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伴我到中原，金风送我过长江。北京已秋凉袭人，这儿却常有暑天的余威。转眼间，我们在黄用胜同志的家乡过了近一个月。时间虽短，但初到这个革命大熔炉的感受是难以言尽的。正如主席所说，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从大城市搬到半山区的农村，是一个大变化，是同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底告别的开始。长期蜗居在高楼大厦，优裕的生活条件，脱离工农，脱离实际，头脑空虚，四肢无力。而今一到干校，人们的精神面貌立即发生了极大变化。劳动、运动是紧张的，又很有节奏。劳动主要是基建，今年年底前在山坡顶建起二三千平米的北京式平房，我们连要在12月之前住进新房。运动正在搞清队复查，马上着手整党整团。学习毛泽东思想，集体生活，共同的劳动、斗争，使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之一新，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旧机关恶习扫地殆尽。我们的精神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实，充满朝气，同志间真正的思想见面，经常的思想交锋，从政治到生活的互相关心，团结友爱，渐渐蔚成风气。
我们暂住在贫下中农家里，早出晚归。从言语不通到言语相通，到有了共同语言。如今，给贫下中农担担水，烧烧火，谈谈生产家常，就像我们天天要洗脸一样，渐渐成了很自然的事情，我们也从中得到很多闻所未闻的生动的东西，深感自己是无知识的、幼稚可笑的。这儿靠山傍水，老乡的富足不下江浙，然而文化卫生水平还差，落后习俗还不少，比如我们住处发现蛇，老乡就是不准打，那是财神爷呀！吓得女同志心惊胆战。
最感不足的是消息闭塞，报纸也要三五天后才到。只能靠半导体，睡前半小时的“天天听”。然后就是古今中外、天南地北，从国际事务到历史地理，扯一通争一通。
近一个月的干校生活，感到前所未有的愉快。在我们连里，只有两个学员比我年幼：一个5岁的小女孩，一个10岁的小男孩。只觉得，同志们关心我的太多而我关心大家的还太少。
我参加连里的宣传队。星期天排排节目，国庆节穿半身军装，一个挎包一把琴，走20里山路给别的两个连队的战友演出。我们的三重唱《真正的朋友》还博得了一定好评。
我们都深深爱上了我们的干校。从咸宁城下车走30里公路，就到了我们向阳湖垦区。一路上青山叠翠，绿水如网。雨水洗过的公路通红透亮。公路两旁，满坡满沟的针松正奋力上长，野草丛中的桂花竞相飘香。向阳湖，地图上是不知名的，然而站在湖边，遥遥望去，绿水浩茫，无边无际；白浪拍岸，哗哗作响。风过处，送来阵阵鱼腥味。书呆子准以为是到了东海边了。好在我还有几天海上旅行的经历。
我们的连部就在湖边的一所农中里。几十米远处，便是我们的“海军基地”，一支专业打鱼队天天下湖。这儿地广人稀，自然环境是很优越的。农林牧副渔可以全面发展。然而创业哪能没有困难，什么都得自己来。房子没有，我们暂住贫下中农家里；大军过处，菜不够，自己种。我们排担任了一段后勤，挑水、放牛、打鱼，一个老干部（葛洛）领我劳动……中午时睡午觉，喜鹊落到牛肚子上大摇大摆地散步。不会就学，不熟悉的就去熟悉……
——我在信中对刚下干校时的情景作了桃花源加乌托邦式的描绘，信中所写的许多事情，包括一些观念，比如对蛇这样的野生动物是猎杀还是该保护？围湖造田是革命行为还是破坏生态平衡？于今看来都是无可争辩的了。其实对当时很多人来说，它表述了一种真实的心境。
如同在风和日丽的季节去过一次队日，去作一次长长的郊游。它真正严峻甚至是残酷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熔炉还是炼狱
随着冬季的来临，干校劳动的严酷开始显现出来。原本不是要在年底住进新房吗？那样也免得再干扰老乡的正常生活，同在一个屋檐下，我们长期无偿占用人家房子是不合适的。可是军宣队新的指示是“先治坡，后治窝”，变农闲为农忙，先要围湖造田，把大堤垒起来，把湖里的沼泽地的水排干，垒起田埂，修好条田，不误明春插秧，而插的秧以后被称为“革命秧、幸福秧、路线秧”。“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于是沿湖的各个连队，掀起了浩浩荡荡的围湖造田的劳动热潮。就跟我们电影上看到的当年治理淮河的镜头那样，推着小车，人拉肩扛，人海战术。喊着号子，唱着革命歌曲，念着毛主席语录。饭和水都送到工地上。
果然，不到三四个星期，一条逶迤长堤就把个烟波荡漾的向阳湖团团围住；接下来是去湖里，在沼泽地中开出数万亩耕地。这些耕地将成为千秋万代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家业，不仅使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食其力，而且支援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因为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被压迫人民还在忍饥挨饿，还没有解放。
春耕更是一场苦战。中原地区的2月3月，水田里就差一层冰了。赤脚站在冰水里，没有耕牛，靠人拉犁来完成耕和耙地两项农事。老乡还有牛，五七战士缺少牛，也没有几个人会驾驭耕牛，于是靠人力，靠一口酒，靠以人代牛。紧接着就是插早稻，这是要赶日子的，毛主席还有不误农事的教导在那里。从江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传来的狗屁经验是“200米不直腰”，也就是说你插完200米长的秧苗才可以起身站直了歇一会儿。于是一位军宣队的人站在田埂上，手拄着铁锨喊着：不许直腰！不许直腰！插秧就是腰的功夫，谁都要时不时地直一下腰歇一歇才能再插，人毕竟不是牛马，有四条腿，可以不直腰地休息。这样的劳动强度可以想见。也就是跟着大人下放的十来岁的孩子能不直腰地干上一阵子。郭小川是以五十岁的年纪，以诗人的革命热情来跟人比赛插秧的。但他也做不到200米不直腰这样极致的经验。
再接着就是油菜间苗这样相比而言较轻松的活儿。再接着就是插中稻、旱地割麦子、割油菜籽，打场；再接着就是长江火炉最旺的七八月间的“双抢”——即抢收早稻，抢着打场晾晒和抢插晚稻。喇叭里广播的天气预报接连十天都是摄氏40度41度，突然说明天39度，五七战士们一阵欢呼！第二天还真的感到凉爽了不少。一天下来流的汗比起在北京一个月里流的还要多。因为我们种的地数量比起老乡的要多许多，所以活儿也重得多。连老乡都感慨：你们比我们“吃亏”。而老乡们长年惯了，家有鱼有咸肉，吃得也比我们强。我们的菜园子还刚刚开始建，猪还刚刚进圈；还得靠采购员的两条腿两个肩膀，到嘉鱼县，到咸宁县城，甚至到离连队40华里的汀泗桥，甚至坐火车到邻省的岳阳市去担回一些咸鱼咸肉。
尽管从当时来说，连里已经尽了努力去采购一些副食品，但是第一个夏天过后，我的体重从126市斤下降到106市斤。有同志偷偷地去农村的合作社，也就是卖油盐酱醋的鸡毛小店去买一瓶肉罐头，夜晚收工回来好解解馋；如果被发现或检举了，军宣队在会上就会批评“不艰苦朴素”。有的经过抗战的老同志比如严文井、古立高等，私下里议论五七干校的物质生活条件比抗战时强一些，可比解放战争时要差。军宣队马上做出反应：这是什么意思？想对抗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吗？严文井那时正等待宣布解放，一听这批评更是吓出一身汗；说你态度不端正，拖你几个月又怎么样。宣布严文井和郭小川“解放”是在1970年的春天，那时我在食堂当下手，挑水洗菜刷锅给大家尽可能公平地打菜。有时出外采购。郭小川给我几封信要我代寄，我一看信封上名字是郭小林郭小蕙什么，就打趣说：你又给你弟弟妹妹写信了？郭小川则来个“快速推挡”：是的，我又给你弟弟妹妹写信了。宣布解放自然令严文井这位作协第二号走资派（邵荃麟于1964年整风之后调去了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时在北京中央专案组受监护审查的刘白羽当然是“第一号”）激动不已，周围的人于是起哄要他请客。严文井联想到自己那么多年“做官当老爷”，跟群众有隔阂，如今下来了，同大家打成一片了，有个机会同大家乐一乐也好罢？于是塞给我钱，要我去买一些糖来，还特地说，到时候也有我一份。我照办了，自然也巴不得解解馋。不两天，军宣队知道了，马上在大会上点名批判：走资派犯了错误，党给了宽大，你还请什么解放糖？严文井只有唯唯，吃糖人已经甜在肚里，也不敢吭声了。
说到生活条件，不能不谈到居住条件。老乡们吃的虽然可以，但住的极简陋也很不卫生。晚上老鼠从你头上窜来窜去是家常便饭；而向阳湖本是蛇类的天堂，做为保护区还可以，天天、年年住在那里可不少麻烦。先说老鼠，当地老鼠个头之大也是一绝，从头到尾尺半长的硕鼠随处可见。五七战士无事取乐，找来一只当地的猫与硕大无朋的老鼠“对决”，果然，那猫吓得就往回窜。于是我们只有拜托连里养的看门的小黑狗。那狗已经习惯以活鼠为佳肴，每到大田里，必定找一个鼠洞扒开，然后美美地大嚼一顿。所以，形容害怕是“老鼠见了猫”，形容多管闲事是“狗逮耗子”，这些成语至少在向阳湖是不成立的。再说蛇，于今它属于野生保护动物了，可对居住的人来说，毕竟是可怕的。晚上起夜，茅坑边盘着一条金环蛇，你还敢不敢去？你刚要穿长筒靴，靴子里也盘着一条蛇，把你吓个半死。你一两个人走在路上，一条大蟒横在路中央，你过不过？当然，被毒蛇咬致死的事情还没有听说，但既然是蛇类的天堂，那么多人去占领总是不妥。生活本来很单调，于是捉蛇、烹蛇羹，乃至玩蛇也成了一些人苦中作乐的一项。一些跟随父母下放的男孩更是乐不可支。捉一条大蛇来打打牙祭自不必说了，捉一条小蛇，而且是眼镜蛇，在它尾巴上浇上煤油，再点一根火柴放了它，只见一根小小的火龙满地乱窜；于是引来一阵野性的狂欢。还有的五七战士逮了毒蛇，把烟斗里的烟油往毒蛇嘴里放；更有一位广东佬，在地里捉了一条毒蛇，用手指卡住它脖子迫使它张开大嘴，然后往它嘴里吐人的唾液然后放掉……这些虐杀蛇类的技巧都极为精彩有效，高高在上的人类从中获得了无穷的快感。于今想来，人类有时被野生动物报复也是一种报应。可笑的是作协一位食堂大师傅也随着下干校，他是北方人，尤其怕蛇，那个发现靴子里有蛇的就是他。每每外出，他总是拄一根竹竿，跟瞎子走路似的用以探路，看看前面有没有蛇。干校要他“讲用”学习“老三篇”的经验，他没有文化，根本就讲不出来；于是连里教他：如何怕蛇，怕蛇时就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于是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和笑声。
在漫长的夏秋两季里最大的威胁来自蚊子。向阳湖地处温热带湖区，灌木、杂草、水塘、沼泽遍布垦区，蚊子多得出奇也生猛得出奇。一般地方的蚊子，你穿长袖长裤就可以对付了。这儿不行，这儿的蚊子可以穿透你的衣裤来叮咬你。只能穿厚一点的劳动布衣服，那时还没有牛仔装。可天气那么热，不能捂得那么厚，于是一般人就在露出的皮肤上涂上一层防蚊油；防蚊油加上不断地出汗，油腻腻的让人难受。夏秋那几个月，男同志都是一顶草帽，打着赤膊；出工也罢开会也罢进城寄信买东西也罢，革命派也罢审查对象也罢。苦就苦了女同志。有人起了一副对联：白天二尺布，晚上一身光。这对联再准确不过。晚上往蚊帐里一钻，脱得精光还要冒汗到半夜；而不等天明，4点来钟就催着起床了，要赶紧下地抢收抢种，到了十点，那个太阳是人都忍受不了。曾经有人用温度计在湖里稻田边测过，温度超过了摄氏60度。
雨天的泥泞也是向阳湖的一绝。一双雨靴可以带起近十公斤的烂泥，你刚用力甩掉，下一脚又粘上了。在这样的路上走十里八里地去出工，谁都发怵。有的年纪大的、腿脚不便的，没有等走到工地，那边就打招呼：快收工了，往回走吧！更有拉着板车来回40里山坡路去县城采购全连食品的活儿，那板车上装着上千斤东西，车轮子陷在泥浆里，你就是使出牛劲，也难拉动它；然而你必须拉它，还得爬坡，翻山越岭，把它拉回连队。哪怕半夜三更回来。全连100多张嘴在等着它。郭小川、严文井都被分配过这样的重活儿，不用说我了。
所以，当熔炉和乌托邦的光芒渐渐褪去，炼狱的严峻和残酷很快就显现出来：严寒，持续的炎热，泥泞，蚊蝇蛇鼠，超强的体力劳动……时而从别的连队传来某某人在湖里劳动时倒下再也没有能够起来的消息；作协的人也没有想过，不到两年，49岁的侯金镜就会突然倒在自己身边。
然而，如果单单是自然方面的困难，人们都还能忍受。最令人不堪回首的是所谓清查“516”。
……
你的家庭出身定为“反革命地主”
一个靠恫吓、打骂和逼供信弄出的作协的“516”折腾了我们两年多。最后，因确无证据，只能草草收场。我回到了“革命群众”之中。我依然在2排即《文艺报》，《文艺报》的阶级队伍情况我已作过统计。“革命群众”之微弱可以想见。我既非依靠对象又非打击对象。我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劳动力。挑稻谷、拉板车、划船、扛麻袋等等凡是重体力活的地方一般都有我的身影。
这也没有错。我在连里排里干部中最年轻，二十来岁，不派我干派谁干？我当然不是最强的，但经过一年的磨炼，我已是连里排里“全能”的劳动力之一。
我的516问题等待宣布，只是时间问题。干活难不到我，我因此有些麻痹。有话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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