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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后主被俘后，陈的一些地方官还有据城抵抗的，但很快都被讨平。杨广还让陈后主致书于在岭南割据自保的冼夫人，使得岭南诸州也很快接受了隋朝的统治。陈的统治区域全部纳入隋朝的版图，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第二年，江南还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隋暴动，各地酋豪对于隋朝的斗争几遍及旧陈全境。尽管这些暴动都被迅速压服，但它说明了隋朝在南方的统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完全巩固。
隋朝灭陈，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这是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贡献。这样一种统一的格局，是由南北朝以来的历史进程所决定了的，同时，也是当时双方力量对比的必然结果。天下统一了，但巩固统一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随之而来的，是进一步加强对包括江南在内的地方的控制，而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也因杨广平陈的大功而日渐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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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杨广不仅在做晋王时为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做皇帝以后，巩固统一的意识也非常强烈。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修筑长城、修建通往边疆地区的驰道、设立河西四郡等，都贯穿着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意识。
隋炀帝的此种努力是建立在隋朝强盛国力基础上的。从隋文帝统治初期开始，隋朝的国力就在迅速增长。平陈后，隋文帝进行了府兵制度的改革，将原来兵农分离的职业兵，改变为兵农合一的义务兵制度，军人都在州县入籍，其家庭应负担的赋税、兵役义务，和其他编户一样，都登记在户籍和计帐上，军人本身则仍受军府的统辖。在府兵制最终完成向兵农合一转化的同时，国家掌握的纳税户口也极大地增加。军事力量的加强和纳税户口的增加同步实现，这是隋朝国力强盛的重要原因。
隋朝初年国家控制的户口迅速增加。开皇九年（589）全国统一时，为700万户左右，到隋文帝末年（604），超过了890万户，十五年间增加了近200万户。这样的速度，不会完全是人口的自然增殖，主要是大量的隐瞒户口被检括出来。由于著籍户口的大量增加，国家的财政储备急剧上升。加上隋文帝注意节俭，官僚机构也不是很庞大，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下，国家又不用支付养兵之费，所以到隋文帝统治的中期，府库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著籍户口，还等于拥有了用之不尽的进行大规模工程建设的劳动力。隋炀帝即位后，局面稍稳，立即下令“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并将男子成丁年龄由此前的二十一岁提高到二十二岁，其前提是“是时户口益多，府库赢溢”（《隋书·食货志》）。所以他在即位之初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
604年十一月，隋炀帝下诏征发丁男数十万，在洛阳的外围四周开挖一条长堑，自龙门（今山西河津）东接长平（今山西晋城西北）、汲郡（今河南淇县），渡黄河至浚仪（今河南开封）、襄城（今河南临汝），达于上洛（今陕西商县），作为洛阳的屏障，以弥补洛阳没有关河之险的缺陷，工程全线几千里。十几天后，正式下诏营建东京。四个月后，于大业元年（605）三月下诏正式开工营建东京，仅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一个东方大都会。动用的劳动力是“每月役丁二百万”。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御，尤其是加强对还有着割据倾向的北齐旧境的威慑。毕竟洛阳比之长安更有居天下之中的意义和作用，而且在关东地区，是长期与西部政权对峙的北齐旧境，颠覆统一政权的危险还明显存在着。
就在下令开工营建东京的第二天，隋炀帝又颁布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的诏令，紧接着便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百姓，开凿通济渠，自东京西苑引谷水、洛水入黄河，进而沟通黄河与淮河流域。这项工程征发的民工，“前后百余万”。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修建沟通淮河与长江的水运工程。与此同时，在长安至江都（今扬州）间修筑了四十余所离宫别馆。这些工程，从大业元年三月底开始，到七月底就全部完成。尽管《资治通鉴》记载，在开凿运河和修造龙舟和各种船只的过程中，“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但政府修建大工程的能力还是明显地很强大。八月十五日，隋炀帝乘龙舟从洛阳出发，通过运河前往江都。仅仅挽船的人力就达到十八万余人。
大业三年，炀帝北巡。期间，“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又下诏征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绵亘千余里。由于工程浩大，工期紧急，“筑之二旬而毕”（《资治通鉴》卷180），所以如《隋书·食货志》所说，“死者太半”。他北巡的队伍本身就是隋朝国威的一个极好显示，“时天下承平，百物丰实，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以启民可汗为首的北蕃酋长们，无不为之叹服。
大业四年，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全线二千余里。永济渠的工程量更加浩大，大抵到大业六七年间完工。大业六年，又开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大业七年二月，隋炀帝从江都乘龙舟北上涿郡，开始经营攻打辽东。永济渠的开通，将经济最发达的河北地区纳入了运河体系，为加强隋朝的经济力量和政治上的控御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河右。这是在经略高丽之前的一次大规模政治出巡和军事预演。隋炀帝亲征吐谷浑，使今青海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归于隋王朝的版图之中，并因此加强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期间，隋炀帝还在燕支山（今山丹大黄山）会见高昌王鞠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七国使者，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隋炀帝因此设置河西四郡，丝绸之路全面开通。
隋炀帝在位期间，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但是，他的这些紧锣密鼓的举措，超出了社会的承受力。隋朝的动荡，在隋炀帝征辽与高丽的战争开始之后，很快就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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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代周，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尤其是灭陈统一南北后，摆在隋朝统治者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局面。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由于它处在中国历史大转折的时期，隋代二帝的一系列措施，都具有了为巩固中央集权和统一多民族国家而努力的改革意义。由于隋朝二帝的改革，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体制有了重大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央集权化不断加强的基础上，隋文帝开皇三年（683），在北齐已经出现的“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即通过卖官收回中央对地方佐官任命权）做法的基础上，从制度上取消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规定地方佐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并改革地方行政体制，由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与此同时，在选官原则上接受了北周“选无清浊”的做法，在制度上取消保证士族门阀政治特权的九品中正制，根据贤良才学标准举荐选拔官吏的做法越来越被普遍采用，并逐渐过渡到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开皇十五年，下令废止州县乡官，即彻底废除魏晋南北朝以来由地方长官辟署的出自地方豪右大族的州县官，门阀士族通过控制地方政权影响整个政治形态的特权最后丧失。九品中正制的最后废除也在这一年。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央集权化过程，至此告一段落。
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必然引起中央机构事务的大量增加，而中央机构政务处理机制尚未得到相应的调整，因此造成了“事繁政弊”的情况。另外，过去地方为州、郡、县三级体制，递相统领，中央只管数量不多的州，改为州、县二级制以后，不仅中央直辖的州的数量大量增加，而且随着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加强，县的许多事务也由中央直接管辖。再者，废除地方长官自辟僚属的制度以后，“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州县官吏的任免、考课全部集中到中央（《隋书·刘炫传》）。这些都使得中央机构的事务大量增加。
在地方政务向中央集中的过程中，中央行政体制进行着相应的改革。中央政务机构进一步扩大，行政体制不断完善。以尚书机构为主体的中央行政机构，到炀帝时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完善。
在中央集权化过程不断制度化的同时，在皇权的运用方式上也表现得更加专制。君相关系中皇帝决断一切，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的局面，既有隋文帝个人独断专行的因素，也有当时政治社会背景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本身不完善造成的。其后，隋朝的政治体制在适应新形势的方向上，不断调整和完善。
隋文帝确立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担任宰相的体制。虽然整个隋文帝时期，基本上都是尚书左右仆射专掌朝政，而且宰相基本上还是汉代丞相“掌承天子”身份的继续，作为皇帝私人助手的色彩很浓重，相权与皇权的责任区分不明确，相权在制度上还缺少对皇权的制约。但随着开皇、大业之间仆射专掌朝政格局的改变，到大业六年前后，逐渐形成了由他官与三省长官、副长官参掌朝政的新格局，开唐代知政事官与政事堂制度的先声。
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门下省职权性质的改变和地位的提高。门下省在隋文帝时主要还是皇帝的顾问、谏议和侍从机关，虽然门下省有的官员也可以对尚书省的奏事有所驳正，但尚未确立其在国家政务处理过程中的固定地位和明确职权，所以门下省长官纳言的宰相地位并不稳定。这种情况到隋炀帝时有了根本改变，大业三年，设立殿内省，将尚食、尚药等在生活上侍奉皇帝的部门从门下省移出；又改给事黄门侍郎为黄门侍郎，借用吏部给事郎之名在门下省置给事郎之职，“置员四人，从五品，省读奏案”（《隋书·百官志下》）。 这是三省制确立的关键，因为门下省不仅要签发中书省起草的诏令，而且尚书省的奏案也要经过它的省读，这就使得三省在政令决策和政务执行的不 同环节上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门下省也因此取得了政权结构中的枢纽地位。
经过政治制度上的这一系列改革和调整，一个全新的适应大一统帝国重建局面的政治体制建立了起来。这个体制对后来的唐朝帝国发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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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治世。但是，所谓贞观之治，并不是说贞观时期的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而是指那个时期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社会稳定，政治清明。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即使在唐朝，贞观时期也不是最好的时期。
李世民即位之初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政局并不平稳。尽管通过和平的方式暂时解除了突厥的威胁，在对外关系中赢得了主动，但是，内地的形势却并不乐观。一方面，隋末动乱以来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尚未得到恢复，土地荒废、人口减少，全国呈现出一片经济凋敝的景象，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另一方面，社会矛盾还很尖锐，不仅一些农民还在亡命山泽，继续进行反抗，一些地方势力也还存在局部动乱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在解决好用人政策问题的基础上，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制定有效的治国方针，以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
唐太宗即位之初，关于治国方针的讨论中，存在着以魏征和封德彝为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魏征来自社会下层，参加过反隋起义，对农民的情况和全国的形势能够比较准确地加以把握。他分析当时百姓的动态是，大乱之后人心思定，建议太宗实行教化，采取轻徭薄赋、劝农务本的方针。而封德彝站在在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的山东士族的立场上，怀着对农民阶级的刻骨仇恨，主张人心难治，应当实行高压政策。最后，太宗在事实面前完全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很快确定了实行教化的治国方针。而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由唐太宗本人提出来的，他当时对于能否迅速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还缺乏信心，所以他主动同魏征商讨自古理政之得失，并且试探性地说道：“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治！”（《贞观政要》卷1《政体》）。
当时的唐太宗还不到三十岁，正是年富力壮、思想上趋于成熟的年龄。但是，由于他常年征战，而且法定没有皇位继承权，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去过多考虑治国理民之事。当经过几年的斗争，终于把皇位夺到手之后，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在思想上还是缺乏准备的。不过唐太宗毕竟是经历过隋末的动荡，而且在开国战争中积累了赫赫战功，加上惊心动魄的夺取皇位的斗争，使他锻炼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于巩固皇位具有充分自信，有着虚怀若谷的政治家风度，十分注重对统治理论和文化知识的学习。他坚持君主不能一人独断的为政作风，强调发挥各级官僚机构的作用，充分运用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以保证决策的正确制定和政令的贯彻执行。所以，在贞观初年频繁的关于理道政术的讨论中，太宗一直处于主动的地位，许多时候都是太宗主动向侍臣询问、求谏。
到贞观三四年间，社会经济和社会安定局面得到初步恢复。贞观六年前后，社会经济形势有了重大好转，出现了纷纷请封泰山的议论。尽管魏征针对太宗稍稍滋长的自满情绪，坚决反对封禅，比照隋朝全盛时期的情况，指出“自今伊洛洎于海岱，灌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尤其是“自丧乱以来，近泰山州县凋残最甚”（《唐会要》卷7《封禅》；参见《资治通鉴》 卷194），但是，并不可因此否定当时经济形势的好转。在当年令州县行乡饮酒礼的诏令中，还提到“比年丰稔，闾里无事。”是礼制的建设跟不上经济的发展，“乃有惰业之人，不顾家产，朋游无度，酣宴是耽。”所以才要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