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管子。他忍不住对护士说：“哦，他们病得可比我要严重得多呀！”可是，护士的回答却是：“错了，实际上你的病才比他们严重得多呢！他们把自己当成是心脏病的受害者，而你却想着如何恢复得更好。”
比尔身上的精神正是我所需要的。不过，我更需要另一种精神。
周日，康妮和我来到了经常去的教堂，它是位于迈迪逊大道和71大街交叉处的圣詹姆斯教堂。
在确诊之后让人沮丧的几天里，我脑子里却从来都没有浮现出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幸的是我呢？”尽管接下来的几周让人感到哀怨，但是在此之前，我的生活一直都很幸运，而世界上很多其他人却在经历着更大的不幸。因此，我不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打击，也不认为是冥冥中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让我来承受这份病痛。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怎么不是我的家人、朋友和熟人中的一位呢？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怎么不是其他像我一样做到组织内最高职位的领导者呢？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怎么不是其他53岁的美国男天主教徒呢？为什么偏偏让我得了这无可救药的晚期脑癌呢？在我的家族中，从来都没有人患过癌症。我的身体一直很棒，事实上，我这一生中很少生病。我经常跑步、打高尔夫球和网球，从来都不吸烟，饮食也很健康，每天早上5时半起床，每天夜里11时准时上床休息。可是我却身染这样的绝症，真是有些难以解释。
我怎样才能让一切回归正轨？哦，让我换个说法吧：因为一切都不可能回归从前了，那么我怎样才能让一切恢复正常呢？
我在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期间，很多能力和乐观的态度让我受益良多（比方说，在一笔生意失败后迅速从阴影中摆脱出来，这样才能让整个公司和团队很快迎接新的胜利曙光），现在这样的能力和处事态度还能帮我再下一城吗？面对眼前如此艰险的处境，从前我用来鼓舞员工的话语都已经丧失效力了吗？抑或我在艰难的小道上应该继续保持原来优雅的步姿，坚持我心中的信念，让它们继续能够发挥功效。
11。我决心实现三个目标
我一直提倡要有不达目标不放松的韧性：确定目标，追逐目标，实现目标。既然我们已经和医生一起找出了真正的病因，我决心实现以下三个目标：1。辞去工作；2。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能够让我……3。让接下来的时日变成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刻，让它给那些因为我的病情而遭受打击的亲友创造一份美丽的回忆。
尽管我已经做出了上述决定，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我自己和亲友都能明确我的目标。我要坚韧不拔地做好这三件事。我想其他和我相同处境的人肯定也能够想到该走什么路，不过总是犹豫彷徨，害怕无法坚持走到底。我并不是说我比别人的意志力更坚强，我想要表明的是：如果坚持我职场发展中的那些信条，继续走好人生最后一段旅程，这对于我是最有利的。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明确的目标、专注和执行力总是非常关键的。
很快，我的精力和注意力就转移了，从为公司设计的规划转移到了自己人生最后几个月上来了。作为公司的领头人，我一直关注为公司打造和构建更美好的未来。现在，我必须要学会领悟当下的价值。
6月8日，也就是在我轻松地去第一次看诊两周之后，我告诉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其他合伙人，我就要离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岗位了。出于我自己的身体状况考虑，我要度过自己的下一段人生。我说我会参与公司管理层的交替，结束之后我就会离开公司。我并没有使用“权力临时转移”或是“权力断层”这样的字眼。我并没有给自己留什么后路，我在公司的使命已经完全结束了。如果我不这样说的话，对公司和新的董事长都是不公平的；对员工也是不公平的，他们迫切需要新的领袖。我希望继任者能够继续执行我为公司确立的行动规划，因为我觉得它们正在提高组织的绩效。但是，具体前面的路该怎样走，领导风格和发号施令本身，都将由另一个人来完成，而不是我。
不仅如此，如果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实事求是的话，那么我必须承认，如果我放出话说某一天可能还会回到公司，那无异于是自欺欺人，因为脑癌的病症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我的辞职给公司带来影响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工作对我人格塑造的重要性不比其他任何因素逊色。我在公司已经干了33年了，从来都没有在别的地方工作过。当我刚来到这里时，公司的规模只有现在的一半大小。当公司合伙人在拜会客户的时候要求着正装的时候，这一行业也处于起步阶段。
可是，我必须要忠于自己的信念，忠于未来，因此我必须要离开，立即离开，不留一丝影子。
我离任的消息刚刚见诸媒体，慰问信和电话就像雪片一样向我飞来，每封信和每通电话都让我感到温暖。很多商界的朋友和我本人或是办公室联系，向我传递了他们的支持、难过以及震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位首席执行官在问候我的时候，语气尤其诚恳。我知道这种互相关心在其他行业中可能也存在，但是我们同行之间向来是以关系融洽著称的。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天崩地裂，不过感受到同行之间依然存在的那份关爱，真是让人有一种特别的感动。
我很快就离开了公司掌舵人的岗位，隐退归山，这也正和原先我所设想的一样（我只是保留了一个资深合伙人的虚职）。我原先密密麻麻的行程表会让人看了都感到胆战心惊，接下来好几周甚至半年以后的时间都已经排得满满当当了。现在，中间的很多活动要不取消了，要不就由公司其他人代为参加，或者很快就会由公司新董事长来接手。我在物色自己的接班人，也在协助做好工作交接。这一过程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其实，我处理这些事务也基本上是通过打电话解决的，在家里打的电话。
在第二天和一位董事通话的时候，我出现了第一次惊厥。说起来这次惊厥还真有些好笑。这次的惊厥并不严重，医学上称之为“局灶性惊厥”，因为在我大脑中出现的电波并没有波及整个大脑（而在全身性惊厥发作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是影响到大脑的某块区域，影响到局部的神经网络。当时，我躺在床上打电话，和一位董事在讨论人事调整的问题，我的右脸颊突然开始痉挛。为什么会有些好笑呢？因为我竭尽所能想让自己右脸颊的肌肉不要颤抖，这样我说的话才能让对方听明白。
12。这种局面一直延续
这一过程持续了大约半小时。后来，我和家人给医生打了电话，增加了用药剂量。3天后，我又出现了另一次局灶性惊厥，出现肌肉痉挛的现象，我的服药剂量再一次增加了。几次痉挛并非都和运动皮质区有关，这会造成肌肉颤抖。有些痉挛同视觉皮质区前额叶有关。幸好，我的这些痉挛都不是全身性惊厥，否则我就会躺在地上抽搐不止。经常，我会微闭双眼，这样可以减少视觉皮质区影响的痉挛造成的冲击。康妮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表情麻木，好像我的目光穿过了她，而她却琢磨不到我的所思所想。
其实，惊厥并不是我病情最早出现的症状。最初，我的视力就受到了影响，因为我脑部的一个肿瘤压迫到了视觉皮质区。在确诊后的几天之内，我的视力就下降了很多。眼前一片模糊，甚至都无法填好一张支票。在我的视野之中，有三分之一的视线是由黑点所占据的，视野的右侧尤其明显。我可以看清正前方，不过当我沿着街道走的时候，我希望有人能在右边搀扶着我，否则我就容易撞到街边的路灯。因为我总是半睁着眼睛，所以我必须特别小心。
尽管我的头脑总体上还保持清醒，但是我经常也会感到有些迷惑。我必须重新学习该怎样穿衣服，我必须要井井有条、按部就班地去穿衣服才行。我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衣服都是由别人给我准备好的。康妮会把我的衬衫倒放在床上，这样当我拿起衣服的时候，就能够直接套上了，而不会穿反了（康妮已经把我所有带袖扣的衬衫都收起来了，因为摆弄好袖扣对于我而言，实在太难了）。后来，穿衬衫变得简单了些，不过要想穿上一件套头衫就难了。即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衣服穿上，不过我自己也会累得气喘吁吁。有一次，我挣扎着想要套上一件毛衣，恰好吉娜在门口见到我的“惨状”，我不知道我俩谁的心里更难受。我知道，从前在她心目中，我一直是个能干的父亲，手脚麻利、行动迅捷。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基本上天天如此。
从孩提时代过后，我第一次需要考虑怎样做一些基本动作了。如果你想要做一些事，从前都是信手拈来的，不会太在意，可是现在却不得不去考虑该怎么做了。我还是原来的自己，但是现在仅仅能够完成一些非常基本的动作。在写信的时候，我会突然遇到一个明明知道的词，却不知道该怎么拼写或发音了。这并不是我头脑中负责感知的那部分出了问题，而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可是我却无法解释。打个比方，如果你让我拼写“误用”这个词，我完全知道该怎么写……可是有可能我就是拼写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话时支支吾吾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
我和康妮去拜访了一位名医，他已经70多高龄了，人称“神经肿瘤学之父”。如今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教学，偶尔也会看诊。我问了他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还能活多久？
“首先，你的人生并不是一个数字，”他说道，“大多数病人确诊之后可以活上一年。”我知道，而且康妮也清楚一年时间对于我的情形实在是奢望，有些病人病症出现得比较早，所以确诊得也相对比较及时。
我们自己在盘算，觉得我还能活上大概3个月到6个月左右，具体是几个月就得听天由命了。
我这种行动不便也影响到了生活的其他方面。有天晚上，我在观看纽约扬基队的一场棒球比赛，突然间看到了一个精彩的外场传球和击球手击球，我想赶紧和自己的一个朋友分享，他也是一个棒球迷。我拨通了他的电话，就开始兴高采烈地回忆刚才的精彩画面。当我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分钟之后，我的朋友并没有感到兴奋，我怀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低头看了看电话，赶紧按下免提键，因为我在拨通电话的时候竟然忘记按下这个键了。
“嗨，听得到我吗？”我说道。“嗨，尤金。”我朋友说道，他说知道我这边有些手脚慌乱，只是在等我自己调整过来。“刚才你听到我跟你讲的比赛的事了吗？”
“一句都没听见，”朋友说，“你得重复一下。”
13。那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我从公司董事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第一个目标实现了。整个公司、管理层和所有的员工都很圆满地实现了新老过渡。
现在，我需要着力实现第二个目标了：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
化疗，我很清楚并不是适合我的治疗方式，我为何还要尝试一次化疗的效果呢？因为我想遍尝百草，亲身去体验一番，心安理得地来做出决定，做出属于我自己的决定。我不想轻易听信别人的话。当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商业决定的时候，我总是坚持要了解所有情况，并且亲自做出决断。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病情，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在化疗3天之后，我放弃了它，因为经过3天的时间，它开始影响我的肌体了，或者说似乎开始影响到我的肌体了。化疗影响到了我身体的功能，影响到了体内的各个系统。我已经感觉到肾脏和肝脏的反应了，我也感到有反胃恶心的症状。我觉得自己免疫力下降了，更容易染上其他疾病。不仅如此，化疗还牵涉到了我另一个重要的目标——坚持接受放疗（我已经开始接受放疗了，而且也有效地让肿瘤减积了）。
一旦放弃了化疗，我的目标也就变得更加明确了，我身边的亲友也一样。我真心懂得，那些和我处境相同的病友（也许是大部分癌症患者）哪怕见到一丝一毫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是多么微乎其微，都会紧紧地抓住不放，为的是能多活上一段时日，我也很同情他们的苦衷。我也能够理解，那些没有遭受过癌魔侵袭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这么快就放弃化疗，不啻向病魔缴械投降，好像我根本不愿延长生命一样。可我并不这么看。我热爱自己的生命，我也想长寿无疾。我已经把看到2006年的第一轮日出当成了自己的目标，尽管实现这一目标有些不切实际。
尽管化疗不再烦扰我了，我依然坚持接受放疗。肿瘤专家认为，放疗很有希望能够让肿瘤减积，减缓肿瘤增大和周边组织感染带来的病症，尽管他拒绝向我透露这一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这样一来，就能给予我更多头脑清醒、视线清楚的时光，好让我实现临终前的几个愿望。
从家中的饭厅，可以眺望壮观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再远处，东河静静流淌。餐桌的另一端有一堆账单、新到的杂志和简报、出席聚会和慈善活动的邀请信。在它旁边，还有一摞堆得更高的信件卡片，是几十张来自朋友和同事的慰问卡片、写满祝愿的信件，他们都听说了我的近况。在它旁边，还有更大一堆瓶瓶罐罐，全是我的药。
我坐在女儿的苹果笔记本电脑前，我能够感到自己驾驭电脑的能力下降了。电脑旁边，有一个记事簿，上面写满了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些都将成为本书的素材，内容包括如何迎接死神、最后旅程的体验以及自己的收获。尽管我的思维并没有受到疾病的影响（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的书写能力可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身体上我还是很强壮，没有什么不舒服。自从不做化疗之后，也就不用再承受那种慢慢咽下死之痛苦的体验了。”我伏案写着，可是每过几分钟，眼睛的余光还在盯着手表看，提醒自己不要耽误自己其他的日程。
不过，话说回来，还有什么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