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家里炊事员很平等，有次《五一》，他给厨师放假，领我去做饭，他说：‘劳动神圣’‘平等待人’。每逢星期天上午，必须让我做点家务劳动，才能出去。在院中种扁豆，他带着我做。他也没有把我打扮得花枝招展，
父亲对任何人都是很平等的，从无不尊重人的语气。他的态度不像我想象中的汉奸军官，这个父亲，怪啦！
我有次到营房去找他，营房很简朴。我在父亲营房翻到过解放区的报纸，讲到解放区政权，讲到农民减租减息，我有些奇怪，是研究敌情吧？我很茫然。
他不在时，警卫对我说：“你父亲很好，对弟兄们不克扣。”这也引起我的疑问，他也从来不教育我滑头，总是正面的好的教育。
带我上汪精卫家去过一次，可能原来认识，问问好，没有更多的阿谀奉承。到咖啡厅喝咖啡时，见过一个伪军姓张的委员长，听他谈话也没有什么出卖民族的内容。
在家没有大请过客，没有花天酒地。个别客人来找他，在大会客室说话。
我看他不像真正的汉奸，没法做工作，我想他准是地下党员。
后来起义前一个月，继母先到她苏州老家去了，走得好象很仓促，金银首饰没有带走，奇怪，我替她收拾好交给父亲，父亲给了我一个白金戒指，我参加革命后，捐献给革命队伍了。
奶奶住一间小平房，六十多岁，自己烧饭，很是节约，吃得还好，不抽烟，不喝酒。房内陈设简单，反映出身贫困，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本色。
继母走了后，父亲让我住在继母表妹的产科医院。父亲临起义前，又让我住到一个钱庄去。
我住了约一个星期，8月11日我出去玩了一天，晚上钱庄经理告诉我，有人来找过你。明天早上再来。第二天清晨吃过早饭后，父亲的副官，一个姓孙的老头来了，他说：‘找了你一天，你父亲让你跟他一块去，带来一个条你看看。’孙副官又说：‘我去动员奶奶，她不肯一起走，现在已经来不及去找奶奶了。你赶快跟我走吧！’这天正是八月十二，第二天是‘八一三’凇沪纪念日，鬼子很紧张。满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日本宪兵加伪男女警察。我穿着裙子凉鞋，漂亮的上衣，原想从玄武湖门出去，玄武门岗哨密集，出不去了。又回来。副官说：‘我打电话给师部车队派个车来。’，不久持有特别通行证的小汽车来接我。我们走中山陵，这才出了中山门，绕到江边，已是黄昏，坐老百姓的船到六合。准备先到一个副官长家。翌日开始步行，经过拉锯地带，就能到目的地。步行后的路上，第一个晚上，住在一个比较富有的老百姓家，门板放院内睡。一头用石头做枕。有人来了解情况，就说到六合城找亲戚。第二天天一亮，就去六合找父亲。我们还没有到达，有老百姓往这边跑，说：‘那边噼里啪啦打起来了。一个汉奸队和鬼子打起来了。’副官说：‘不能走了，你父亲起义了。’‘到哪去？’‘到共产党那里去。’
到了六合城附近乡村副官长家暂住，忽闻吵嘈声，副官说：‘伪军搜来了。’我们来不及走了，附近是水田、竹林，我躲在门后，伪军喊：‘有人没有？出来！’他们看了看就走了，好悬！。过了两三天，‘八一五’，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日本人投降了，激动万分，可以看见阿爸（母亲）、江静和西西（小妹）了。隔了一天看到共产党报纸，看到父亲起义向毛主席致电的消息，看了后，真惊讶！‘怎么抗战胜利了，父亲上共产党那里了。’我想我也去了解了解，好，我也参加。
父亲已经解放了六合城，徐楚光参谋长接待了我，他说：‘钟小姐，欢迎你！’送我钱和罐头，我拒绝了。心想：‘用不着收买我，我会了解你的，你们要好，我就参加；不好，就做你们的工作。’他派轿子抬我到父亲部队驻地，父亲一看：‘啊呀！你还坐轿子来！’
父亲将我安排在一间房里，说我：‘你这大小姐还坐轿子来，能参加革命吗？你还是上你阿爸（母亲，蒋管区）那里去上学吧！’我说：‘我也留下来。’‘你能留下来吃苦吗？’我回答：‘能，留下来看看。’父亲又说：‘留下来要吃苦呀！要不，你回去当大小姐吧！’第二天送来许多书，马克思、毛主席的著作，再到士兵中去走走，看他们伙食、操练，官兵平等。考察结果，恍然大悟。
新四军军长陈毅、副军长粟裕将军、政委谭震林都见到了。父亲当了新四军独立第一军军长。后来又担任了一段七纵副司令，粟裕是司令员，和国民党战斗，赢得了七战七捷。
过了半年继母和弟弟妹妹们，从苏州农村到了淮阴马头镇独立第一军驻地。
父亲送我到淮阴建设大学读书，从此，我开始了革命的生涯。
奶奶开始是日本人抓走，跟着是国民党抓走。周总理来南京谈判开会时，派人去找奶奶，从狱中接出来后，根据她的要求安排在江苏昆山，父亲曾在那里农村购置了一块土地，交一位湖南老乡看管，奶奶去昆山不久，病逝。”
姐姐对父亲从抱着“大义灭亲”的想法，转变为跟随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革命。
而我呢？
二、父亲由远而近．．．．．．
姐姐离开西安去敌占区后，我淡忘了父亲。
1946年在兰州上中学时，听说我父亲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起义到了共区。有次我无意中向同学谈起了这事。没几天，就有不认识的人来家查问我父亲在哪里？我很纳闷。同学帮我分析，说可能是军统特务干的事。这才知道中学情况也很复杂，才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作对的。好不容易刚停息了抗日的烽火，怎么就又打起内战呢？对国、共两党，我都不了解，但因父亲和姐姐都去了共区，我在感情上有点自然地倾向共产党。也许这是我一年后到北京师大上学，思想无阻碍地很快投入中共领导的学运的一个潜在原因。
全国解放后，1953年父亲调来北京铁道学院工作，彼此都忙，很少见面，我被打成右派后，就更没时间，没心情，没条件和父亲接触了。直到我被改正，母亲去世后。九十年代了，他要我帮他跑中央组织部申请恢复大革命时期党龄，这时我才从他的口述、自写材料和他当年的部下写的历史资料中，明白父亲原来对打破旧社会、创造一个新中国；对引导他革命的中共党有深厚的感情。所以他在秋收起义中损失了队伍，失散了组织后，一直想返回党的怀抱，终于在几年后拉了一支队伍以起义的方式回到了党里。
他的人生道路是曲折而漫长啊！
（一）、逃出满门抄斩的娃儿
父亲现名钟皿浪，曾用名有钟健魂、钟岳张、钟泡影、钟血浪。1903年12月出生在湖南岳阳县张家村。其父张宝根又名张汉臣，哥老会小头目，参加黄兴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父亲四、三、四岁时，满清官兵进村对反清者及其亲属施行满门抄斩。危急中，祖母带父亲逃离老家，到岳阳找到曾和祖父一起当兵的好友钟继昌，请他照料。钟继昌在平江开了个小杂货铺，收留了他们并叫父亲改姓钟隐蔽下来。钟继昌送他上私塾读书。父亲九岁左右，钟继昌也被满清政府抓走处死。他们生活更不好过了，父亲一边读书，一边上山砍柴、放牛，还到汨罗江吴公市红茶厂当过两年童工。祖母替人洗衣、绣花。
父亲十五岁时，随钟继昌的弟弟到长沙，进入长郡中学上学，取名钟岳张，晚上就在他钟叔叔开的旅馆记帐。
（二）、步入革命
1920年父亲十七岁，参加了当时长沙省长兼湘军司令、老同盟会会员谭延辏ё橹南婢ㄍ嘶崾撬镏猩�1905年在日本组织的，其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拟北伐护法，谭延辏柿煜婢且垢系焦阒葜г盖姿婢胶庋簦缓蟛叫兄凉阒荩找剐芯系焦阒萜较⒘朔磁阉镏猩礁锩谋┞摇�
1922年在广州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谭延辏ПＫ退降峋参涮茫ň傺＃┭啊�
1923年冬毕业，仍回湖南湘军，参加创办湘军讲武堂的工作。父亲说：“当时在湘军讲武堂我由排长升至副连长。讲武堂很正规，穿戴也讲究，呢子大衣，红缎里，长马靴，马鞭，学骑马和学习使用各种武器，神气得很。”他眼中充满青年得志的回忆。
1924年春父亲又随湘军到广州，湘军改为国民革命第二军，鲁涤平为军长，李富春为军政部主任，父亲为二军的一个副连长。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主持，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泊渠、瞿秋白、李富春等人参加并参与大会的领导。在李富春主办的政训班任队长的父亲，领导政治班学生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他自己写的回忆中还说：“当时我们还检查了每个代表是否携带危险品”。
大会正式通过了承认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的各种具体办法，发表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就是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
1924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
1924年10月参加打击广州反动地主买办的武装组织——“商团”，其首领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他联合陈炯明（曾为广西军阀，广东省长，投机革命参加同盟会，后又拥兵自重，背叛孙中山），图谋里应外合推翻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父亲参加了镇压叛乱的战斗。
1925年2月加入黄埔军校和滇军湘军讲武堂进步学生联合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并任干事此时加入《中共青年团》。
1925年3月初，父亲被调入黄埔第二期，到广州附近海丰县训练自卫队。在黄埔学校当军事教官，参加周恩来、蒋先云领导的血花剧社，此时他又起一新名叫钟血浪，表明自己决心在革命的战斗中，不畏血光火海。
1925年3月12日孙文北上病逝，钟带军士连学生通知广州各店铺停业哀悼。
1925年6月至9月在黄埔军校参加政治班学习，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周恩来任政治班主任，恽代英、萧楚女、蔡畅等为教员。
父亲说：“从此我将钟岳张改名为钟健魂，也就是立志做一个有健康体魄和有革命灵魂的青年。”。
他说：“1925年5月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东征，我调至该军七十七团任第一营长，参加对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
“1925年6月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内的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企图推翻革命政府，我们击溃陈炯明后，立即回师广州，讨伐杨、刘。
“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胜利，蒋介石、周恩来在汕头升平酒家，请我们吃饭，规模很大，苏联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也被邀请出席。（陈炯明曾投机革命，曾参加了护法——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军阀破坏《临时约法》的战争，在护国——反袁世凯的云南起义两战役，从而赢得国民政府广东省长职务，后又拥兵自重，背叛孙中山。）
“1926年6月23日，黄埔军校学生和广州学生、工人、农民10万多人，举行了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五卅运动’为1925年5月30日，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二千余上海学生游行，反对日本资方开枪打死工人，反对帝国主义，结果遭英租界巡捕开枪，当场死数十人，被捕数十人。）当黄埔学生和工农的游行队伍经过广州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街时，英、法军队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死亡、重伤200多人，轻伤无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沙基惨案’。我冒着枪林弹雨，硬把黄埔的同学吴光远从血流成河的街上拖出敌人的火力网。二人回到内街。我们没直接回黄埔军校，跑到黄花岗，跪在先烈陵墓前，哭得死去活来。哭了一个通宵。凄风惨惨，冤魂啾啾。‘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这样受外国人屠杀呢？帝国主义等着吧！中国人一定要站起来，一定要讨回血账，天亮，我俩才回学校，老师、同学还以为我们被打死了呢。”
（三）、参加北伐
父亲说：“入黄埔到北伐，这是我年轻时最快乐的日子。1926年7月9日，在广州东教场举行出师北伐的宣誓大会。当时群情激奋，老百姓自费印发拥护北伐的传单，北伐战士个个士气高扬。我又回国民革命第二军（原湘军）参加北伐，还上台表演了武术。北伐军分三路出发：湖南、湖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我们第二军进军湖南、湖北，10日，军队由广州出发，势如破竹。
“1926年9月我们第二军攻占长沙，当时湖南的地方长官唐生智作内应。进长沙后，黄浦军校党组织派我到长郡中学当军事教员，发动学生参加革命。
“一个月后，我又回第四军，，于1926年双十攻占武昌，敌人守城的刘、陈司令员被俘虏，临时就关在我的营中。
“1927年3月我被调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军事教员，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见1997年3月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昌讲习所纪念馆编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人物传略》）。在这段日子里，我和教务干部张国基常到毛泽东家做客，毛泽东和杨开慧都很平易近人。那时毛泽东既是共产党领导人，又是国民党宣传部长，他家就住在平房宿舍里，他们有两个小孩。武汉夏天很热，小孩都光着屁股。杨开慧也常到政治班听课，我们都相识，常在他们家吃饭，杨开慧总是给我们做湖南人最爱吃的红烧肉、炒辣椒、大钵汤菜。”
1927年初，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关于迁都武汉的主张，他以南昌为中心和武汉对抗。同年4月9日蒋介石到南京，于‘四。一二’发布了严禁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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