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单独全程操练，一路上不断地滋生小心眼，到最后销售时就留了一手，把大部分货卖给花蝴蝶，剩下的小部分拎回到学校，在自己的屋里一一摆放开来。我想，自己手下有那么多学生，先叫他们一人买一样（略低于市场零售价），然后叫他们去搞传销——自以为是一条鲜为人知的致富好路子，颇为得意。试了一下，效果还挺好——那些小型望远镜、猎人牌怀表、手雷式打火机，学生们喜欢得不得了，当即就抢购一空。由此开始，我便发动学生们搞传销，同时还给他们制定了一个奖励的政策。现在想来，学生能传销给谁，不就是自己的几个家人嘛；而勉为其难的家人又能传销给谁，不就是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嘛。老师怎么也干起了这种缺德事——这话传到我的耳里，事情已经闹大，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为此，校领导迅速做出反应，写好一份添油加醋的“事实真相”，向教育局呈报，然后由一个副局长出面找我谈话，训斥我败坏教师的光辉形象，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影响；最后给我指定两条出路，一是退还全部非法所得，挨家挨户去道歉；二是马上背起铺盖卷，滚出教育系统。
通过学生们一双双纯洁的手，我一共赚了多少钱，真是说不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有一点，我至今仍不会忘记，那就是，当时我对一张张钞票已产生了“感觉”；我觉得，有钱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比方说，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可以找个好点的城市定居下来，衣食无忧地写两本书。所以，我是自觉自愿“滚出教育系统”的。那个正与我谈着恋爱，又缺乏情趣的姑娘，当时闻讯赶来，向我发出分手的威胁：如果你离开学校，那我们的关系也就到此为止。说心里话，这正中我的下怀。有关这段恋情，其实没什么值得多说的。我只想说一点：一种在我们之间难以消除的障碍。她是乡卫生院里的大夫，因为我老是失眠，经常到她那里去配“养心安神”之类的药物；她呢，丰满的胸怀里有个小小的文学情结，喜欢看日本的“私小说”，偶然到我这里来借书；这样，同在一个乡里谋生的教师和大夫，孤男与寡女，你来我往，搞对象的味道就出来了。老实说，起初我还是蛮爱恋和珍惜她的（在乡村里碰到这种姑娘实属不易），但后来随着关系的逐步深入，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主要原因是，她对生理卫生重视得太过分了。说她有严重的洁癖，也不为过。举个不该举的但又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吧。即使是在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她也牢牢地把住嘴巴这一关——从不跟你接吻。而我又特喜欢用舌头与舌头这种灵巧的接触，来展开爱情的对话。这便是一种难以化解的矛盾。她搬出“病理学”来为自己的洁癖进行辩解——所有病毒的传播媒介不外乎“三液”，即唾液、血液、精液。而唾液这一关，又往往最容易被热恋中的人所忽视。她叫我好好想想，当一男一女忘情地接吻时，通过这条“脏兮兮”的舌头，将有多少病菌传入对方的嘴里啊！面对这样一个女大夫，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上床做爱，她无一例外地叫我使用安全套，也就顺利成章，不难理解了。戴上安全套做爱，我还得闭紧嘴巴。让人难以接受的还有，既然每次都要用安全套，事前，她还要叫我往那儿抹上一种由她提供的药用肥皂，一遍又一遍地“消毒”；在破教堂里又没有专门的卫生间和淋浴设施，用水也不是很方便，但她不厌其烦地更换面盆水，一次次端过来，叫我清洗这个在她看来比舌头更“脏”的玩意儿。洗呀洗，洗到她点头认可，我的兴趣和热情也被洗掉了一大半。在床上，还有些男女间隐秘的事儿，我认为可以增添情趣和快乐，便跃跃欲试，而她却从生理卫生的角度来考虑，予以坚决抵制，毫无回旋余地。总之，她有她自己牢固的理性的卫生观，而我，有我自己灵活的感性的做爱口味。是啊，彼此的隔阂，或者说障碍，不可能消除，只会日趋加重。由此看来，趁我这次“越轨”之际，我们以破教堂为终场，再吃一顿团圆饭，然后互道一声珍重，劳燕分飞，无疑是最现实也是最妥善的结局。
对我的这个抉择，阿三不但大加赞赏，而且还向我提出忠告：往格罗杰科沃跑边贸时需多加留意，看看那边有什么生意上的空子可钻。据他分析，现在这种倒来倒去的小生意并非长远之计，在不久的将来市场就要饱和，而一旦到了那时，他可能帮不上什么忙了。因为，他即将动身前往哈尔滨，到那个“东方小巴黎”去操练房地产，向人家学习学习，就像我刚开始做生意需要他领路一样。当时，我真信了他的话，是因为，我没有理由不信。谁知——恐怕全知全能的上帝也难以预料，他这一走，竟然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当然，这是后话。我还是要说说我自己以后走的一段路。也就是说，你已经豁出去了，在商路上无论有没有阿三的引领，都得硬着头皮干下去。这是用不着跟谁商量的。
阿三离开绥芬河不到一个月，我就决定做蔬菜生意了。
说起来，是这么回事。经常跑格罗杰科沃那阵子，阿三的忠告老是在我的耳边回响，因此抽空去过几回海参崴，在那里最繁华的小商品市场摸过行情，也可以说是商业考察吧。出人意料的是，我偶然在菜市场里发现，这里的蔬菜价格贵得离谱。像每天在饭桌上必不可少的西红柿、柿子椒、茄子等，不但奇贵，而且少得可怜；一个小摊位通常不到一米见方，用一块帆布一铺，上面堆放的蔬菜也就两三公斤，哪像我们这边，铺天盖地的，简直可以把人压死。这无疑是一条生财之道！我为自己的这个发现而兴奋不已，回来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奔忙起来。因为要涉及到运输，又是正儿八经的买卖（有点类似于外贸出口），所以必须同密山口岸设在这边的办事处商谈，一旦赢得人家的支持，以后报关、检验什么就方便了。可喜的是，那边的口岸和这边的办事处，都有我读大专时的同学。这让我再次感觉到自己学俄语真是学对了，学得正是时候——到处都有我们的人！然而，有个同学却笑我傻到了家，说对方BBS局局长为这事来跑过好几次，而他们始终不同意合作。他叫我好好琢磨琢磨，这活儿能干吗？蔬菜生意历来不好做——利润小，风险大——别人又没瞎眼，好买卖光等着你去做——趁早打消念头，另谋发展吧！
苦口婆心，一片好意。
对我而言，不过是一阵耳边风。因为，我已在花蝴蝶那里，跟远在哈尔滨的阿三通过电话（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或者说请教，他大力支持我做这桩生意，还说资金短缺的话，可以向花蝴蝶借用周转；说到他自己，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一切都好，不过还在活动”。当时我想，无论在哪方面，阿三都比我有见识有经验，不必寻根刨底问个没完。
我拍拍胸脯，显示一副大无畏的气概，口气坚定地对他们说，自己愿意充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办事处里的人几乎都瞪大了眼睛，认为我这是在跟谁赌气，跟自个儿过不去。我放大嗓门说，请哥们伸出友谊之手，帮帮忙，搭座桥吧——到头来是亏是赚，我都认了。他们还以为我在格罗杰科沃做小生意亏得一塌糊涂，脑子受到一些刺激，便糊里糊涂地跑到他们这里来胡说八道。既然如此，我说，那么请哥们忍一忍，听我再胡说八道一番。首先，我给他们算了笔账。这些蔬菜在我们鸡西、虎林的地头上收购，哪一种每公斤都超不出六角，而过了境，哪一种也打不下六块——瞎子也摸得出，中间有十倍的差价；扣除损耗、分成和其他费用，钱是必赚无疑；当然，赚多赚少还得看运气。随后，又给他们分析客观情况。我知道那BBS局的势力，海参崴的边检、海关，基本上同他们穿一条裤子；而我们这边的密山口岸，恰好有我的同学把着大门儿，正当的贸易必定一路畅通。这样一来，入境出境都不存在着问题。另外，据我所知，这桩生意不曾有人做过——原因正是他们说的新鲜蔬菜不易储运，风险太大。反过来说，没有人敢跟我来竞争；最起码，不会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
见我说得头头是道，他们个个点头称是。
接下来，我得抓紧时间跑趟海参崴，主动与对方接洽。双方洽谈是在列宁大街上一家中国餐馆里进行的。可能上帝早已默许我做蔬菜生意，也可能，我生来跟BBS局有点儿缘分，总之，谈判非常顺利，相关事宜一拍即合——正式交谈也就是两支烟的工夫，我与那个下巴和腮帮都刮得铁青，谈话声音压得低低的局长便达成了初步协议。
直到两天后形成协议文书，其中条款也是比较简单，就像一幢友谊的房屋已初具规模，其内部的漏洞全靠双方在合作中拿出诚意、信誉、感情来填充。协议的主要精神是：每趟车辆、司机都由他们派出，出境手续也由他们包办；我的义务是投入收购资金、组织蔬菜，办好密山口岸的一切入境手续；最后的利润四六分成；因为我垫付本钱，所以得大头。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些具体约定，比如蔬菜的鲜度和品种的搭配，损耗的比例，每个车次的周期，等等。
返回自己的国土，在奔来跑去的业务之路上，总感到胸口里鼓涨着一团什么东西；有时候，歇脚下来，便用手使劲地挤压，把这团东西挤压到心头上，叫怦怦跳动的心掂掂其分量，像是不能承受之轻，又像是不能承受之重——原来啊，那是阿三赋予你的友情，一团浓得化不开的珍贵友情！想想看，要不是阿三无私地将那根接力棒传递给你，眼下你哪来资金到田间地头收购蔬菜，哪有资格去找一家有进出口权的贸易公司挂靠，哪会赢得各个关卡“看门人”的友好协助？
但愿阿三在哈尔滨一切顺利，早日出人头地。
现在回想起来，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当初真是一头扎进蔬菜生意里，大有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猛闯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杨子荣的豪言壮语时刻在激励我去战胜各种困难。别的不说，光说头一次组织菜源吧。土豆、洋葱可以在虎林买到，而西红柿、茄子、柿子椒等，则要跑去鸡西收购。虎林距离密山口岸只有五十八公里，但鸡西到那里却有近百公里。这一路奔波下来，把各种蔬菜定购好，还得赶紧去办“三检”，而这三位“老爷”又偏偏不在一块儿办公。商检在县城，卫检、动植物防疫却要在口岸办理。好在各位“老爷”对我这个小鬼还算客气，上班时间随到随办，并且一路绿灯，快速放行。当这一切总算顺畅地办好，自己终于能够坐在密山海关老同学那里喘口大气、喝杯热茶之际，心情却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因为这天是礼拜五，按照事先约定，对方的吉尔牌卡车于中午十二点赶到，午饭后立马返回。这样，周末一大早，满载着水灵灵蔬菜的卡车就可以出现于海参崴一道河、二道河的菜市场上了。
然而，令人焦虑的是，你怎么能知道，这车今天会准时赶到；路途上有个三长两短，耽误小半天很正常，是不是？我说过，协议条款比较简单，只是明确各自几项大的职责，至于具体装货时间什么的，都是口头协议，没有法律约束；虽说那种成文的跨国协议之约束也是纸上谈兵，但总归是一种胜券在握的依据。老毛子有没有时间观念，会不会视信誉为合作之根本，还真不好说。退一步说，他们有意无意地出点差错，搞砸一回买卖，毕竟背后还有单位撑着（尽管下属副食品商店都承包给了个人），还可以走回头路；而我要是搞砸一回，血本无归，恐怕只有跳河一条绝路了。这样一想，便感到浑身发凉，坐立不安，好像灾难临头一样。
你一旦了解到，为做好这桩生意，我已投入多少本钱，那准会理解我当时的心情了。告诉你吧，根据老毛子的需求，我组织到三吨西红柿，两吨多茄子，土豆和洋葱各一吨半，以及一吨多柿子椒；这近十吨的蔬菜，都是一手交货一手付现钞（还有不少短途运输、打通各个关节的花费）；为了便于各方联系，还狠狠心配备了个手机（当时买价昂贵，通话费用颇高），所以手头（向花蝴蝶借了两万块）已所剩无几；如果这次搞砸，那真是难以翻身。
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时间是那么的残忍，流逝的一分一秒，都像是一枚串连的针线，无情地从自己的心里穿过，长长的，扯不断，又拉不住。在神经绷紧的状态下，在种种不祥的预测中，还出现一种极可怕的幻觉：窗外明明飞过海关养的一群鸽子，自己的脑海上却映现遮天蔽日的秃鹫，盘旋着，嘶叫着，像是要把你整个儿吞噬掉。尽管如此，眼还没花，看得清那大挂钟的时针已指到了三点半。铛一声响，分明在提醒你：现在即使老毛子赶到，也不能出境了——密山口岸三点半准时闭关！磨蹭到三点四十分，老同学夹起公文包，问我怎么办——继续在这儿等车，还是上他家去边喝酒边等电话；我一时不知所措，像傻了一般。突然，老同学拍拍我的肩膀，叫我循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远远的，只见一辆戴着帆布篷的吉尔车风风火火地朝口岸冲来……
见面才弄清延误的原因——老毛子的出境手续遇到些麻烦，耽搁了不少时间。不管怎么说，人家主观上没有违约。我赶忙从包里拎出一瓶“北大荒”，跟司机别德留夫就着瓶嘴你一口我一口，轮换喝了一通。
为了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我和别德留夫商量一下，决定吃好晚饭就奔赴各个蔬菜集散地，连夜搬运装车。谁都知道，夜间雇人装卸货物，费用要比白天高出一层，但我还是割肉放血，召集来一帮壮劳力，以最快的速度把该装的都装了上去。这边刚完，又马上跑到那边去装。一刻不停地忙活大半夜，最后总算装好了车。我和别德留夫在驾驶室里吃了些夜点心，一个盹都顾不上打，便火速赶往密山口岸。
赶到那里才凌晨四点多，原以为，等开关放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