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先说说二十年前的那件事吧。那天，平常得很，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就在吃着那顿最家常不过的西红柿蛋饭时，不知什么原因，他们——那个忧郁的男人又和他的妻子吵了起来——确切地说，不是“吵”，而是“诅咒”。那诅咒——声音很轻，可说出来的话是可怕的：“我会让你一辈子都不好过。”听到这话，小女孩把碗放下，抹抹嘴，不吃了。她站起来，一言不发地朝门外走去。
事实上，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又该做什么。忧郁不是她的，是她父亲的，她有的只是恐惧。这恐惧就像一种天赋，还在婴孩时期，她就从镜子中毫不费劲地逮住了它的面孔。她有如一棵生长在感应中心的漆树，任何一点异样的动静都会引发出全身性痉挛。她害怕母亲，怕她哪天会像隔壁的那个女人，一甩门，丢下一双儿女一去不回。她害怕父亲，怕他颤抖不已的嘴唇和那突发的神经质的狂怒。她惟一不怕的只有哥哥——他总是那样站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但后来，她发现哥哥也令她害怕：她怕他在夜里出去会看不清楚车，怕他救生圈也不拿就去游泳，怕他从树上掉下来，怕他吃下去的野果有毒……总之，只要哥哥有一会儿不在她的视线，她就怕。怕得要死。她为此颤抖，为此哭个不停，她连鞋也不穿就跑到大街上到处找到处嚷。她不知道，如果那双握着她的手不在了，她该怎么办？她还太小，未来——她想不了那么远，想不了后来的也许终其一生的孤独。这种恐惧压倒了一切，她变得不再怕不再关心父母。她恨他们。
小女孩走出门，东张西望了一会，然后躲到那棵大石榴树后面。她蹲在那里，直至听到两个大人关门的声音——天色已晚，而她——他们的小女儿，还没回来。
她动了动——不是朝外，而是朝里，更深地淹没在那些蒿草丛中。在那里，黑夜又为她添加了另一种恐惧：滑腻的苔藓，各种鬼魅般来去无痕的丝网，以及，在草丛中窜来窜去并不时将凉丝丝的皮肤贴在她脚踝的四脚狗母蛇。她紧紧咬着牙——无论有多恐惧，她都要忍到他们回来，忍到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为止。
那是她首次伸出小小的复仇的丝绒般的爪子。她是那么小，她改变不了什么，但，她可以借助它——抓伤他们。她要用这种伤害自己的方式让他们——不好过。
也就是从那天起，女孩牢牢抓住了这种她原本不知但却一直拥有并行之有效的秘密武器。随着岁月流逝，这武器在她的生活里便屡见不鲜甚至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了。
“世事令我厌倦，我嘲笑世事，我总问自己，为什么不对这一切做一个了结？〃 那个挪威男人说。
空气如此潮湿，床上的那个男人，凹陷的腹部就像被锐利的浪削出的一片贝壳，生命全在那里脱落和被舍弃；床前站立的女子——一只疲软且苍白的蝴蝶，浑身散发着一种精致的脆弱；在死去的母亲床榻前的孩童，高举双手，如单独冬眠的幼兽……而光，那忧伤的，被腐化的肺叶筛滤过的，被低垂的面孔击垮了的，从天际呼啸而下，在极度变形的身体和大张着的嘴里泅游而过的光……我望着它们，感到困惑：这么多累积起来的死亡，为何并没有发出难闻的腐尸味道？它甚至是芳香的。奇怪、微妙的令人忐忑的芳香。从椅子、床单以及光裸的身体外渗出来。它放纵地朝各个方向飞溅、辐射，永不停歇。
我的心如鸟儿般躁动不安。
我再次想起那棵女巫般的大树，以及第二天清早醒来时，所发现的皮肤上的茶色划痕——那些东西，就像是诞生时的标志，又像是祭祀的血迹。我突然感到自己内心产生出一种毫无节制的悲惨倾向——那被《嚎叫》唤起的，被血红的天空所晒伤的歇斯底里。
是的，我从不曾忘记过那色彩，那动荡不安的线条。许多时候，我躺在床上，想象着体内的红血球正以同样动荡的方式流过我的嘴巴和眼睛，那些圆球有如一连串膨胀的珠子，在我的毛细血管里不断冲撞和敲打。我实在搞不清楚这是为何——我在这儿，而蒙克，在那儿。那些狂乱无章的线条与我何干？那血红的色块对我有何意义？他把那个男人摆在桥上，张口狂呼，无穷无尽。我合上画册——我不想再听，不想再对那画面存留记忆，然而只要一睁开眼，只要一看到玻璃缸，看到缸里的那条金鱼，那张又恐怖又美的脸就会出现在眼前。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就像陷在泥沼里的车轮，再也无法移动。
我不知该如何解释这种状态——这种静止不动的强烈耗损。这耗损在我的生命里曾有过。不止一次。尤其是在春天，也就是迎春花刚刚吐出第一缀粉红的时候，我几乎什么都不吃，就像一条苍白的视力不佳的银鳗，毫无目的地到处飘游。我在河畔、在松林里游荡，撞到什么就跟踪什么，锲而不舍。偶尔，在那样的傍晚（那个忧郁的男人的绝望情绪开始发作，而哥哥，哥哥则出门去了），我便会一动不动地站在桥上，或是悄无声息地潜进某棵树的阴影。我会看到鱼慢慢显身在浅水里，它们身上的暗色斑纹，在幽暗的光线中，缓缓地，泪滴般地收拢。我看了它们许久，却始终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那种观望和等待，几乎可说是没有任何的自我意识，我的眼睛在接收印象，大脑却不带一点的解释说明。
童年的河流已远去，现在，我坐在另一条河——邕江旁边，写作。我在写蒙克，他以及他的画。我看似在写，实际上却是假以写作之名一直在列一张非正式清单，清单上列着那些灰暗的，我在各种混乱情景下所见到的东西：爱、欲、情、仇、渴望、恐惧、欺骗、背叛……我一边将这些东西罗列出来，一边昏头昏脑地进行猜测：我是否游荡得太久，是否走了太多的路，以至未老先衰？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回望过去时，那棵大树仍在荧荧发光，它照着一个旧而神秘的世界，时而暗淡，时而光亮。
“在整个世界即将停止它的进程时，你的脸收揽了地球上所有的美，你的嘴唇，深深的，红得像成熟的果子，但是隐藏了一丝痛苦，一个僵死的微笑出现在你的嘴角，死亡即将来临，那条曾经束缚过世世代代的锁链已打出来——它将继续束缚已经出生和将要出生的人们。”那个挪威男人说。
这是一片分隔之水。男人和女人分别立于水的两岸。
这是一场绵绵久远的苦役，每个涉水而过的人，都是漂泊者，一颗心因为寻找那爱的征兆而跌进失落，继而破碎，而倒映在水里的那张脸，无可名状的苍白、惊惶。
“你的脸收揽了地球上所有的美。”
多么令人心醉的语言，多么咄咄逼人的情爱。蒙克坠入爱河了，不管是那份纠纠缠缠剪不断理还乱的六年初恋，还是之后不惜为之自虐枪伤自己两个手指的情急意乱，或是那些放荡不羁的酗酒生涯，无论如何，这些状况都是同一条河流的分支。在这河流上空，蒙克优雅下跌，在不同的地方啜饮那可以浇淋其羽翼的美以及水中孵化出来的死亡。
《玛利亚》——这蒙克之爱，每一笔色彩，都附带着一份沉重的压力，这压力让火花冒出，让激情涌现，让心膨胀、欲求、蓄势待爆，然后义无反顾地驱向自身的死亡。
爱无处不在又总是出错。爱使人眼盲如蝙蝠。爱是血迹，是坑疤，是啃咬之后的生还。
我想起了曾经听过的一种鸟鸣，那是在青海的鸟岛，其圆润的鸣声忧伤地在草原上扩散。有人说那是斑头雁，说在这个时节仍不断鸣叫的斑头雁是孤独的，还没找到伴侣。
我不知道后来那只雁怎样了，我只记得那鸣声，悲凄又激烈。我猜想它已死去——我宁愿它已死去。那样，我便可以摆脱它，不再期望得到它的消息，不再徒劳地祷告和牵挂。
这真是件糟糕的事，我在设想那只斑头雁的死亡时竟没有丝毫的内疚感。为什么呢？一只死去的斑头雁不会令我痛苦，而那活着的，孤单，渴望的鸣叫却使我不堪承受。
爱——是的，我相信有这回事，我相信爱有其温暖、灿烂的一面，但同时，我更相信爱是绝望，是死亡。因为爱，我们被捆绑在祭坛的尖角，等待虫蛆，等待噬咬。在爱里，不管其它部分是如何的美丽、勇猛，最后一幕都是血淋淋的。
“从我腐烂中的躯体将会长出鲜花，我将在花丛中得到永恒。”
身体空气般浮于桥上，痛楚闪电般在血管中疾走。哦，如果我们在爱里非跌不可，那么就往下跌吧。只要深呼吸一口，只要努力削尖自己，纵身一跃，便可以跌进那道神秘的罅缝。在那里，你的眼睛将被一堆堆颜色裹住，那颜色是如此繁密鲜活，红海般在面前分开，当回过头，它们便又合起，滴水不漏。那么就头也不要回了，只管继续往下——坠跌，直至看到那男人，那正在老去并被噬啃的男人，他的支离破碎的残骸上，在血红的色彩、动荡的线条之后，发出迫人的悸动的光。
多么奢华的孤寂。
在这个到处化脓的世界，我不知道蒙克究竟这样享用了多久。他有如一滴黑色的焦油，在森冷的、被剪断了的、满是伤疤和毁损的冰河之下尽情燃烧。
空中充满了一种哀凄、神秘的气息。
我的头越埋越深，脆弱的双足紧紧勾住地底那丛长满了刺的植物花茎。我能否静止不动？能否找到平衡并休息？
疾病、情仇、爱欲，这些东西对我们这种种类来说是如此明显地痛苦而有害，更令人难受的是，这些东西仍会源源不断地衍生出来，继续下去。难道必须要从那道罅缝，那自己惟一知晓的世界中拔出来，跟它分道扬镳吗？是否我们该避开艺术，只需住在河流旁，跟着自然流淌的河水而过？我望着蒙克“生命的饰带”那一系列作品，觉得自己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或许，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疾病，这种疾病是如此古老又如此新鲜。而我们，并非是清洗过且洁净的，我们都无可避免地噬啃和被噬啃，我们无法体体面面而是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孤绝方式死去。
2005…7…12于南宁
纪尘，70年代出生于广西，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广西签约作家。曾在本刊发表中篇小说《九月》，该作品获“华夏作家网杯”和《中华文学选刊》联合举办的首届文学大赛一等奖。
梦断向阳湖
杨匡满
短暂的乌托邦
1969年9月26日中午1时许，北京南站一次长长的专列出发了。尽管有锣鼓有红旗欢送，这一支队伍毕竟不是上山下乡的热血青年。这支队伍老中青三代人都有，数月之后又添加了许多少年和幼童。
人们的心情新鲜又茫然。命运将把他们抛向一个古称“云梦泽”的地方，而他们自己的命运谁也说不清楚。当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处于一个大的发展机遇期，缺少大量的特别是初具知识的劳动力的时候，中国成千万青年知识分子去了边疆农村；而干部特别是中央各部的干部则到了内陆腹地的湖沼或平原。目的一是下放改造，二是准备打仗。以后才知道有林副统帅的1号通令：赶在国庆节前把大批干部及其家属遣送到外地去。
向阳湖位于湖北咸宁县与嘉鱼县之间，是洞庭湖的一个支脉。这是一片浅浅的湖沼，周边是低矮的赭红色的丘陵。它是鱼类、鸟类、芦苇、茅草、野生菌菇、蛇鼠乃至獐子麂子的天堂。用今天的科学的概念来说：这是一片“湿地”，属于理当保护之列。向阳湖边星散着一些小村庄，一些池塘。泥泞的红土小路把他们连缀起来。土墙、没有玻璃的小窗和烟熏的黑屋瓦显示着它的贫困。
一个村子也就几户十几户人家，如今要平添一倍以上的人。下放干部一律军事化建制，作家协会被称为4大队5连，住在甘棠公社的韩家湾、钟家湾、谭家湾三个小自然村。先头部队已经无偿地征用了老百姓一切能够用的房子，从客堂间到柴屋到生产队的仓库，每间屋尽可能地多放床，多余的行李吊到檐上，洗漱用具堆放到床下泥地上。
从1969年4月12日的先遣队到9月26日的大部队直至年末的大批家属，作家协会下放到这三个自然村及后来迁到在山坡盖的三排平房的干部有118名之多，连同家属共计150人。在北京只剩下几个留守的和中央专案组的，那是很特殊很令人眼红的。下到咸宁的老一辈作家中有：冰心（不久去了丹江口分校）、臧克家、张光年、张天翼、郭小川、李季、陈白尘、冯牧、严文井、侯金镜、葛洛……年轻一点的、改革开放后成为文坛骨干的有谢永旺、杨子敏、崔道怡、阎纲、肖德生、吴泰昌等。至于其他20多个连队、5个大队的各种专家、学者，国宝级的人物，更是数不胜数。整个文化部系统在1969年的下半年，往这一片湖沼这一片丘陵一共端下去了6000名干部，连同家属上万人。
用文化部军宣队队长在大会上的话说：离北京2000里，20个小时火车，对得起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了。
9月27日正式进“点”，也就是进村。说老实话，久居城市，搞了三年“文革”，七批八斗确实搞疲了，刚下乡时看到远山近水，丘陵起伏，鸡鸣犬吠，还是有些新鲜感的。从人际关系上说，在北京时或居高楼，老死不相往来；或搞运动，彼此怀揣戒心；于今除开军宣队，凡五七战士不分官阶高低不分红的黑的，一起一身汗一身泥。这种新鲜感在臧克家等人的诗歌中，在萧乾、韦君宜等人的回忆散文中，都有较充分的体现。
我在1969年10月中旬给亲朋好友们写了一封长信，于今它的底稿保留在我当年的日记中。信的语气还有“文革”遗风，但当时多数下放干部的心绪可见一斑：
秋雨伴我到中原，金风送我过长江。北京已秋凉袭人，这儿却常有暑天的余威。转眼间，我们在黄用胜同志的家乡过了近一个月。时间虽短，但初到这个革命大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