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称得上是一部力作。
第四卷 赤身与肉声
无可置疑我是一名小说家。这不是说我这人天生是个小说家，而是说此时此刻我是。此时此刻我正式认定这些文字出自一位小说家之手，有了这一认定才有这些文字。这些文字可能与固有的小说有许多不同，但不管怎样，它的的确确是小说。首先因为写这篇小说的我是一名小说家，而且我坚信作为小说家的我正在写小说。
事实上，把写小说的行为本身作为对象的小说在我们周边已经屡见不鲜了。因此这样的
写作形式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有老调重弹的感觉；但是我甘愿冒着这样的风险，在反省的边缘再一次选择了这种形式。其理由可以有很多，但全都无足轻重。天气渐渐热起来，我就借此机会阐述其中之一吧。无可否认，写小说时的这种意识或自我意识一直伴随着我写小说的历程，寸步不离。每当我陷入自己编织的象模象样的故事中而忘了自己在写小说时，就会感到内心深处的虚伪意识在不由自主地萌动，因此我不能忍受不把这样的自我意识在小说里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但这次，我想在此基础上往前跨一步，结果就写成了这种模样的小说。
说到此，最起码有一个事实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我不是把小说家写小说的行为本身作为小说对象，只是要去掉一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或不言自明的固有的小说式的装置，换句话说，就是先肯定了我是在写小说这一点之后才开始写这部小说。即便如此，我也不想否认写作过程中在我的脑海、眼睛和手尖上时时袭来的怀疑与恐惧。近来，在接近事物本质的名义下，被推翻的行为不能带来任何实际性的利益，而沉溺于推翻本身无关紧要的快感里的情景不胜枚举。问题是，处在这样的境遇中，我的写作是不是也只停留在这种水平上？对此我实在是无法下定论。每当思及这个问题时我就会感到一种冲动：从打字机里把抽掉纸，或是切断电动打字机的电源。但即便如此，我还是继续写作。
有一点需要说明：我是用电动打字机写这篇东西的。我的打字机上的问号键有点毛病，这常让我不顺眼，以至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涉及到打字机的文字恐怕在下文里随处可见。比如说，此时我正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敲打着键盘，每当文字印在纸上时，打字机的震动就使整个书桌也发出轻微的响声（我能感到这种响声）。通过这种响声，我能感觉到打字机所拥用的某种生命力。之前为了抽烟而放到打字机旁的烟灰缸，也因打字机的震动而发出“咯咯哒哒”的响声。刚开始这种声音在我听起来是如此悦耳，因为它让我有把打字机的生命力扩散到烟灰缸的感觉；但是没能坚持多久，我就把烟灰缸放到旁边的词典上了。概而言之，是因为这种响声听起来像噪音，让我心烦意乱。但与其说是如此，不如说是因为我想从容面对打字机的单纯回路。我不得不坦白，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从属于打字机的。这种坦白，说它坦率或正直，还不如说它有些凄惨，甚至我在选择一些词时，也会无意识地顺手打出其它的词。具体地说，因在打重音字时要经过同时使用两只手的繁琐程序，这时我就会不经意间打出另外的词。我跟打字机之间一直都是这样决斗似的势不两立。如上所述，我始终无法从打字机里得到自由，正因为如此，我无法不去涉及到有关打字机的话题。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继续写下去。记得我曾经在什么地方讲过，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为什么开始写小说，而是为什么要继续写小说。似乎这种说法跟我们的人生境遇之间有一脉相通之处。这就是说，对于出生只能给予说明或分析，却不能赋予任何意义；只有持续的生存才能重新唤起出生的意义。类似的演说之于我人生的含义多少有点亵渎的感觉，尽管如此，把它说出来还是让我变得更心安理得。对此我实在是无可奈何。
在这个意义上，我既然已经开始了，就会继续写下去。也许是我经常难以自圆其说，所以会弄得云里雾里。正如唱歌的人走了调或是忘记了歌词，会试图再唱一遍并请求再次伴奏一样，当我说不清楚话时，也想重写并请求读者重新听一遍我的故事。我把写小说比喻成随着伴奏演唱，可能会惹得几位读者发笑。在我喜欢的表达方式当中，有为修饰结尾而准备的一句话——“听了这句话无人不捧腹大笑”。其实我也想经常说一些让人们听了以后拍案叫绝的话，只是我力不从心。之前听了我的话而笑出来的人没几个，但至少有一两个人是苦笑了的，而且那种苦笑的模样和声音能生动地传到我的耳畔，并非只是一种错觉。到目前为止，我对那种感觉只能故作不闻，由此我感觉到了极大的喜悦。写小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一直被孤立无援地关在自己小说的封闭的空间里，所以我渴望有意识地以某种形式打破这一空间。果真如此，我会感到无比的自由和轻松。但想要达到这一步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这种形式的想法或语气已经是我的最后一层堡垒。我只能从还有该走的路这一理由中得到安慰。
如果你是一个有心的读者——请原谅这种语气中夹带的些许傲慢——就能估计到，直到现在我都是在为源源不断的胡言乱语构造着一个框架或是做必要的铺垫。也许我是想对那些已经感觉到枯燥，却耐着性子继续读这篇文字的读者们说，马上就会有你们所期待的，或让你们心安的故事情节或事件登场，所以请大家再忍耐一会儿。如此看来，我目前还是非常低调的，刚才所流露出的傲慢，哪怕是一点点，也会因此而有所减弱吧。我经常喜欢像这样自吹自擂。当然，希望读者们仅仅把它当作耳旁风。
刚才我为了抹掉打错的字而忧郁了一会儿，然后醒悟到在这一瞬间里我再次短暂地失去了均衡感，只顾讲我和所谓的理想读者之间的秘密恋情，结果不知不觉中让故事变得有点非现实，还带着神秘色彩。现在我要赶快整理一下故事，找回我自己的语气。但事实上，空想的、非现实的、古怪的、幻想的倾向占据我内心的程度并不比别人少。我知道我的结构有过重的理论色彩；而在内心里，我非常想写一部幻想小说或空想小说，只是自己还不能接受或认同罢了。
如此看来，我的小说所具有的理论性，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为了保护自我的锈迹斑斑、破旧不堪的盔甲而已；我却躲在理论这可笑的墙壁后面，把翻腾在我内心的非现实的向往，倾诉给只属于我的理想的读者，他会把我理论性的一面，连同非现实的一面，默默无言地拥抱入怀。但是读者们在读这些文字时，大可不必因为我沉浸在和他的二人世界里而感到难过或产生疏远感。因为我曾明确地说过，你们都是理想人物的一部分。也许我正在写一部非常巧妙的小说，但是，怎样区别纯真与巧妙、正直与非正直呢？随着小说的推进，我会不断反省这些问题。
我已经无数次地想给飘荡在我身边的这位理想人物起个名字。他的名字应该与但丁笔下的贝娅特里奇属于不同的层次，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恐怕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只能将这个人物称为代词的“他”。他会以这种形式或是借用其他登场人物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这部小说里。久而久之，他总会找到一个合适的名字。
前面已经说到写作这部小说有诸多动机，其中重要的之一可以说现在就开始呈现了。也就是说，我将阐述写这类小说的决定性契机。前不久，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一个人。从那时开始，我们经常见面并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提到了我的小说。他会小心翼翼地表达他对我的小说的一些想法，而我也总是慎重地倾听他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态度都很诚恳，所以我有好几次感到惊讶：我们为什么刚刚见面，而且还是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
前不久他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最近我对读一些编造故事情节的小说感到厌烦，还不如读那种通过作者自己或是借用人物之口，把对某种状况的自我观察、描写和分析，以随想或独白的形式不断叨叨的小说更使人快乐。在后一种类型的小说中，已经讲过的故事会被再次提及，并会以完全不一样的方式被重新讲述，而且情节总在原地踏步或是打转儿。在这样的小说里，固有的小说装置被减到最少，读者只要根据这些文字随波逐流就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情节需要前进、还将发生什么事情的强迫性观点被缩小到极点，所以读起来心里非常舒服。”
作为这种形式小说的例子，当时我们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谈论了一番。我个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但也被这部小说前半部分的形式所深深打动过，所以我们很快就达成了一致。后来他又加了几句话。他觉得在我的小说里也能窥见这种倾向，只是没有正式的表露而已。我只是边听他讲，边低垂眼帘默默地点头。这并不是因为我不理解他说的话，只是因为我的想法跟他完全相反的缘故。
后来每当我想到他的时候，就会回味他的话。尽管多少有点唐突，我最终还是写了这部小说。上面所引用的他的每一句话，或许都会成为将要写成的这部小说的本质特征，但说到底，这些都是无法确定的事情。
或许有些读者会觉得，给我忠言促使我写这篇小说的人，其实和我之前提及的理想读者是同一个人。并不完全是这样。不如说以那天的谈话为契机，那位忠言者构成了我的理想读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接近事实。而且这位忠言者可能是一个实际存在但也可能不是。不妨请读者们跟我一起想象，如果那位忠言者实际存在的话，恐怕会因为担心将来自己的身份被具体地暴露出来而感觉到轻微的颤抖和兴奋。能做此想象是我和读者们的权利。但我想就此结束这个话题。至于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单数还是复数；或者可能既是男的也是女的，既是单数也是复数；或者如果他实际存在，可能不是感到颤抖或是兴奋，而是感到不愉快，由于无法确定，所以都是他的权利。但如果他实际上并不存在，我是就此停止，还是继续，这都完全取决于作为小说家的我。
希望大家明白，我连这些话都扯得这么长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迷惑或者玩弄读者们。虽然我在小说里触犯了几乎所有的禁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异想天开地想打破圣地；虽然就解除了登场人物或发话者身上的小说的基本装置而言，作为小说家的我只能赤身裸体地奔跑，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出现在这里的人物都是实际存在的人物，或者我和他们之间展开的行动和对话是实际存在的。这是维系这些文字作为小说存在的唯一绳索，我不忍心切断这最后一根绳索。换句话说，这根绳索好比是装在塑料瓶里的液化气体，据此我从中倒出来的那么多的话和它们所包含的思想才不致于在空气中被分解，以便我可以继续讲述下去。
有些读者可能会怀疑，我在留下这根绳索的虚伪意识的名义下，会蔓延出新的虚伪意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达成某种协议是他们反驳和参与这部小说的理所当然的方式。此前我已经意识到我们之间存在这样的协议，而且想最大限度地利用它展开我正直而诚实或巧妙的完全犯罪。这种犯罪就是我的写作方式。真正的完全犯罪，不能单纯地局限在证明不在现场的的层次上，而是当犯罪铸成时，犯罪本身也要升华，这时留下的只有变化或变形而已。尽管这样并不能完全摆脱嫌疑，但我至少在小说里有所体现的完美的民主法治的假定下，从几种单纯的心态中得到了想得到的自由。这并不是说我傲慢地要让读者们拿出物证来，只不过是想以后每当物证出现时能予以正当的处置而已。但由于什么都不能确信，我反而被自己的话弄得云里雾里了。请允许我暂时打住，喘口气。
但我很快又想开始说话——坦白地讲，我对这样写小说感到疲惫不堪，甚至痛苦万分，但我至少有稿费之类的物质上的补偿。而站在那些没有任何补偿的纯粹读者的立场上，读这样的文字是一件多么枯燥乏味的事情啊！大部分读者的确会有这样的感觉。因此我再一次奉劝他们，尽快地把这本书，不，是这些文字扔掉。因为我自己也怀疑，这些文字有没有被当作祭品的意义？我并不是装腔作势或为了做秀才说这番话，在这一瞬间我是真心的。但连这一点我也不能说是可以确信的。
我随便地做了个深呼吸。这次想更长时间地停止写作，但不知为什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马上开始重新在键盘上搬动我的手指。我就像神话或传说中的某个受到天谴而不断奔跑的人物似的，在不断地说，不，是在不断地打字。也许我认为现在小说进行得挺顺利，所以打着小算盘，想趁此机会将这停滞不前的小说保鲜。其实也没有必要刻意这么做。其实我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截稿日期，被时间赶得很紧。这样的时候往往要更加小心。先别提其中夹杂着的虚伪意识，我每写下一行都会马上后悔，但是我现在不能休息，因为突然有千头万绪充斥着我的大脑，如果不赶快捕捉它们的话，可能就会永远地消失掉。我有一种习惯，那就是，如果以后要写的内容先浮现在脑海里的话，我会把它记录在打字机旁边的记事本上。但不知为什么现在连这个习惯也被破坏了。也许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就跟从别人背后开枪的卑鄙枪手的行为差不多吧。我也不太了解自己，一向都不了解自己。我到底如何了解不是别人的自己呢？恐怕我对自己连别人了解的一半程度都达不到。这样一来，通俗地讲，对于我来说自己就是别人。
现在的我是正在说话，还是在写小说呢？如果都不是的话，我是在打字？不管在干什么，我不想把这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