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16问题等待宣布，只是时间问题。干活难不到我，我因此有些麻痹。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常常不知深浅；对连排的左派领导、对军宣队也敢提意见了，忘了自己的真实处境：我是审查对象的身份并没有变。
1970年七八月的某一个难得的休息日（革命的干校两周才放一天假），我去30多里地外的温泉镇，那是咸宁地区的行政所在地。去那儿洗温泉，买买东西——主要是解馋的东西，吃一回湖北有名的豆皮。这也是我从516黑屋解放后的第一次远行。巧得很，那天好几个人去温泉，其中有我的“同案犯”吴泰昌，另一条线的516小周明和张会吾。张会吾曾经当过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的警卫员，他怎么是516至今都是个谜。还有一个汪莹，汪莹是1965年分配到作协的学外语的大学生。外号“汪小资”，出身很好，说话提意见也就没有遮拦。她怎么也成为了516？也许在他们眼里，我成为516也同样奇怪。
于是两条线的几个516一起上了路，沿着长长的大堤走去咸宁，再从县汽车站乘车去温泉。话题就这么展开了：你是怎么交待的？怎么参加的516。不说不要紧，一说全穿帮了。原来我们四个人交待的表格都不一样。你是16开纸的，他是32开的；你表格上有这一栏，他表格上没有。即使同一条线上的，你是在文联大楼参加的，我是在某某人家里参加的。你参加时还有某某人，我参加时则是别的人。
——真相大白！这就是逼供信的结果！如同普希金所说：“一切过去了的，都将成为美好的记忆。”四个人争相回忆被审查时的种种细节，居然快乐无比。一场闹剧的全过程，就在本来是无意的温泉之行的路上，弄了个明明白白。
——这一天可真是畅怀大笑的一天。我们人人得意：看你军宣队、专案组怎么定案吧！
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几个人的温泉之行很快被连里知道。连长指导员马上召开全连大会“反击”对抗运动，也就是对抗清查516的逆流：你们还在串供？你们的516问题还没有完！516问题绝不能一风吹！你们妄想对抗军宣队绝没有好下场！
这个会起了震慑作用。权在人家手里，说你是圆的你就是圆的，说你是扁的你就是扁的。作结论是给你留个尾巴就让你一辈子难受。
这个会之后我老实了许多。闷头干活，等待结论吧！反正心里已经很明白：你起码定不了我反革命。
可我的不安分还是害了自己。这里有一个重要插曲，就是我的家庭出身。我父母都是乡村教师，后来父亲进城教书。抗战后母亲失业，在老家边种地种菜养猪，边带孩子；祖传的十来亩地靠一个女人自然种不过来，于是出租一部分，农忙时还得雇一两个短工。土改时我母亲定了个“小土地出租”，不久就作为失业教师到上海参加工作，因为工作优秀，1958年被评为二级教师，出席了上海市教师代表大会。
我们兄妹四人，在家庭出身一栏一直填的是教师或职员。1961年我在北大，那时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搞忠诚老实教育。我不假思索，把自己的家庭出身由“职员”改成了“小土地出租”，心想改一个难听一点的，够忠诚老实了吧。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被重新提出和被审查。我父亲是大革命年代参加的国民党，还是国共合作的时候。他担任过数月的区分部委员。也曾被选为县里的参议员。后来国共破裂，胆小怕事的父亲也就脱离了政治，不参加国民党的活动了。一解放，这些事情便弄清楚了，结论很明确：“一般性历史问题，不予追究。”到了“文革”1968年清队，把各人的历史拿出来再翻一遍也属正常。1970年夏天他就被解放了，可结论重了：“严重历史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当然，没两年这结论就改了，维持原先的“一般性”的结论。
我突发奇想也不识时务。我想趁516问题快做结论时把我的家庭出身也改一下：总不能兄妹四人三种不同的家庭出身吧？于是我在1971年的夏天给军宣队写了一纸报告。
大约过了两周，“组织上”找我谈话，出面的是一位军宣队成员和蔡排长。军宣队没有说一句话，蔡排长做了最简单的宣布：经研究，你的家庭出身定为反革命地主。至于你哥哥妹妹定什么家庭出身，我们不管。
真是五雷轰顶！我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我一言不发回到宿舍。我明白这是比起516更厉害的一顶帽子。今后只要我稍有不慎，便是阶级异己，阶级报复。今后我的工作乃至我的婚姻都会受到影响，我这一辈子不就完了？
出工时我不再说话，开会时我也沉默不语。我不敢跟别人说，一说就会是“翻案”，是“反扑”，是“心怀不满”，是“对抗军宣队”，是“阶级本性”。走在路上，蔡排长命令我：杨匡满，起个头，带大家唱革命歌曲！我察觉蔡排长脸上的得意的神情。我带大家唱着，我只觉得有眼泪往肚子里流。
我百思不解。我不服气。还没有听说有“反革命地主”这个出身的。地富反坏右，我占了两个。若干天之后，我终于给我父亲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曾经担任过我初中数学老师的崇明人蔡诚写了一封信，蔡老师的诚实厚道给少年时的我留下过很深的印象。同时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质问他对我是否有隐瞒。
父亲的回信十分无奈，仅寄了一份他的简历。蔡老师也很快给我回信，要求我请组织上重新调查，也明确表示这样定我的出身是不妥的。
当时严文井刚当连副指导员。一天工间休息，我同他谈了这件事情。他严肃地说：你这样做是不行的，反右时一些人就是因为给自己的家庭出身翻案而被划成了右派。严的一句话把我吓懵了。严接着安慰我：出身不由选择，道路自己走嘛！你年轻，不会怎么影响你今后分配工作的。
——这大概是1971年的八九月。我只能将一腔郁闷压在肚子里。好在连里同事从来没有人跟我提起。当然，我想，按严文井的谨慎他会这么说；按他的水平和为人，他可能在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帮我说话。我之所以没有跟郭小川说，是因为他那时已被干校军宣队“封杀”。郭小川为516们仗义执言已经得罪了军宣队。
谢天谢地，我有生以来最为郁闷和黑暗的日子只有三四个月。
9。13之后
副统帅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事件对中国政局是个转折，对五七干校是个转折。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对我个人或许也是转折。
我比一般同事早知道那么一两周，是因为我在北京搞文联系统中央专案的北大老同学胡志钏给了我一封信。胡原先是志愿军参谋总部的，后来作为调干生上了北大，是我们班上最年长的，而我恰恰是班级里最年幼的。我们之间的友谊从一进校门直到晚年。即使我受审查期间，他也悄悄给我父母写信并安慰他们。
胡的信写于9月20日。他说今年国庆不游行了，北京有大事，关系到接班人。胡还说你们也会传达的。
经历了几年“文革”，听了千百遍“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教导，我明白林彪出事了。再看看国庆期间报纸，林彪没有出面。怪得很，我有些莫名其妙的激动，一时忘了自己是“反革命地主”的狗崽子了。但经验告诉我：不能对任何人讲。
干校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是一个多月以后，农事已经比较闲了。那时我跟张光年住一屋，张光年属中央专案，暂时不能听。冯牧可以听。听完传达不久我和冯牧被派往湖里看棚子，棚子旁有堆积如山的稻草垛和连队的农具，怕老乡去偷。这样的看守任务属于轮班；大批革命群众在营房区继续学习讨论913事件，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明察秋毫，声讨林彪的狼子野心和弑君之罪。
在与冯牧共同看守“大军草料场”的时间仅两周，那是极其愉快的两周。就冯牧而言，林彪的垮台意味着他和侯金镜“恶毒攻击”的罪行不复存在，他们头上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不久就可以摘掉；就我而言，我觉得军宣队的作用会小了，而作协的老干部将真正出山主持工作，他们的政策水平不可同日而语。
果然，初冬刚刚开始，干校开始了整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湖北军宣队逐渐“淡出”直至全部撤离。我不是党员，自然不能参加整党。但当我听说作协新的党支部宣布成立，我竟十分激动。本着吐故纳新的原则，自然要发展新党员；我自然是没有资格的，但我听说不但群众中没有人，连支部中都没有一个人提名的“超左派”某排长可以入党时，我又是一阵激动。
“文革”至今五年多了，作协终于真正有了党的组织。尽管当时仍然很“左”，许多“文革”初因为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而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的好同志迟迟未能恢复组织生活，但毕竟不是军宣队一个连长排长一人说了算了。李季出任支部书记，郭小川管干部审查。庆祝新党支部的成立大会就在5连的食堂里举行。一人一个小马扎坐在泥地上。前一晚，我写了一首楼梯式的朗诵诗《在新党支部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崔道怡连说不错。300行的诗他居然半天就背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烈火
熔炼的纯钢
加上了
无产阶级斗争的刀尖
闪耀着
压倒一切敌人的锋芒
文化大革命急流
产生的纯氧
注进了
无产阶级强大的动脉
无比兴旺地
在党的血液里滚荡……
这
就是我们亲爱的党啊
万千支部集合的党
无产阶级血液汇成的党
伟大领袖缔造的党
阶级的旗手
阶级的突击队
阶级的先锋
阶级的栋梁
凝聚我们
打碎旧世界的决心和理想
党把星星点点的火种
燃成燎原烈火通天发亮
集中我们
开创新世界的智慧和力量
党把万千斗争的细流
汇成波涛滚滚的大海汪洋
启动我们
革命的巨轮远航
党目光炯炯
忙碌在驾驶舱……
崔道怡的朗诵有专业水平。他最喜欢朗诵的是普希金的《致大海》和《纪念碑》，他朗诵过郭小川的《长江边上五七路》，深得小川赞赏。郭小川认为崔在声音力度的把握上比一般专业演员要好，这是因为他对作品的理解。
崔道怡朗诵时鸦雀无声，朗诵完毕，全场掌声雷动，竟持续一两分钟。许多人热泪盈眶，连我自己都被他的朗诵感动了。于今看来的标语口号，在那个特定环境中感染了绝大部分人，因为“文革”已经六年，人心思治，人心思定，人心思和；唯有恢复作协的党的组织才是出路。
我的诗体发言事先没有人审查，事后被要求抄成大字报贴到食堂墙报上。
我明白，我自己已真正从政治上解放了，谁也不会或者不敢说我政治上如何如何了。
就在那几天里，新的党小组长、排长荣正一找我谈话，很明确地对我说：把你的家庭出身定成“反革命地主”，那简直是胡闹！你就改回来吧。不过要是定成职员也不合适，跟你哥哥妹妹不一样也不要紧。我事前从未同荣谈过改家庭出身一事，荣的谈话自然是连里，也即党支部的意见。
我长出了一口恶气！我知道，再“左”再想忌妒我欺负我的人，在作协不会有市场了。事实上也如此，尽管我入不了党，但是从此之后，作协的党员们几乎无例外地对我都不错。
“913”之后，随着干部政策的迅速落实，军队管制的逐渐结束，干校阶级斗争的气氛趋于缓和。军宣队什么时候走的？我曾问过多人，竟无人记得。湖北的军队“一把手”刘丰上了林彪贼船，殃及下属；加上干校已经整党，各大队各连的领导理所当然归了新恢复的党组织，也就是老干部。军宣队悄悄地走了，不比来时，有敲锣打鼓，红旗飘展的欢迎。莫非这就叫革命，什么人都有辉煌的时候和落寞的时候。军宣队完成了它稳定局势和解放干部的使命，对他们也是应当“一分为二”的。
干校的生活渐渐好起来。吃自种的新稻米，自己养的猪可以出圈宰杀了，自己放的鸭子大批下蛋了，自己种的菜地瓜果成熟了。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心态放松了。尽管还有许多人没有宣布解放，但斗争少了，自由多了，彼此和谐多了，人际关系亲近了。湖里湖外的地，荒田成了熟田；干农活的生手成了熟手。平日里自制个煤油炉子，入夜去田埂捉几只青蛙；节假日里，结伴进城下饭馆，或者钻树林子采灵芝，倒也其乐无穷。
逐渐有干部调回北京或者分配到武汉去工作。最先分配的是年轻些的连干部，那是很令人羡慕的事。大家都是作了一辈子走五七道路，一辈子当农民的准备的。郭小川在他的长诗《长江边上五七路》里写到向往北京，居然被军宣队批为“不安心走五七道路”“想回北京？做梦！”如今不有人回北京了么？
没有书看，没有电影看，没有歌唱，中国人什么文化生活都被剥夺了。在周总理主持下，开始从干校调干部回北京。各省也派人到干校调干部：北京不要我们要。1972年年中，冯牧、张天翼等病号被允许回北京看病；不久，陈白尘终于被允许探亲。据陈白尘日记记载，他启程回南京的那一天是1972年2月29日，距他被押送到北京的日子，也就是说同亲人分别的日子，过去了五年零五个月零十八天。如果拿《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来比，陈白尘又是幸运的了。金敬迈在秦城监狱单独关押和劳动改造的日子总长3163天，即八年零八个月。如果再同当了二十年的右派比，或当了二十二年的胡风分子比呢？所以，人们既要“前顾”又要“后盼”，这样对人生的理解才更完整一些。
这一年年中，李季调回北京出版口。随即又有几个人分别调去北京和广西。关于文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