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它引进我的话里来，让他说话。仅此而已。
故事走上了歧路，而且走得太远了。既然如此，在它找到自己的路之前，就在这里多留一会儿吧。我早就想写像一棵树一样的小说，从一粒种子落到地上开始，然后这颗种子就扎根在小说自身内部的土壤里，茁壮地成长。小说托了那棵树的福，不仅得到了大地，还向天空升起。事前没有任何构思，小说就像那棵树一样自生自长。当然，那棵叫做小说的树，从现实得受到阳光和水。这颗树向着对自己最合适的方向，生出最合适的粗细不一的枝干，从那些枝干上萌出新芽，然后又生成新的树枝。另一方面，小说的形式就像树根似的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然后显出生命自身的构造。每一个新芽都会重复着最初的种子的生活。对现实的变化无常，树是以树来对应的，结果是小说结束了，但是树在继续长大。现实当中的树木会死，但是那棵叫做小说的树却因为小说的结束而永远活了下来，继续蔓延树根和树枝。
因为连续做比喻，所以觉得最后的部分有点别扭。它似乎暗示我想要写超越时代、具有永恒品质的小说。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把价值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是时代性的错误。我只是认为，就像前面说过的，不仅开头是小说的一部分，而且结尾也是小说的一部分而已，又因为开头与结尾是在同一个时间里存在的，所以开始可能就是开始，但是结尾却可能不是结尾。但还是让比喻停留在比喻的层面上吧，这才是让比喻成为现实的方法。
现在我想重新回到自己的思路。我不是一个被叫做“我”的小说家，而是一个“作为小说家的我”。所以每当我写小说的时候，都无比珍惜那些让我能写出小说，并继续写小说的所有事物，还有周围的所有人们。如果其中任何一方有所偏离，我可能就写不，至少是写不出那一瞬间所孕育的小说。假如干脆写不了也就算了，但是，既然是在写，我当然会爱他们。而正因为爱他们，所以我守护着我的人生。但是现在我的脑子里突然一片混乱。我担心的是，我讲了太多毫不相干的故事，也许读者会觉得小说毫无进展，而我却为找不到脉络而惊惶失措。看来对自己将要说的话我不太自信。我把打字机往后推了推，然后趴在桌子上。
结束了上一节后我就睡着了，当时大概是凌晨四点钟。现在，也就是第二天早晨，我重新读过上面几个段落继续写这一章。我想结束这一章以后，就像昨晚，不，应该说是今天凌晨一样，把打字机往后一推，然后趴在书桌上就睡。我的写作会越过一段时间的中断，继续连贯下去，没有任何变化。我还是不知所措。昨天我也许想说这样的话：我是通过我所爱的人，还有那些支撑我做小说家的人们，一起以文学方式参与这个世界的；以后他们参与的范围也许会继续扩大，也有可能会缩小，但不管怎样，我与他们一起守护着我和他们人生的一部分，再怎么性急，也不会让什么意图居于首位，把我和他们赶到一边。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作为一个时代的小说家，要充实地度过个人、社会、历史层次上的人生。但是现在我这么说，从内心里只能对我自己感到惶惑而已，没有任何确信的语气，连发音都不正确。不过，在这个处处充满着确信和强词夺理高嗓门的世界上，没有必要放大我的声音，也不应该那么做。
既然话已说到这个程度，就让我把自己作为这部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暂时放在一边，谈论一下现实中作为小说家的我。在一般情况下，我被划归为热衷形式实验的作家，而且现在也正在写着这样的小说。也许这种认识会定型；但是，这样说我，如同对我的攻击，使我心情复杂。单刀直入地讲，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到目前为止并不存在什么实验小说。如果着眼于“实验”一词富有弹性的一面，或许可以在特指的意义上把不存在实验小说这一事实，加以实验性地接受。具体应该怎么说呢？对我来说，除了完全否定，解体等方法，没有什么其他实验的余地。至少是在我这里，我不想把像那种被完全解体的新文体叫做小说。首先，前面已经简单地提起过，经历过几个世纪的文学实践，到现代为止，小说在理念和形式上的探索，已经勾勒出了多种多样的进化轨迹。现在基于各种理念和形式的小说融合在一起，以每个作者的个性为土壤，协调地发挥着其特性。至少我是这样想的。我也相信，人生所有的精神基础，只不过是一些意识形态而已；但矛盾的是，我们必须选择其中的几个，然后以它们为价值准绳而生活。我们很清楚这一矛盾，同时也清楚，我们所拥有的形式上的技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矛盾。就像选择某些意识形态一样，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也选择形式；我甚至常常会想，那些形式也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已。
仔细分析一下，现在报纸和杂志上经常提及的那些新颖、陌生和实验性的形式和奇特的方法，至少在三十年之前就已经出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小说里。随后，现代舞蹈或绘画也开始动用那些奇特的方法，并形成了一定的框架。在这样的背景下，说我的某部作品是实验性的，确切吗？现在我所说的，只是与内容分离的形态或形式，很可能犯了二分法的错误。但是合并这种二分法是异说，因此我被挤在这一异说的缝隙里。当然，我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是无视外国文学的，这样的立场如果不失去最起码的自身周密性，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在一篇短文中，我曾说过，不要给我的小说加上什么实验的、先锋的标记，但当时的我和现在的我想法有所不同。至少当时我没有完全否定我的小说具有实验性这一事实，只是认为那些标记会限制形式的力量，反过来会削弱实验性而已。但现在的我非常谦虚，实验也结束了。如果其形式是新颖的，那么对我来说就是新的。这样想可以摆脱一点所谓影响的焦虑，以便更好地发挥小说的形式所具有的能动性。我对形式的实验表示懊悔并非意味我不再重视形式，恰恰相反，我觉得自己就生活在小说形式里。如果没有形式上的独特感，我可能就写不下去。但那不一定就是实验性的。当一部小说不再被称为是实验性的时候，它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属于它的位置。
但是我对小说形式的力量也保留着一定程度的限制。对我来说，认为新的文体能冲击统治意识形态，为社会变革做出贡献的想法，是过分乐观了。我在接受某个杂志社记者的采访时曾说过这样的话，但现在我对此表示怀疑。在我看来，文学的形式要比其它的艺术体裁更保守。如果新东西在小说里是可能的话，那是因为，同一社会里已经孕育着达成那种认识的可能性的缘故。虽然在小说里表现得微不足道，但是能不能认为，诗或者其它艺术体式，已经接受了几十年来在他国文学的所有领域内业已表现得非常充分的新颖性，并将其普遍化了呢？当然不能忽视所谓国语自身的特殊性。因为内心已经具备了那种想法，近期我几乎没有写进行全面形式实验的小说。我当然认为，试图以新文体颠覆统治意识形态的作者们的努力有充分的意义和价值，也许他们能取得比我现在想象的还要大的成果；只是对此我不能抱完全的信任态度。我同样能充分理解对这些作者施行攻击的另一些作者的立场；但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不熟练的中庸论者，而是说近来我关心的是另一些问题。
我也相信新文体的力量，但是我想通过小说不断地唤起语言自身的挫折。我的小说以对话为中心，拒绝全面性的想象，以此抵制全能视角的虚伪意识。我的语言在行进中重复受挫，并以此体现现实的挫折，进一步是以颠覆语言参与社会的变革。这句话也可以说是一种极端的异说。所以对我而言，实验已经结束。我又把实验结束的绝望状况，在接受层面上予以实验性的再现。我会采取所有类型的小说形式和理念，同时也怀疑所有的一切。我使自己不断受挫，这样我也许能通过虚弱的自己，体现所有意识形态的虚弱性和随意性。但到目前为止，对所有这一切我都有所保留。就像前面说过的，因为我正处在行动之中，所以方向性和实践性至为重要，却不需要过早的判断。这个问题就说这些吧。
也许，我现在所说的想法，跟刚才谈论过的作者们的情况处在同一轨道上，只因为立场稍有差别，就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通。但这并不重要。我只是想把我的立场明确地表达给读者，而不是想和谁做比较。回首望去，我感到非常羞愧，因为我在不能确信的情况下，说了太多的话。我可以推知这些话里有包括跳跃和夸张等无数理论上的错误。如果真是这样，我真诚地希望读者能指出来。我会虚心接受，并把做出相应修改作为我最大的快乐。事实上，我一直在修正我说过的话，这表明我还有某种自我改良的余地。话大概只能说到这里了，尽管心情仍然错综复杂。
其实，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章都称不上是小说。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想说这是一部小说的意思。从一开始我就预料到，这部小说里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章节；接着我想，对像茧子一样被裹在小说里的这一部分，应该持有一颗博大宽容的心；但是我无意，也不能强求读者。
现在我怀着经历重大关头的心情。按目前的计划，这一章正处于《赤身与肉声》的中央。从现在开始，我要努力让这部小说呈现出新的局面。原本想写得短一些，尽快结束的这一卷，不知不觉中已经写满了将近一百张稿纸；不过，这并不只是件令人尴尬的事情。就这样写到了第五章，我好像在进行一次长时间的深呼吸。每次我都用一个框架来限制它的长度，但又在这一框架内争取最大限度的自由，为此而惮精竭虑。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我无需千篇一律地保证每卷一百二三十左右的页数。这是因为，此前所有已有、固有的，换句话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绝对不会以想当然的方式来接受这一章的话语姿态。因此，我不得不让一些段落尽可能的简短，而又在另一些段落中做充分的展开。当然，执着于长度或分量的变化，使之完全成为某种意图性的行动也不行；但在小说本就充满意图的情况下，怎么区分哪里是意图性的，哪里不是意图性的呢？这不是我所能判断的。对我来说，只能随时随地把自己翻来覆去，真挚地、深刻地接近那些问题，并使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这部小说结束，此外没什么道理。关于那些过程自身的意义，已经在前面仔细地回忆过。
这样一来，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穿过墙壁，而回到了小说中的人物。当然，我并不是从一面穿到另一面，或者是回到了另一面，但是总之，现在我可以再一次确认，那道墙壁已经不复存在。这一章马上就要结束，过几个月在炎热的夏天里，我会开始写下一章。到了那时候，我也许会试一试在喝醉的状态下写作，也许不会；而且那一章可能非常短，或者是比较短。我会一边大汗淋漓，一边几乎是光着身子，就坐在现在这个位置或者是坐在其它什么地方，像穿着红舞鞋跳舞似的写下去。在一篇创作札记里我曾经这样写道：
“近来经常为执著于写小说而懊悔。因为每当我开始写新的小说时，都会被我或许正穿着童话里的红舞鞋这一错综复杂的疑问抓住。如果对要写什么感到不知所措是从外部让我痛苦的话，那么为什么要写的质问所引起的困惑就是内部的。就是那些里外的敌人，让我想起我的小说的存在。当然，把我写作的状况比喻成既然穿上了红舞鞋，就一直要跳到死的少女的状况，从各方面讲都可能有点勉强，但是，我确实感到，写作时对某些章节，或者是某些语词的统治力在动摇，而正是在我自以为拥有对它们的信任时，就会出现红舞鞋的形象。每
当此时，我甚至会怀疑，我的小说本质上是不是红舞鞋的化身？到了这种地步，关于红舞鞋的奇闻，就不再是因为无法脱掉鞋而无法停止跳舞的悲剧性的宿命，而是对因为不能摆脱跳舞的少女正穿着红舞鞋的意识了，换句话说，因被惯性的力量所支配而感到晕头转向的眩晕症引发了我的痛苦。”
我写这篇札记的时候，根本没想过写什么连载小说的事情。尽管如此，写作过程中每当我抬头看一眼对面的墙壁时，就能看到那里浮现出红舞鞋的形象。从那时到现在，两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写这部连载形式的小说。我已经穿上了红舞鞋。我正在违背写作完全是自由的、自然的这一基本的自我信条。但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我不可能分成几个地方发表这部小说。现在我不得不遵循某种异说的理论，把因为我正在写连载小说，所以我可能是穿上了红舞鞋的自我意识，更加积极、具体地搬到现实中来。也许这是对写作的自由感和自然感的另一个层次和另一个角度的接近，也许这种状况是自己推翻了自己，而无法达到异说的顶点。这是不是有点像为了试验捕鼠器的性能，就把自己的手放进去做实验呢？如果认为把手放进去是最好的方法，那就要做好接受痛苦的心理准备，然后果断地去尝试。
刚才我的语气恐怕又显出傲慢了。平时我总认为，和因为谦虚而缺少诚意相比，出于诚心诚意的傲慢或挑剔更为可取。在这部小说里我也这么想，并非只有谦虚才是美德。在某种程度上，为了读者，我也要变得傲慢或放纵。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不仅是这部小说的作者，还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如果我只表现出谦虚的姿势，那么作为小说家的自我，就会过分萎缩作为主人公的自我。就此而言，我想把小说写得更周密些的想法，也不是正面的想法。因为，周密会限制人物的自由。诚然，从小说一开始，我就一直在心里盘算这个问题，但现在我却无可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