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脚乱；实在是顾不上桌面的整齐……也许你对李健吾关于莫里哀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论著论文中旁征博引、注脚引文之多大有钱锺书之风记忆犹新；他那种学力学风的原始状态与奥秘就正是在他的书桌上……我曾经对李健吾学术文章中思绪的灵动、视角的多变、论点的飞跃感到惊奇；自从见了他的书桌书几之后；我便愈益明白了；其原因就在于他读得多；见得多；食粮的来源广；品种杂；他没法不兼收并蓄；没法不丰富；他的文章没法不像倒在杯子里的啤酒一样；丰饶得直冒泡……也许；正是在如此成堆的卷帙；如此纷繁的资料中他常常会接应不暇；他在思绪与思绪之间、论点与论点之间经常就跳蹦得太频繁；距离太远了一点。而且；他手写的速度肯定大大跟不上思想的灵动与飞跃；以致他的手迹往往像天书一样难以辨认。愈到他晚年；就愈是如此；叫人捧读起来实在头疼……
我初次见到李健吾时；他大概是五十多岁。就其外观而言；他可说是再普通不过了；正像他的寓所陈设无雅致与情趣可言一样；他本人也没有任何派头与风度。他长得倒仪表堂堂；大头大脸盘；看起来像是一个富态的商人；但一身穿着从不讲究；经常是蓝布中山装；夏天是白色的确良的夏威尼衫；很少见他穿呢料与丝绸的衣服；穿着水平比当时文学研究所里的一些老专家、老学者似乎还要低一个档次；当然；更看不出他有作为一个西学大学者的洋派架式了。在我的记忆里；他几乎从来就没有着过西装；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一次游行；在那个年代；游行都是领导上发动组织的；不是庆祝什么事；就是拥护什么方针政策；要不然就是向“国外敌对势力”示威抗议。一般这种政治活动；研究所里有地位的老专家、老学者都是免参加的；这是青年人的“政治性的活儿”；李健吾主动参加颇说明他很有政治热情；不拿架子；与年轻人打成一片。而且那一次他穿了一套西装；正式打着领带；在他而言；显然是为了郑重其事；参加一次“盛典”。不过；那是一套老掉了牙的西装；颜色发旧；领带又过于红艳。没有穿皮鞋；而是像平时一样；踏着一双布鞋；显得有些土气；有些不伦不类……但我可以感到他是带着一份心意参加那次政治活动的。
这次着装方式值得多说几句；它在李健吾身上似乎可说是一个以小见大的“典型现象”。当时；他也许是出于这样一个心态：他在意并看重那次政治活动；他不仅要和年轻人一道来参加；而且要表示自己的郑重其事；表示自己的诚心诚意；“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既有这一份心意；那就把西装穿上；把领带打上吧。至于样式、色彩与格调；外观、形象与效应；那就用不着去顾；也懒得去顾了……
这次着装方式；其实是李健吾行为方式的一次缩影；其本质、其核心、其根本的形态就是从自我心意出发；从自我真情出发；径直往前；求其直畅表达；求其朗爽展示；而不顾其他……既然是一次缩影；当然就能常见于其行为方式之中。我所见到的他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工作中；就有类似的表现形态：为了推进一期刊物；为了完成一个选题的介绍；他往往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主动担当；不辞琐细；而不顾是否耽误了自己的时间；是否给自己造成麻烦；古道热肠之情；令人可感。如果说这类学术事务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常能碰见的话；那么；有一种场合是人们经常碰得到的；几乎已经成了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便是每一个基层各种各样的“会”；特别是“政治学习会”、“生活例会”。它们是那个历史时期人们生活中真正的“公共场合”；碰头会面、行来走往的必由之路……从六十年代初我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西方文学室之后；我与李健吾就同属于一个基层单位；经常要在上述这种“公共场合”碰头见面。
在那个历史时期；基层单位的“会”；一般都是大家重复“官话”或稍作微调而讲“套话”的场合；但这是对“大是大非”问题而言；如果不涉及“大是大非”问题；会上的“小自由”与“个人风格”还是有一点的。那时的文学研究所里；至少西方文学室就有这么一点气氛；开起会来；有点像自由主义空气弥漫的“神仙会”。请想想看；在座的潘家洵、李健吾、杨绛；哪一个不是“大仙”；主持会议的研究室头头卞之琳自己就是一“仙”；此外；还有郑敏、袁可嘉等等“小仙”；开起会来；岂能不“生动活泼”？说实话；这些神仙的说话发言；绝对是一道道“景观”；有的通篇只讲自己前一天夜里失眠之苦；如果时间允许；还要上溯到前几天夜里的失眠。有的以天真的语调细说现实生活中一些琐事；有的从来都是以冷面幽默讲一些风凉话；甚至是“怪话”；有的以绍兴师爷的精明劲较真矫情……但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尽可能绕着“大是大非问题”走；毕竟他们都是功成名就的学人；都有各自的灵魂与特定的视角；还少不了几分矜持；不可能像小青年与“基本群众”那样“放声歌唱”。那么；在这个日常的公共场合中；李健吾的“着装方式”如何？行为状态”怎么呢？
这位大仙多少有些不一样；首先是他喜欢讲；讲得多；这很符合“发言积极”这一个当时的政治标准。而且他讲得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真可谓高谈阔论；甚至是“挥斥方遒”；大有当年刘西渭作书评时的才情四溢、豪情十足；虽然这是他外显型性格的自然之态；但似乎也还够得上“政治热情高”这一条。不过；在这种场合中；他总有那么一点“那个”；说得轻一点是“不和谐”；说得重一些是“刺耳、刺眼”；就像那次游行中他那个服装一样。
事情是这样的：他在“积极发言”中；不免经常直面政治与理论问题；甚至涉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既然这是政治学习。但这哪是他的所长？何况；他偏偏又喜欢精神跑马、思绪跳跃、语言飞扬；严谨的马列主义体系、严肃的政策怎经得他这么一“折腾”？因此；听起来经常走味跑调；不伦不类。他的发言绝对是“浪漫主义式”的；经常引申蔓延；别开生面；抒发个人情怀；弹奏自己的心曲；并时有段落赞颂党中央的英明；党委的领导；但每到这种时候；几乎都蹦出一个特别刺耳的词汇：“党国”、“党部”。这不是解放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称谓吗？怎么用在我们伟大的党身上了呢？不了解李健吾的人；一定会以为他在混淆敌我；对伟大的党有所中伤；甚至是污蔑。但所幸是在本单位；在座的都是“家里人”；而且；一看这老头的确是满怀热情在真诚地唱赞歌；唱颂歌；何况；众所周知；“白纸黑字”有文为证：1950年；为迎接解放他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我有祖国》；高呼“我有了祖国；我爱我的祖国”；接着；他又撰文歌颂志愿军；不久；他在参观游历了山东之后；竟足足写出了一本高奏“社会主义时代主旋律”的“山东好”；再次激情地高呼“我爱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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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合拍、倾情、赞颂；这是“翰林院”里的李健吾对自己时代社会的精神状态与立场态度；而他对自己的人际领域；对周围的友人熟人；甚至是不认识的人；则是亲合、善意、贴近与热忱。
与李健吾稍有接触后；就能很容易地发现他是个重友谊、讲交情、崇义气的人；他乐于与人接近，与人亲合，与人建立和谐、愉悦、诚挚、善意的关系；即使是与他有年龄差距、有学养深浅不同、有地位悬殊的年轻人。在与他交往接触之中；你只会感到平易、亲切、随和、宽厚；而看不到那种名士或自视为名人的人身上常见的尊严、矜持、倨傲、冷峻、架势。他与人交谈的态度与语言风格都十分平实；甚至有点平民化、凡俗化；没有一星半点才智之士的风雅矫饰与文绉绉。但说起话来却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完全处于一种与对方坦诚相待的状态；一种“不设防”、“不保留”的状态；有时说得兴起；还高声格格地笑。不过他的嗓音实在不适于高声发笑；有些尖细；像一个女性；听起来有些夸张。难怪；他年轻时从事演艺活动时；在舞台上常常是男扮女装；演“旦角”、“青衣”……他与人交往时倒十分有涵养；从来不闲话家长里短；从不尖酸刻薄；从不非议影射他人；总之；是一个打起交道来只使人感到自然亲切、单纯朴实、厚道正常的人；不存在人际关系中常有的错综复杂；不存在任何可能的麻烦与后患……我想这大概是旁人乐于跟他交往的首要原因。
他在同辈名人中朋友很多；多得使人感到惊奇；这在“翰林院”里的名家学者中是不多见的：既是名家嘛；总会有几分孤傲劲；自我格式难免有几分固定封闭；与他人也就难免会有几分“落落寡合”；而且；更糟糕的是；“文人相轻”既已成为世间的一条定律；身为文人；岂能不受此命定？……然而；李健吾似乎有点例外；他经常提到他这些老朋友——巴金、郑振铎、傅雷、陈占元；还有本单位的何其芳，钱锺书、杨绛夫妇；就像提到自己的家人一样自然、亲切、平常；没有炫耀；没有用心；完全自然而然；完全在一种和谐愉悦的心情之中。他似乎像呼吸着空气一样呼吸着跟他们的友情；呼吸着对这友情的愉悦感……
他是怎么与这些优秀人物结成真挚持久的友谊的？似乎可以说是开始于以刘西渭的笔名写著名的《咀华集》的三十年代；首要的原因显然是世人所谓的“志同道合”；他们都是中国二十世纪人文道路上的同路人；都曾深受西方人文主义文化的熏陶并得其神髓。从内心状态来说；他们都是纯粹的人文理想主义者；都对社会文化积累与人文精神宣扬充满了献身的热情；并都创建了不会速朽的业绩。如果缺乏人文主义的理想与热情；如果掺杂了功利主义的实用谋算；如果自认为有革命的资格对文化“挥斥方遒”；如果自认为有刀笔吏的功力可任意对传统文化进行分厘必究的切割；自然就与他们格格不入；对他们侧目而视；更谈不上做到他们这样的分上。在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化领域；他们实际上是一批“上帝的造民”；构成了一个不成形的精神文化流派。曾被一些现代文学史的论者视为与革命文学主流不合拍的边缘化的流派。不论对此如何评价；如何定位；李健吾与他这些“哥们”牢不可破的天然纽带；正在于共同的思想倾向、人文情怀与学养志趣。
学界一位惯于持雅士眼光论世的先生曾经这样戏评李健吾说；“他行事处事颇有走江湖的味道”（大意）；此话说得不无一定原因；的确反映了某些客观情况。阿庆嫂说得好；“江湖义气第一桩”；如果说李健吾有“江湖味道”；倒是表明了他称得上是个“讲义气的人”。这方面；我至少知道这样两件事：其一；解放前；有一个时期；卞之琳在上海无住处；便是李健吾招待卞在自己家里住下；据说；像兄长对弟弟一样；时间相当久。其二；1958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被康生所点起的“革命大批判”之火烧到头上；他的学术论著被公开批判；他在全国成为了一面显然要被拔去的“白旗”；但同年10月；他因公出差遭空难逝世；对他的批判才被迫中止。这时；李健吾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发表了悼念文章《忆西谛》；在文章中竟然勇敢地为郑振铎被批判鸣不平。即使是对一个“一身轻”的人来说；面对来头如此之大的批判运动；有此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壮举；已大有为朋友“两肋插刀”之概；何况李健吾这时已经是“泥菩萨自身难保”；他的一篇纯学术文章《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已经在报刊上被“左派”点名批判；他自己已经成为了一面待拔的“白旗”。
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先后两三次偷偷地打发自己的子女从经济上接济比他更陷入困境的巴金与汝龙；更是表现出他那种几乎是奋不顾身的义气；可称得上是高风亮节。后来因为汝龙就此写了文字；巴金也在自己的《随想录》记载了此事；故在知识文化界广为传颂。
5
特别使我感念难忘的；是李健吾对后学晚辈的厚道与热忱。
其一：我的第一篇翻译是健吾先生校对的。对于这件事我曾在《被逼出来的一个译本》一文中，作过如下的记载：我刚分配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做编辑、翻译工作。这个丛刊每期都有一个中心，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翻译介绍西方诗学、西方文艺批评史上的经典理论文献，但每一期都配一两篇作家谈创作的文章，或者是作家的文学书信、文学日记。每期特定中心主题的重要篇目均由编委决定，译者也由他们提名。被提名者皆为翻译界有理论修养的专家、教授。至于重点主题之外的配搭文章，则由编辑部里两三个年轻的编辑自行选定与组稿，当然所有的译稿都需经编委的审阅通过。记得1959年的一期中，正好缺一篇配搭文章，于是，我便将这个任务承担了下来。我选定了莫泊桑的《论小说》这一篇在世界现实主义创作论中脍炙人口的理论文字。由于当时需要赶时间发稿，来不及请著名翻译家译出，只好由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来试试。说实话，当时《古典文艺理论译丛》这个高层次的学术庙堂，是轮不上我这么一个大学刚毕业一两年的小字辈入场的，因此，我这个选题与译文由领导交给了编委李健吾审阅批改。李先生也和钱锺书、朱光潜一样，对后学晚辈充满了爱护与提携的热情，不像我所遇到过的学界“焦仲卿之母”那样，以扼打虐待为能事、为乐事。李先生通过、赞许了我所提出的选题，在百忙中审阅了我的译文，只在莫泊桑所引证的布瓦洛的那句诗上，改动了几个字。原来，我把这一句诗译得甚为刻板，有点“硬译”、“死译”。而李先生则改得很活，两三个字之差，达意传神，优劣尽显，正像那首诗所言，显示了“一个字用得其所的力量”。
其二：我的第一批翻译，其选目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由健吾先生指点的、提供的。外文系出身的人，从事文化学术工作往往是从文学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