而对研习者来说；若无个人的感悟；也是收效甚微的。人们常见某些“手把手教”的培养对象，某些内定接班人之所以少有成大器，而多有无大作为的原因；也许正在于此。在人文学科里；善意的关怀；必要的指引；重要时刻的援手以及热情的鼓励；却如阳光、空气与水；足以使树苗茁壮成长了。
我在“翰林院”里大半辈子以中等的资质；历经摔打、敲击与点批；终未趴地不起；反倒多少还长了一些个头；做出了一些事情；除了因为自己还算勤奋求活，自强不息外，就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仁厚师长的如和煦阳光般的善待与鼓励了。这里，有几个名字，我是终身未忘的，首先是李健吾，还有蔡仪、钱锺书与朱光潜……及至不才侥幸“出道”、“掌门”，之所以尚能不忘要求自己敬老尊贤、善待同门，奖掖晚进，并尽力援手、提携，实乃先贤之德润我细无声所致也。
虽然李健吾对我关怀鼓励有加，但我们之间的状态称得上是“君子之交淡若水”，既无半点封建师徒关系的成分，也丝毫没有门户派系的气味，甚至没有什么私人关系色彩。在现实生活中，这是一个青年党员与一位“党外老专家”的关系，一切都是采取公事公办的形式，该怎么着就怎么着的形式。只是过了多年，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从一件事、一个称呼中才发现、才体会出他那种父辈式的亲切与感情。
1982年夏，美藉华人作家木令耆到北京访问，她是朱虹在美国的老朋友，因此要我陪同她、引进她去见几位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李健吾。那是一个晚上，在李健吾的干面胡同寓所，时间虽只有两个来小时，但唔谈甚欢。李健吾像平常一样谈兴很高，热情洋溢。谈到他“文化大革命”前不久被当作“白旗”批判的经历时，他指着我对木令耆说：“那些人在批斗我时，这孩子挺身而出，为我辩护，说了真话。”他这一番话后来被木令耆写进了她的散文《悼念李健吾先生》中。该文发表在香港《秋水》杂志上，后又被著名作家韩石山转记在他的《李健吾传》（北岳文艺出版社）中。在那次谈话的当时，他这句富有情感色彩的话就深深触动了我的耳根。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他称我为“孩子”，而且是当着一个从未交往过的外人。虽然他年龄几乎比我大了三十多岁，完全有资格这么称呼，但我仍然觉得颇有倚老卖老的味道，而且话说得不够淡，太腻了一点，我不大习惯。不过；我倒非常明确地感到了他存放在心底里的那份感念，对他那种重仁义、重感情的脾性有了深切的体会。显然，他是把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善意、照应、情义视为最宝贵的东西，凡是他所接收到的、他所“收入”的，即使再微不足道，他也看重着、存放着、珍惜着，而他则顺应自己善良、仁义、热情的本性，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自然而然地付出这些，释放这些，就像君子兰散发自己的清香……
至于他对木令耆所讲的这件事本身，我倒记得不十分清楚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在当时那些对李健吾大大小小的“学术思想批判会”上，我的确是“一枪未发”，我十分有意识地不参加那个“时尚大合唱”，原因很简单，我同意李健吾那篇受批判的文章中的观点，认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的确确受到了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我也记得，我在会下的场合（图书馆里），曾向他明确地表示过对他的赞同，至于我在批判他的大会上，是否曾“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为这位老学者辩护，我的确是记不得了，我想我大概还没有那么“英勇”，在当时那种“左”的炽热气温下，在会上“一言不发”，对于一个青年来说，已经是很不合时宜、很不像话了，我生性胆小，不勇敢，我不至于有那份勇气敢在大会上挺身而出、见义勇为，李健吾肯定是在记忆上有出入，把我当时的状态放大了、美化了……
6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现实生活乱哄哄、一团糟，像不知用什么东西熬成的一大锅粥，混沌、浑浊……但人群却常清淅而明确地被分割成不同的板块，彼此间隔起来，不能逾越，就像禁锢在不同的笼子里，因此，在整个“十年浩劫”中，我与李健吾的接触与关系，少得出奇。
从“文化大革命”完全落幕到李健吾1982年逝世；为时不到十年；这是他的晚年时期；但也是他学术文化的固有积养与新进展、新成果的大展示时期；他相继问世的论著有《福楼拜传》《李健吾散文选》《戏剧新天》《李健吾戏剧评论选》《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等；译品则有《包法利夫人》《意大利遗事》与《莫里哀喜剧全集》等；就其数量之多与出版率之高；在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领域；要算是遥遥领先的第一人。他充分利用了七十年代后改革开放时期较为宽松的文化空间，以他的劳绩；证实了他在外国文学与文化艺术领域里的大师地位。他才华横溢、深入透彻的文学传记；他文思泉涌、灵感飞动的文学评论与戏剧评论；他生动传神、独树一帜的译笔译品；都要算中国二十世纪学术文化领域里的“绝品”；那是一两个世纪里也难以有人超过的。
在这一个时期；各人忙各人的；李健吾的课题全是古典文学范围的；而我的主要精力则是在当代二十世纪；因此；在具体学术业务上互相没有多少接触；但我毕竟忝为他所在的研究室的“主任”；又同为硕士研究生的导师；还因为他是法国文学学会的名誉会长之一；而我则是学会的“副会长”；通气、汇报、征求意见之类的事总是少不了的；为此；他的家；我倒是常去。
七十年代后期；我国开始建立起硕士研究生学制；“翰林院”里自然也成立了研究生院；当时所招的研究生均为“文化大革命”前就完成了大学学业；并经历过专业实践与政治磨练长达十年之久的新一代精英；即所谓的“老三届”。那时；正是“翰林院”学术实力与学术影响的高峰时期；也是它的研究工作最为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到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全国范围里高等学校的发展与兴起；“翰林院”的强势影响与繁荣景象就日渐式微；颇像“风力磨坊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毕竟还是风光过一大阵子。就法国文学这个小小的分支学科而言；第一届研究生就招收了十几个人；导师则是李健吾、罗大冈与我三人；他们是我的师辈；与他们同列；当时是我的荣幸。也正因为我比较年轻；有关研究生的工作也就主要落在我肩上；从出考题、定考卷、主持面试、判分、录取到讲授两年专业课。就学术资历与积养而言；我显然不如两个长辈；但李健吾以特别的随和与宽容；放手让我去做；从不“以高妙自居”、“从旁指点”、“提醒告诫”；他那种超然物外的态度；似乎已经完全到了“难得糊涂”的境界。不过；第三年是研究生写毕业论文的时期；哪个导师带哪个研究生写论文；对于双方都是重要的事。在导师方面；这涉及到收了什么高徒，自己的学养是否后继有人；发扬光大；自己是否能得一“传人”、“助手”；甚至“儿辈”；对研究生而言；这涉及是否系出自“大师名门”；是否能有值得自己一辈子引以为荣的一面大旗。我在对十几位研究生进行分配时；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