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完学生回来的教授手里拿着咖啡杯和放着烟灰缸的茶盘。甘泰圭默默地打开包，一边把里面的东西拿到桌子上，一边在脑海里整理教授写的论文内容。教授虽然写到无政府主义所志向的价值过于多样化，因此在现实中往往以失败告终，但是甘泰圭反而想问，是否因为那价值多样性与由此导致的失败，才使无政府主义横跨在人类几乎所有精神行为的那一侧呢？
他们在院子里敞开一侧的塑料篷里围坐着喝酒。环顾四周，全是农田、山坡和野山，农田周围有很多粗粗细细的刺槐树，格外引人注目。迎来母亲七十寿辰的姜圭真在照应宴席，端着盘子忙忙碌碌地来回穿梭；朴性稿晚到了一会，甘泰圭与张号角不顾其他人的挽留，合席到平时摆放耕耘机的塑料篷里喝酒。据说为了这一天，姜圭真的母亲很久以前就亲自酿下了特制的农酒。果然不愧为拒绝都市生活、坚持要在乡村生活的老人家的手艺，很是美味可口。
酒杯满了又空、空了又满，根本没有放下的机会。大家围成圆圈，尽管预感到过不多久就都会喝醉，但都不但不担心，反而为那份预感而心情澎湃。透过塑料布射过来的阳光虽然足够热，但是从到处裂开的缝隙刮进来的风却凉嗖嗖的。进到肚子里的酒尽管度数很高，但仍然温和地被身体吸收，把他们的双颊染得绯红。寒风拂过脸颊，他们的脸又青又红，看起来像在生气，又像是不顾寒冷的天气，热衷于玩耍的天真的孩子们。
朴性稿尽量想让醉意晚点到达，频频拿起筷子夹菜。不知从何时起，他养成了晚上独自一人喝酒的习惯；相比喝酒，那个习惯本身更让他上瘾。理所当然地，独自一人喝酒相比几个人聚在一起推杯换盏地喝，对胃壁的损伤更严重，宿醉的程度也更加厉害。但更为深刻的是，一个人自斟自饮的时候，无法伸向外面的思绪的触角还会枉然地啃咬着他的自我意识。
一次他独自喝酒喝到一定程度，拿出纸笔给一个朋友写了封信，第二天早晨看都没看就投进了邮箱。他在信里这样写道：
“虚无主义那轻如鸿毛的重量犹如千万斤一样压迫着我。我走过的这不长不短的岁月历程中，对我而言，最直接、最现实而具体的是到处漫延着的虚无感。前些日子在某一本杂志里读到，说是呐呐呢蜂（Ammophilainfesa）的幼虫是吃着其他幼虫的身体成长的，可是本能地以绝对不会夺去其生命的方式。我身体里的虚无主义就像那个呐呐呢蜂的幼虫一样，说不定一方面巧妙地让我保持活着的状态，另一方面又吃着我的肉呢。因为我至今无数次被啃咬过，但依然没有达到死亡。可是，让我无法到达死亡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还健在的老母亲和我的家人吗？应该不是吧。那么，或许真的是虚无主义才是让我活下去的动力。这么看来，人生是多么坎坷而寒酸啊。不过，也就因为是这样，人生才有那么多真挚的美丽。可是那种美丽并不属于我。我的这些话应该以独白结束，可是独白难道是一个人的事吗？在大部分情况下，独白是给正常人的精神下毒，带来害与恶。然而事实上，我的话大部分都只不过是独白。夜已深的现在，我就这样吸毒一样独自一人在独白。”
当晚他又喝上了高度酒。在倒酒的一瞬间，朴性稿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给朋友写那样的信，与用那样的字句对那位朋友发布一份绝交宣言没什么两样。根本不给朋友说话的机会，犹如喷毒一样单方面吐出去的话，能不说是绝交宣言吗？
幸亏那封信的当事人姜圭真没有给他回信，而是把他和张号角、甘泰圭一起叫到这个场合。母亲的七十大寿在他们之间不过是借口而已，因此他被朋友温暖的关怀所感动，无法拒绝递给自己的酒杯。况且在这样的场合里不管是旁边的人，还是擦身而过的人，谁递过来一杯酒都好：为没人看一眼你，再瞟一眼你而感到好；为就这样喝醉倒下入睡，明天想不起今天而感到好；为即使第二天再没醒来，连自己也记不住那个结束、那份死亡，而那个结束至少对当事者而言不是结束而感到好；为不管喝酒的理由是什么，第二天感受到的头痛和腹痛却完全一样而感到好；为人生的虚无感是否会接受那份痛苦都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互不相识的几个人一起把酒临风，却又闭口不言的慎重性而感到好；为上了年纪的某一时刻开始，一想到好酒眼前就像浮现出可口的食物，再次感受到嘴里沉积的口水而感到好；为由于酒精度数、空腹与否、酒量大小等物质条件的不同而导致人在生理上的绝定性差异，突然意识到这个新奇事实而感到好；为平时与酒有关的、各自被细分到几乎是晦涩的程度的所有东西，片刻之后以酒的名义崩溃掉而感到不可言喻地好。
浅浅地想时感觉酒是攻击性的，但又是极其自害而自虐性的。酒仿佛会给人们能抵抗现实的力量，但，只要那个瞬间一过，连原来存在着的最小限度的力量也会泯灭掉，然而有些人正因为那个力量的泯灭而得救。他们因无法忘记自己被牵着缰绳拽向深渊，而始终被对人生汽化的忧虑抓着脖颈，那时酒会消解他们忧虑的核心。酒把人生的汽化性压缩到每一瞬间，并一目了然地展现给人们，使他们得以扩散自己。简单地说，酒，因此好。
朴性稿在从乡村驶向汉城的市郊巴士快到终点时才从睡梦中醒来。把一块凉了的葱油饼夹进嘴里以后的事情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片刻之后，他恍恍惚惚地记起姜圭真曾挽留醉意朦胧的自己，劝他就在那儿睡觉。当时，他明明是和张号角、甘泰圭一起出了门，但后来是在哪儿和他们分开，却根本想不起来了。回头看看自己，嘴唇干燥、脑子里乱轰轰地歪斜在座位上，衣服上有农酒与食物的斑斑污渍，下车时明明拿着的包也不知去向。
他吃力地支撑着身体穿过候车厅，坐出租车回到家。而后把一杯清水放在旁边，坐在书桌前，振作起犹如开盖的啤酒瓶一样的精神，开始给姜圭真写信。
“爱喝酒的我现在一边想着酒瓶这个物体，一边给你写这封信。事实上可以说，所有人都在身体与精神的某处带着一种像盖子一样的东西。假如可以这么说，那么人可以进一步比喻为玻璃瓶，那个盖子就是瓶盖。对人来说，那个盖子就像灵魂与肉体的盖子。因此绝不能被打开。有那个瓶盖天生就没关严的人，也有盖得过于严实的人。根据情况，那个瓶盖要不被轻微冲击一下就会松动，要不在一般的冲击下纹丝不动，这两种情况都会威胁那个人的存在本身。盖子的开闭程度经常左右着人的健康程度，甚至瓶盖一下子被拔掉或不知不觉间弹出去，把原本被严严实实地封着的那个人的一切，连自己都来不及控制地像污水一样倒出来的情况也并非没有。当然盖子可以重新盖上，却已为时过晚。
“自从第一次意识到那个盖子的存在以后，我就经常屏着或调整着呼吸注视那个盖子。但是只要我一不留神，悬浮在我内部的所有破坏性、冲动型的力量便会哐当当左右冲突着聚到那个盖子的底部，为了冲出外面而挣扎。每当那时，我便捂着盖子用力往下摁，为了不让它飞掉而拼命努力。可是理所当然地，我不可能一直那样摁着。
“今天晚上，下了巴士回家的路上，当我再一次捂着我自己的盖子与自己战斗时，突然
产生了干脆让那个盖子完全敞开的欲望。当时我不经意地环顾周围，发现有什么正紧紧包围着我在空中悬浮游荡，模模糊糊弄不清其真面目；它因找不到可以渗透的地方而忽左忽右，最终缓慢地汇聚到我的瓶盖上面。原来是我的内在越来越像外在，或者说它们里应外合地一起冲垮了它们之间的界限，而那一瞬间我终于可以打开那个盖子了。它比我想象的更轻松地被拧开掉到地上。事情既然到了这个程度，我也不能再装作若无其事了。是的，我现在是被拔掉了盖子的存在。也许那个盖子又会生出来再次堵住我，但我会再次心甘情愿地拔出那个盖子。因此每当我内在中的泡沫滚滚翻涌时，我将会如何折磨以你为首的身边人呢？如果上回的信给了你绝交宣言的印象，那么现在我想紧接着那封信恳切地对你说的话就是这些。”
在分离这一侧与那一侧世界的墙壁上，寻找着的人眼里总是能看得到窟窿。在一定的距离上，那只是根本无法猜测到后面世界的一个圆圆穿过去的窟窿而已；但是当你凑近，把眼睛紧挨着那个窟窿时，就成了可以一目了然那边世界的窗口。按照人们的心境，甚至可以说是迈向另外一个世界的敞开的入口。
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发现有窟隆时总想把眼睛凑近去看看。当然，那仅仅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心而已。好奇心这个东西，只有在本身不会连累到那边的对象，或那一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时才能持续。如果一瞥之下彼此之间哪怕琐碎地产生了视觉上的缠绕，那边怀疑这边，则好奇心就会冰凉地冻在那里，或瞬间沸腾蒸发，变得无影无踪。因此很多人，不，大部分人，除了特殊的情况以外，只对生疏的窟窿感兴趣。当透过那个窟窿哪怕是以错误的方式偷窥到那边的世界后，往往就再也不会有更多的关心，甚至完全失去兴趣。
朴性稿边胡乱翻着书，边陷入自身的思绪之中。过一会儿他把书推到桌子一侧，点着一根烟，开始整理思绪：
无政府主义在围绕着我们的墙壁上到处留下了窟窿，但是那些窟窿并不是可以被不经意的视线随便发现的。
在现今时代，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一个窟窿的同时又自我排斥作为一个窟窿，以至想成为一个世界。那是因为其表面散发着灼热而强烈的光，而大多数的人们对强烈的光因有痛苦的记忆故敬而远之。作为我们人生的空隙，并且是重要的空隙，它就这样被闲置着。无政府主义通过那个窟窿犹如预言一样，不断对我们窃窃私语幸福的福音，不过，这种窃窃私语经常会作为擦身而过的不吉利的谶语，而使人们的耳边掠过一阵凉意。
张号角几乎是反射性地接过不知是谁的手递给他的一张印刷品，并在眼前展开。每当这种时候，他都像刚刚地意识到一样，浮现出从早晨起床到晚上入睡，家里、单位，餐厅和酒馆，甚至在路上，印有各种信息的的纸张在眼前乱舞的情景。报纸和杂志就不必说了，像各自的立场一样多的政治声明书、各种活动介绍、商品广告和甩卖广告、耸恿人们利用私债的高利贷主名片、新开张或酒费打折的夜总会的宣传品……，不计其数的文字和图片的纸团纸片儿。从前些日子开始，他干脆把它们——尽管有些勉强——统称为印刷品或小册子。不知从何时起，“印刷品”这个词语历史性地有了一种不纯的感觉，就因为这一点，他把这个时代命名为“印刷品的时代。”
在张号角眼里，因数量过多又过于露骨，反而只能说是真相不明的种种印刷品，在当今时代是信息社会的名份下，塞满天下所有缝隙之余还溢到外面兴风作浪，散布各种流言蜚语与不真实的传闻，把无论是街道建筑、还是住房，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疯狂覆盖掉。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所有精神性和文化性的存在，都与那大风一起沦为了印刷品。
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能拒绝穿着褴褛的少男少女或中年妇女，在街头或室内踌躇地走过来，单方面递上的那些印刷品，一个不拉地接过来才离开。那些东西必须不管是以什么方式尽可能快地消耗掉，才不会堆在某一角落像垃圾一样腐烂发臭，而且只有那样，那些小孩和妇女才能更早地拍拍手回家，擦擦脚入睡。这么看来，印刷品尽管是在剥削廉价劳动力，但在这个不轻易给孩子或女人劳动机会的冷酷的社会里，却也以某种方式让他们挣点零线，这就是印刷品所具有的最少限度的美德。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他的衣兜与包里总是装满了杂七杂八的印刷品。尽管如此，他仍然无法对地铁长椅上堆着的，或上下通道里被满是皱纹的手拿着的，或被塞在门缝与车窗里的那些印刷品视而不见。他还随时拿出那些东西认真阅读。
许多印刷品提供了这个时代正发生世界性变化的证据。比如其中的一张写到了最近东欧某国被赶下台的独裁者及其同僚，他们被剥夺了财产与名誉，在软禁的状态中等待司法处理。同时被软禁的还有他们的前任。在他们的猎场别墅中发现了大量奢侈品，估计是贪污国民的税金所得，预计将会进行追踪调查；两名党的地方领导人因无法承受要求他们辞退的改革派同僚的压力而自杀；保加利亚的吉夫克夫在国家统制下的舆论中，一直作为人民和时代的儿子而被偶像化，现在却成为谩骂与轻蔑的对象，索菲亚市民主张应该把他递交法庭。
另外一张印刷品的左上角贴着一张大照片，照片上非洲一个落后国家的飞机场里林立着最新型的进口战斗机，前面是最近靠发动政变上台的新总统，一身戎装挺着肩站立着。张号角看着那张照片，脑海中诸如移植的政治文化，或是移植的暴力文化等话语，像黑白电影下端的字幕一样缓缓移过。
又一张印刷品中说道，尽管不是全部，但最近很多青少年当在现实中面临什么伤脑筋的
问题时，首先去的地方是电子游戏厅之类。他们会一边玩着游戏机一边思考如何应付或处理那件事情。用冲击性的语言来讲，他们害怕直面有些问题，久而久之成了习惯，因此哪怕是面临一件小事情时，也需要借用某种刺激性的装置。一边玩游戏一边想解决有时足够复杂的问题，必然很难协调好大脑，眼睛和手的关系，结果当然也不会稳妥。
关于孩子们热衷于电子游戏这件事情，当然不能说它是西欧的影响，因为电脑游戏已经是全世界都已普及了的一种娱乐方式。但是从结果上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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