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就是这样批判我的。”于是一位造反派叱道：“你别演戏啦！”我说：“我不是演员。”这下惹恼了那个职业是“演员”的造反派：“你还反击？”过来就是一掌砍在我的脖颈上，同时嚷道：“低头！”跟着我被留宿团内，不准回家。我对军宣队代表说：“打人是违反政策的”，军宣队中有明白人，制止了造反派批判我时再动手脚打人
可怜我最心爱的儿子小建一刚13岁，一下子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亲爱的妈妈。北京已是寒风凛冽，他怕妈妈冷，给妈妈送来棉鞋，不但没见着妈妈，还挨了剧团内的造反派的一顿臭骂：“狗崽子！”骂声不绝于耳，他赶快逃离剧团门口。
诬蔑一些孩子为“狗崽子”，竟然还造出这样的混蛋逻辑：“龙生龙来，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造反派谭天荣还狂妄地鼓吹这样一张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些谬论的煽惑下，多少天真的孩子挨骂、挨打甚至死于非命。当时有位勇敢的青年工人名遇罗克，他奋起批判这种荒谬绝伦的“出身论”，结果他被绑至万人大会，判斗后宣布判处死刑，随即绑缚刑场枪决。他像布鲁诺一样，火把照亮了别人，自己却被烧死。（意大利16世纪的哲学家和天文学家，因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不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我和我团内的“牛鬼蛇神”：马连良、张君秋、赵荣琛、李慧芳、李淑君、张伟君等人同住一明两暗的长形大房，南头房间里，铺一张大木板床，是我们这些女神们的卧榻；北边室内的大木板床是男鬼们的睡炕。中间堂屋，放上一张大桌、多张椅子，由戴着袖箍的红五类休息，以便他们彻夜看管我们。三间房顶都镶着长管日光灯，整宿整宿地亮着，强光透过眼皮刺激眼球，渐渐习惯了，也能睡着。尤其是张君秋，午睡也能做到鼾声如雷，气得红看管大声骂他：“老子都没空儿合眼，你倒好，跑这儿养神来了。起来！交代问题！”已经发胖的张君秋死劲睁开咪咪瞪瞪的睡眼，歪着头，尖声尖气地说：“除了唱戏，我没得可交代的呀！”看管说：“没什么可交代的？你那次在外地演出，在饭馆吃饭时，你偷了人家一个勺子？怎么不说？”站在一边的我差点喷笑，忙扭过头去。马连良，则不停地打哈欠，大烟瘾犯了。送他进医院戒烟，过了不久听说他死在医院了。他的家被红卫兵抄了个稀巴烂，一只名贵的翡翠烟碟被当成封资修的“四旧”给砸成碎片。
演员费文治平日好养鱼，有天团内的红五类从他家抬来一个一米长方的大鱼缸，许多美丽的热带鱼还在其中摇首摆尾，仿佛它们第一次感觉坐轿子悠悠荡荡的快活，但马上它们被泼在地上，一大桶开水浇在它们身上，肉体腐烂、灵魂见了上帝。它们的玻璃别墅也被四分五裂，站在一旁的费文治还得为它们低头顶罪。
我的师大同学曾伯融在北京市戏曲研究所任所长时，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编了一百多本《京剧汇编》，我特别买了一套，其中有许多精华可以继承。可剧团的红五类勒令凡有此书者都必须交出统一销毁，我是藏不了的，因为我的家已经是被抄过三次了。眼看着祖国的文化在烈火中哭泣：“本是你祖先，相煎何太急！”这套极有价值的书从此销声匿迹。
有一天中午，从剧团外边走进来一个女中学生，十几岁的小姑娘大摇大摆地走到我们剧团——中和剧院剧场，往大厅中间叉腰一站，嚷道：“谁是走资派？”平日老板着脸端着架子的刘团长，此刻早已只敢低头走路了。他听到小姑娘一声喊问，忙立正站到小姑娘面前答道：“我是！”小姑娘问：“什么出身？”刘答：“地主。”小姑娘一声大吼：“跪下！”刘团长扑通跪倒尘埃。于是小姑娘叽里呱啦地一通教训，全团人也在周围陪斗。小姑娘教训完了扬长而去。演了一出崭新的《子教三娘》大戏。
江青，在文革中不仅充分表现了她法西斯政治的才能，她还要在文艺上树自己为旗手。她以剽窃别人成果的方法，达到一步登天的目的。她将几个较好的现代《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海港》《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龙江颂》《白毛女》八个戏拿来，集中全国的专家和丰富的资金按以阶级斗争为纲再改编，于是就成了她抓出的所谓“样板戏”。在万马齐喑的恐怖气氛中，全国人民和一切剧种都必须学唱这些“样板戏”，不学是立场问题。虽然这几个戏经过专家的精心修饰，但掩盖不了其缺乏人性的特点，每个“样板戏”的人物关系都是“革命同志”关系，没有血脉牵连的人物关系。
七、可怜的儿子
（一）、我看见他手里握着菜刀
成了狗崽子的儿子，13岁的小建一，得不到红宝书，他好羡慕别的孩子。他从小在外婆家和幼儿园受到良好的教育，三岁时他就自编自唱：“小火车，快快跑，从新疆、到北京，运来葡萄送给毛主席。”他5、6岁就能背很长的天文数字，10岁左右他用纸壳、放大镜制作了高倍的望远镜，他崇拜毛主席、他喜爱天文，他是个很有理想的好孩子，然而如今他就因为母亲是右派，他就成了“狗崽子”连一本精装的小型毛主席语录，得不到‘红宝书’，他好不舒心、好不服气啊！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母亲的私有独院，西城成方街35号，被没收，我们一家分到东西城两处的单元房居住。母亲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终日也处在战战兢兢之中，无暇亦无能照料我和小建一了。
我和建一单独住在和平里，建一在和平里中学上学。我被扣押牛棚（文革中对单位私自关押人员的禁闭室的称呼）。小建一，一个人岂甘寂寞，招来了自己一些同学，他们大部分是走资派的儿子，曾经是响当当的红卫兵，如今也都成了狗崽子，他们不甘俯首，继续“造反”。首先从我家开始。于是将母亲送我的高挡黑漆竹笔筒上镶的各色玉片、蚌片都抠下来从窗口扔到楼下。孩子中有父母在歌舞团的，对歌舞团情况熟悉，带同伴找到了暂时封存的首饰箱，撬开箱子将演出用的各种首饰拿出来踩碎。歌舞团报案了，首当其害的是我这个“右派”的“狗崽子”小建一。
建一被捕的那个晚上，公安局敲我家门，敲不开，把我从牛棚叫回去开门。可是建一将门从里面锁了，我只好劝建一开门。我说：“建一！是妈妈回来了。”建一说：“是您一人吗？”我怎么回答呢？我不能骗他又不能不骗他：“好孩子，开门吧！有妈妈在呢。”建一开了门，我看见他手里握着菜刀，可怜的孩子他心里积满了多少恐怖，命运为什么对他和他妈妈如此的不公平啊！我从他手中悄悄地拿下菜刀，公安局的三个警察当着我的面，给他带上手铐，就这样把我的心头肉挖走了。我一人踡缩在黑暗中哭了一夜。他被送进远郊少儿劳教所，城里的户口也被注销。是我连累了幼小的孩子，是我无能保护自己的小雏，是谁戕害了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得到正常人的幸福生活？
林语堂早就说过：“人类享受幸福的权利，驾乎一切政治权利之上。”
然而，我和儿子的幸福却被“政治权利”剥夺。
1958年定我为右派时，对未来尚有翻身之日的幻想，十年后的“文革”中，我却什么都失去了，眼前只有一片黑暗。
（二）为得“红宝书”踵骨粉碎
大约过了不到一个月，公安局又通知我，说建一出事了，在医院里，让我快去。我心情忐忑地匆匆赶到积水潭医院急诊室，见儿子建一躺在病床上，医生说他的右脚跟粉碎性骨折，先用石膏固定，过后再用钢钉锔上。公安局警察只简单地对我说：“你儿子从劳教所逃跑出来，去偷东西从楼上跳下来摔的。”我这时比来时平静多了，因为小建一还活着，他不会到处乱跑了，我可以守着我亲爱的建一，我相信我一定会帮他把脚治好，我没有说话，更没有批评他，我怎能批评孩子呢？孩子从来没有偷窃的习惯。建一的脚打上石膏后，我叫了个小汽车，请司机帮助抬上车、送到家，又从附近请来了建一的同学帮忙抬上四楼。回到家中，建一才将跳楼事件细细描述。
他忍受不了劳教所的生活，和同所一个大走资派的孙子共同策划出逃。他们玩球时故意把球踢过墙外，然后请求门卫让他们去捡球。他们出了大门绕到树林里就跑了。他们没有回各自的家，因为那样很快就会被抓回去。他们游荡到了西城三里河，已是下午4点左右，感到饥饿，可身上谁也没有钱。于是二人铤而走险，跑到一栋楼房里，撬开一个2层的单元门。到厨房里没有找到食物，又走向一张书桌想打开抽屉找钱找粮票。建一忽然看见桌上有一本小型的毛主席著作，这是他渴望已久的而得不到的“红宝书”，他立即将它拿起翻看，同伴已经从抽屉里找到一点零星的钱和粮票。就在这时，有人拧动门锁声音，“快走！”同伴说着就冲向凉台、推开窗子跳了下去，建一忙将“红宝书”揣在怀中也往凉台上跑。单元门开关的声音使他心慌，他急冲冲地往窗外跳。他虽然才13岁，身高体壮，既没有同伴灵活又没有跳高的技巧，跳下去，一下子就把脚跟墩得粉碎，怎么也站不起来，这时同伴早已无影无踪，街道上围过来许多人，房主人也下来了嚷嚷：“他是小偷！”，于是群起而攻之。拳打脚踢，小建一动不了啦，只有努力用双手护住脑袋。过了一会儿，走来一个警察，他排开众人，当他发现建一脚已摔坏，叫了个汽车送他到医院，他真是一个好警察，可惜在医院见到他时，没有问他的名字，如果没有他的解救，小建一肯定会被群众当场打死。建一回述这场恶梦，没有流泪，我也没有流泪。
半年后，已经是1969年了，建一的右脚跟粉碎性骨折经中医治疗逐步长好。按西医的说法该锯上钢钉才结实，但听别人说那样脚腕就不灵活了，还是按中医方法好。剧团里一位武工演员鲍春来为我介绍了一个姓刘的按摩大夫，每天来家给建一按摩、并让我天天用中草药熬水为建一熏脚。为了大夫来往方便，我们从和平里搬到长安街上永安东里的简易楼房。
进单元门就是卧室，卧室无另门，直通厨房、厕所，洋灰地已经变成坑坑凹凹，我就住在这所破旧的小房子里，边上班边为儿子治脚。这时我已经出了牛棚，剧团里开始排演“样板戏”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每天要到班上去“早请示、晚汇报”，还被派去为样本戏做些杂话。我用仅有的87元工资为儿子治病并维持二人的生活，剧团的另一位编辑时佩璞来看我，他说：“哎呀！你们就天天吃胡萝卜，太清苦了吧？”但我没有这个感觉，只要能和儿子天天一起，看着他能慢慢走路了，我已经很满足了。时佩璞有时给我们送来一些鱼肉，感激他的关心。但作为妈妈的我，不懂得如何调理孩子的饮食，他正在发育期间多么需要营养。三十年后，建一因脑癌逝世，我回想往事时，总觉得过去苦了建一。
那次建一跳楼受伤，我也不懂得去为孩子检查头部是否被打伤，是否产生“脑震荡”了？后来每思及此，后悔莫及。
毛主席啊！“文化大革命”怎么将这些生在红旗下一直热爱你的孩子诬蔑为“狗崽子”？4岁的建一在托儿所礼堂里，用他那稚嫩甜美的嗓子唱道：“和平鸽真能干，会爬树。爬树做什么？捉虫子吃。和平鸽你又飞到哪里去了？飞到天安门去见毛主席，飞到家里，妈妈给了一个大苹果，带给天安门毛主席吃。”为什么一个如此热爱你，如此梦想得到你的红宝书的孩子竟遭遇了如此残酷的命运呢？
八、何罪之有？
文革期间，我的表弟姚监复，正在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工作，表弟也掺遭诬陷，被斗得死去活来，打瞎了一只眼睛。我的姨妈姨父则落个家破人亡。姨夫被轰回安徽农村，在批斗中自杀。姨母则被她住处的街道办事处叫来的红卫兵活活打死。姨父是起义的国民党中级军官，姨妈是退休的小学教师。
我的小表妹姚蜀平在1986年写的那篇《儿女祭》真实地记录了姨妈惨死的状况。
她写道：“1966年8月的北京，安定门外地兴居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院家属宿舍里，在那腥风血雨中，在毁灭性的抄家之后，在用带钉子的厚木板毒打以后，在残忍地被砍断喉咙之后，我的66岁高龄的母亲穿着一身被打烂的旧衣服，光着一双青紫的脚。一生在贫儿教养院、小学、妇联托儿所作教员的母亲，活活地在一个晚上被打死在年轻的中学生——红卫兵手下。被扔到安定门内第六医院的停尸房。”
“星期一……正在批斗大会的会场，忽然广播里叫我的名字，通知我马上回家。我预感到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故，我急匆匆地奔上了农机院宿舍北楼二楼，一个身穿旧的黄军装，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坐在我家门口的小凳子上，他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验明我的身份以后，他准许我进入自己的家门，还说：‘你们挑吧！还有什么要拿的，可以拿走。’我进屋一看，没有一样站立的家具，没有一样完好的东西，没有一张没有撕裂的纸片古画和照片，没有一件没有打碎的瓷器，母亲珍藏几十年的翡翠结婚戒指、存折……则统统地被抄走了。”
“突然进来一个似乎是重要人物的红卫兵，这是个女的，也只有十几岁，长得十分清秀。我迷惘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如此清秀的面容同如此凌乱、凄惨的15平方米的地面联系起来。这位可能是这场悲剧的前台指挥的女红卫兵正式向我们五兄妹宣布：‘贺定华（母亲名）死了，现在在第六医院，由你们去处理后事。姚剑鸣（我们父亲）在后楼，尽快要他滚回老家农村去。’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被证实了，泪水一下涌满眼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