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法律不打算保护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也就保护不了“百分之五”，那么，“多数”本身也就都潜在的岌岌可危。我们曾经习惯于法律对“百分之五”的不予保护，这是因为，当我们身处“多数”之中，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多数”就是对的，我们只知道庆幸自己不是少数。谁也没有想过，今天你不挺身而出保护你所不同意甚至不喜欢的百分之五，你怎么有把握下一次你不在另一个百分之五中呢？今天你看到与你无关的百分之五遭受的不公正扭过了头去，下一次轮到你的时候，你还向谁去呼喊呢？
一个社会要发动成千上万的人并不难，要达到多数人的一致也不难，难的是公正善待只有百分之几的少数。有时候，少数显得如此人微言轻，他们的生死存亡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可是，能否保证这微乎其微的少数得到公平的善待，恰恰是检验文明和人道的试金石，也是决定能否长治久安的一个关键。
也许，最平凡的阿米绪正默默地以他们的存在，在给人类讲述着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故事。
第二辑 战争、和平、和平主义
一
这个题目看上去大得吓人，其实，只是想谈谈一些相关的随感。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其他动物之间，很少发生大规模灭绝性的自相残杀。最近，英国《泰晤士报》，根据科学家的最新发现，证明现代智人的两个近亲人种，是在和现代智人接触之后才灭绝的。许多科学家早就推定，他们的灭绝，很可能是现代智人“干的好事”，意指争斗、屠杀。这虽然只是一种推定，至少证明了科学家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对祖宗的禀性毫无信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世界性战争。当时，武器的升级换代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战争观念却还是传统观念：要打败一个国家，就要彻底击溃这个国家民众的战斗意愿和意志力。因此，战争双方都采取了对城市的大规模轰炸，形状惨烈。
当时险险乎就是纳粹要赢，大家有个共识，就是纳粹若赢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赢得战争是人们关注的中心，支付的代价都被默默认可。时过境迁，赢的已经赢了，危机也被淡忘。民众支付的代价，战争不人道的一面，被长久地追忆、反省，伤痛难忘。不仅是发动战争一方遭到谴责，就是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方，也同样受到责难。对美国为结束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在广岛、长崎扔下原子弹而引出的争议，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样的反省无疑带来正面的效应，就是对新一代的和平教育。这对一些在传统上“尚武”的国家，尤其重要，使得这些国家的民众对无端侵略他人的支持度大幅降低。
战后的几代年轻人，是反战的中坚。今天，只要出现任何战争，全世界各地都会爆发规模巨大的反战示威，年轻人永远是主力。可是，逐渐地，我们也看到，不问青红皂白地反战，在知识界也成为不必承当任何责任、道德始终居于高位的简化思维。
反战为什么不是一个永远不错的选择？因为这个世界并没有干净到非暴力能够解决一切的地步。在冷战中和冷战结束之后，在一些国家发生过大规模种族清洗的事件。这些事件在发生的时候，主持屠杀的，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权。从原则上来说，那是他们国家的内政。这些事件造成上百万的平民在和平时期被屠杀，也造成难以遏止的难民潮。外交手段的抗议、制裁等等，难以奏效，而眼见着血流成河的大屠杀在天天发生。
这时，对于政治家和有号召力的知识界来说，只有自己假想的净土，并没有一个事实存在的道德高位。
国际社会武力干涉，就是战争。战争不仅造成战斗人员的伤亡，还必定造成平民的伤亡。在今天的战争新观念下，尽量利用高精度武器，减少平民伤亡，已成为战争的一个重要考量。然而，要推往极端，要求一个完全没有平民误伤的战争，只是一个幻想。于是，许多人认为，站到对面，反对一切武力干涉，反对一切战争，永远高举和平大旗，这是保障自己在道德、良心上立于不败之地的良策。而事实上，在前面的例子中，不赞成武力干涉，就是坐视屠杀，事实上造成的平民流血，要比武力干涉要多得多。
这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痛悔没有对卢旺达的屠杀早些采取武力干涉的原因。
二
和平主义是一个美好的名字。所以，今天给自己引入和平主义立场的人，很多。
可是，究竟什么是和平主义？我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和平主义就是反对一切暴力和战争。一点不错。可是，绝大多数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的人，并不知道，要维持一个和平主义立场，比他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和平主义是一种信念，就是反对一切暴力。听上去很简单。可是，落实到具体，就变得复杂起来。举个简单例子，假如有一名歹徒，拿着一把刀子，冲进你家，要杀死你的妻子儿女。你呢，手边恰有武器，可以轻易地以暴力反抗，救下亲人。可是，你是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暴力。所以，你就不能动武，你宁可眼睁睁看着家人死于歹徒之手，也要维持自己非暴力的信念。这样的行为，才是和平主义的实践。所以说，当和平主义者并不简单。往往是起于某个宗教信念，只有坚持宗教信仰，才能维持住和平主义的立场。
维持这样的立场，容易不容易尚且不论，因为像歹徒冲进家里，当场测试立场，毕竟罕见。可是，即便是真的和平主义，就铁定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立场吗？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经甄别确认，真正的和平主义者，都可以免服兵役。他们被看作是一种宗教信仰，被社会尊重。然而，在反侵略战争中，和平主义者并没有尽一个公民的义务。虽然你可以说，我宁可敌人打进来杀死我，也要坚持和平理念。事实上，却是你的同胞牺牲在战场，为你抵挡了子弹，换了来你的和平生活。“道德”也就随之引出困惑。
于是有人说，那么，我是一个相对的和平主义者，我反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却不反对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这时你会发现，你和一个非和平主义者已经没有区别，你并不反对“一切”暴力和战争。事实上，只有“是”或“不是”和平主义者，而并不存在“相对的”和平主义者。你不能说，歹徒杀在别人家里，我主张和平主义；杀进自己家里，我就改主意了。你对战争的态度其实也和一般人没有区别了：你在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判断是要“赞同”还是“反对”。而不是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和平”是惟一可以接受的“主义”，而“暴力”、“战争”是绝不可取的手段。
在细究所谓“相对和平主义”的时候，你还会发现，其实人是有天然弱点的。就是在危险距离自己远的时候，态度就容易“超然冷静”，更“和平”，而危险逼近，态度就会变化。因此，一个面临巨大危险的国家，它的反应，将本能地和他国他人不同。这引出双方都要警惕的一个问题：身处险境的，要避免过度反应；安享和平的，要居安思危。
离开自己的道德幻影，世界才可能摆脱左翼的、虚假和平主义的青春期，进入成人的理性思维。当一场战争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大家才能够理智地根据自己掌握的事实，分析和判断自己应该如何看待，采取何种立场。这个过程才是正常的思维过程，这时取的立场，才是一块坚实的土地。
那么，和平主义还是不是一个美好的名字呢？是的。它是极少数人的信仰。这样信仰的产生，给我们多数人，指点着一个可能的和平未来。
第二辑 一个历史学家和他的小镇
小镇库布卢克
寻访小镇库布卢克纯属偶然。
钱钢和胡劲草合著的《大清留美幼童记》，描述了一百多年前一批中国学童在美国留学的故事。大清朝派出照料管束这些学童的总部在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哈特福德，这些学童的故事也主要发生在这北方新英格兰的土地上。新英格兰是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所在地，是全世界优秀学子向往的地方。对于我们生活在美国南方腹地的人来说，新英格兰非常遥远。可是我们从历史书里知道，新英格兰是“五月花号”登陆的地方，是美国政治传统的发源地。新英格兰最出名的地方不仅有哈佛和耶鲁，还有它的小镇，特别是它独特的乡镇自治制度。它的“镇民大会”可谓独具一格。
我们过去到过新英格兰，却没有时间去看看它的小镇。到小地方去，得有个理由或者借口，就是所谓缘分。今年夏天，我们有事去康涅狄格，特地带上《大清留美幼童记》。在哈特福德，我们照着这本书寻访当年留美学童生活的地方，那也是马克·吐温和《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居家的所在。我们寻访了学童们聚会的避难山教堂，凭吊了容闳和他的后代们的墓地。然后，我们驱车北上，到康涅狄格州边界的山区，去找库布卢克。在那儿埋葬着一个早逝的留美学童谭耀勋。
钱钢讲述的谭耀勋，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来自广东香山的学童谭耀勋，1872年到达美国的时候十一岁。学童们在哈特福德上学，周末或暑假会安排到这小镇库布卢克度假，这儿山高林深，气候凉爽，是避暑的好地方，而那个时候，铁路已经开通到库布卢克附近。库布卢克的凯林顿家，特别喜爱中国男孩谭耀勋，待他如养子。谭耀勋就在这个山镇里，与同龄孩子一起游玩，一起相帮大人干活，一起上教堂，渐渐融入了美国孩子的生活中。这种同化引起大清官方的不安，特别是学童上教堂，有离经叛道之嫌。1880年，谭耀勋成为首批受命提前返回中国的两人之一。这时候他已经十九岁，他决心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在接到遣返命令以后，他剪去辫子，抗命不还。
他敢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美国有一个家，这就是小镇库布卢克上的凯林顿家。他在凯林顿家和其他留美学童的帮助下，188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并且在纽约的大清国总领事馆找到了一份工作。不幸的是，毕业才三个月，他突然患病，立即回到库布卢克的凯林顿家后不久病逝，埋葬在库布卢克公共墓园的凯林顿家墓地里。
我们驶出哈特福德，渐渐进山，从44号公路转入林间小公路；看到库布卢克的牌子，经过一座教堂，几栋房子，就又驶入了森林。原来我们已经过了小镇，得掉头返回。这是我们在美国看到过的最小的小镇。小镇旁边就是公共墓园。我们先去墓园，找到了凯林顿家的墓地，也找到了一面刻着汉字“大清国香山县官学生谭耀勋之墓”的墓碑。在谭耀勋来到此地以前，凯林顿家的长子，也是一位耶鲁学生，投入南北战争，在南北战争结束前一个月，战死在南方佛罗里达。他的墓碑在谭耀勋的墓碑前面。他们家的两位女儿，活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她们的墓碑和谭耀勋的墓碑排成一线。这个墓园，完全把谭耀勋视作凯林顿家的一员。凯林顿家的后代已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离开了库布卢克，不知散落何地。站在墓园里，明晃晃的阳光下万籁俱寂，我们不禁感慨时光已经流过了一百多年，眼前一切却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当年的谭耀勋，可曾想象过，一百多年后会有家乡的同胞特地到此地给他扫墓？
小镇惟一的商店，从1830年原封不动开到现在。小店卖日常用品，也卖吃食。我们在小店里吃了午饭，然后走进马路对面的小镇历史学会。历史学会所在的房子是小镇上原来的小客栈，和小镇一样历史久远。旁边是邮局，再旁边是一个大谷仓改造而成的镇公所，每年决定公共事务的“镇民大会”就是在此地召开的。稍远一点是小镇的教堂，耸着高高的尖顶。这就是库布卢克的中心，所有的房子都在十九世纪初期定型，以后再没有大的改变。在镇公所门边有一张简单告示，提醒说今年地方税收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
这儿来的人不多。我们一进历史学会，里面的工作人员马上就去叫一位历史学家来接待我们。很快来了一位一头白发的老人鲍布·格列格。鲍布是退休的地理测绘学家，对小镇附近的山川树林和历史典故了如指掌。他参与过中国留美学童电视文献片的拍摄，对谭耀勋和凯林顿家留下的文物十分熟悉。老人非常热情，极其好相处，他开车带我们走遍了周围的山路，参观了凯林顿家留下的住屋、谭耀勋和同龄伙伴们游玩过的地方，讲解附近的变迁，寻找点点滴滴的遗迹。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要告辞了。临走前说起，我们很想了解新英格兰小镇的特殊体制和历史。鲍布说，一千七百人口的库布卢克被称为第二小而保存最好的新英格兰小镇，而且，太巧了，想了解这个芝麻大的小镇历史的话，这个小镇新出版了一本历史书，《库布卢克：历史素描》，这可是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内尔（William H。McNeill）的著作。
我们离开库布卢克的时候，就带着这本布面精装、由麦克内尔签名的小镇历史。
为小镇库布卢克写了一部专著的历史学家麦克内尔，专治世界史。
麦克内尔生于1917年，在芝加哥大学教了四十年历史。1963年，他的世界史专著《西方的崛起》（TheRiseoftheWest：A HistoryoftheHuman munity）为他奠定了在史学界的地位，这部一卷本的世界史赢得了国家书籍奖。虽然书名是“西方的崛起”，他的观点却是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从远古说起，东西南北来回穿梭，几大文明面面俱到，特别注重文明潮流之间的互相影响。
在撰写此书时，他探究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后，欧洲人对新大陆阿兹塔克和玛雅文明发生致命影响的原因，发现以往的历史学家对人类历史中一个重大因素重视不够，这个因素就是细菌和病毒造成疾病流行对文明的冲击。1976年，他的《瘟疫和人们》（PlaguesandPeoples）出版，这是他最有名气的一部书，至今是这一领域里的权威著作。
在他看来，人类文明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文明的发展走向必须放在文明之间互相交流的背景下来考察和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