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通过人们的嘴和耳朵一传十、十传百，转眼间扬名全国。同时也有传言说他一直在为某一在野人士提供巨额的政治资金，总有一天会转而投身政治活动。
他通常以一个走到人生尽头的，或最终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末年独裁者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他总是牵着一条小狗，时而对那只狗说些什么根本不通的话，时而踢那只小狗的肚子，时而趴在它前面哀求着什么。然后常常加这么一句话：因为受到一些人们盲目推崇而以为可以为所欲为的独裁者，与因满足了所有欲求而变得没教养的小孩、或小狗崽子没什么两样！除此之外。有一次他还装扮成浓装艳抹的女子，以像电视上那种夸大宣传商品质量的可疑方式，宣传演绎一个独裁者的政治与人生观。他在那出剧的结尾处用力甩掉假发，这样喃喃自语着结束表演：政治代言人真的是发挥拉出政治粪便的肛门作用的存在。每天都要接别人的粪便。这是多么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行为，简直是在杀身成仁啊！
姜圭真一次经过汉城时曾有机会与朋友们一起看过一场他的戏。看完后他觉得，在那一时期演这种剧的老演员的勇气，在让人感到虚伪的同时，似乎又摆脱不了存在商业目的的感觉，不过透过他还是能深切地感受到世界真的变了很多。当时他有一种想法，就是无法获得国民信赖的政府的政治工作，与妓女在电视上公开宣传自己没什么两样。可是当这种想法浮现脑海时，又莫名其妙地因为自己有这种想法而对那些被叫做妓女的女人感到过意不去。那种过意不去随即变成了愧疚感，于是他收回了这一比喻。结果有点不可思议：失去比喻对象的政府空虚地升上天空分解掉了。
老演员演绎独裁者时，为了逗乐观众而稍显有失分寸；常常说一些令人们同时感到荒唐和错综复杂的话，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
“独裁者谁都能做啊？做得了才做。”
当然那句话是独裁者在用荒唐的理由替自己辩护，老演员显然是有意要通过这句话引起观众们的奚落。但是其中有越来越暗淡的政治现实的恐怖的磷片，尖锐地闪着光，而坐在那里的观众中没有谁看破这一点。可是碰巧说完那句话以后，那个剧场就没有任何解释地被砍掉了，人们当然也无法再看到那个老演员的面孔。与此同时，如同泥泞小道一样的政局，因动员力量的一方单方面地践踏而终究被扔到坚硬而压迫性的柏油路上。好一段时间过后，老演员才偶而以配角身份出现在电影或电视连续剧中。但是人们能明白，他已经忘却了自己的面孔，他的面孔已经死了；同时人们又深深意识到一个事实：被抢走面孔的是他们大家。他们并非是在看被抢走面孔的谁，而是忘却面孔的自己在望着变灰变死的其他人的面孔。
处于不得不卖身境况中的女人们常常被掠夺自己的面孔。所有人都拥有着时时刻刻变化着的面孔。
在像性行为这样特别的行为瞬间，人们当然会呈现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是崭新的面孔。可是适应拿钱上床，有时毫无表情地躺在那里、有时虚伪地呈兴奋状的的男女们，已经忘却了自己最隐密而真诚的脸。那么他们入睡时的脸应该接近原来的脸吧？望着那样的脸，居然有一种“不错嘛，还轻打着呼噜”“睡得可真香啊”之类的想法是多么不像话啊。不仅如此，人所拥有的浅显的价值观念会双重、三重地拷问人，甚至会置人于死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妓女们，她们因为物质价值与道德价值而同时蒙受内伤与外伤。
最终我们以妓女的名义抢走她们的面孔，甚至会置她们于精神上的死亡，那么我们又将会以什么样的名义剥夺我们自己的面孔，并主动地走进精神死亡中呢？那种名义在我们周围真是数不胜数。
姜圭真起身久久地望着仍然沉睡着的她的脸。
业中，却意想不到地发现资料非常贫乏，可提供证词或写文章的人并不多。刚好前几天身边的人们说到，前些日子某大学教授曾以一篇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文获得学位，现在他正为了在上办公室之前去他家拜访忙碌着。那位教授想必拥有很多那方面的资料，因此甘泰圭想和他见面，咨询有关编辑的方向设定，并商讨与发表相关的具体问题。当然，如果拜访成功的话，也不是没有动员他执笔的意向。前一天他们在电话里讨论了一下见面场所，最终一致认为，相比热闹的办公室或繁杂的酒馆，教授住宅的书房应该更为理想。
到了教授家，一位少年刚好在院子里，看上去像是教授儿子。少年领他进到客厅旁边的房间，他刚要从打开的门进屋，却又在门口停住了脚步。坐在方桌前的教授身边围着四名年轻男女，甘泰圭根本没想到这么早的时间就会有客人来访问他。教授看到他，便起身把他拉到屋里握了握手，而后一边问候一边请他入坐。但是甘泰圭直到教授入座后还站着犹豫了一会儿，因为轻微的慌张仍没有完全消失。
教授抬头看着他，一边比划一边叫他快坐，而坐着的人又紧凑了一下椅子，以便给他腾出更宽敞的地方。这么一来他无意中跪在离方桌不远的地方。看着他的这一举动，教授在一瞬间浮现出疑惑的表情，那些似乎是他学生的人们也各自用稍带疑惑的神情望着他。甘泰圭因这未曾预料的反应再次陷入迷糊中，半晌之后才意识到是自己的姿势令他们感到纳闷，于是更感到慌张。他年岁也不小了，怎么一进屋便在并不比他年老多少的教授面前下跪呢？一意识到那个事实，他突然感到脸红脖子粗。其实他跪坐是为了拿出牛仔裤前兜里的烟盒与打火机，因此还没来得及把屁股放在脚后跟上，便用手掏着前兜；可在别人看来他是在跪着，那个事实已经无法挽回了。
想到这里，尽管是无意识的，但他还是感到自己的行为有伤自尊。略感吃惊的教授说舒服地坐吧，这句话在把他推向进退两难的境地的同时，又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更大的伤害。他绝对不是下跪，他早已发誓再不在别人面前下跪。因此尽管教授年龄长他十来岁，但下跪真的不应该是他的所作所为。他难以控制尴尬的情绪，便加快了手的动作；可是他越着急，烟盒越是躲到裤兜的一隅，一再地逃开他手指。当他好不容易拿出来时，却又被不管怎么样都要找回一点支离破碎的自尊心的动机所驱使，鲁莽地、不由自主地把烟盒和打火机几乎像扔一样掉在了桌子上。比预料的要大得多的声音吓了甘泰圭一跳，羞愧之余，不得不再一次咀嚼苦涩的狼狈感。
教授默默地盯了半晌扔在那儿的烟盒与打火机，直到甘泰圭坐下才回过神来一样抬头环顾了一下周围，而后对先来的那些人说，今天就这样吧，下次不如边喝酒边谈。人们顺从地起身，教授为了送他们走出房间后，甘泰圭心境紊乱地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再次沉浸在对病榻上的先生的思念中。
在与张号角等人的旅程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让他们先回汉城，自己一个人去了先生的家。当他跟在师母身后走进房间时，碰巧，先生面前也是围着五六位访客。先生抬高了枕头半坐半躺地斜靠着，认出是他，便做出叫他快过来的手势。他穿过人群给先生行了礼，而后请先生继续，便退到床尾处坐下。可是片刻之后一看，盘着腿坐着的只有他，比他大很多的访客毫无例外地都跪坐在那里。他感到有几个人瞟着他，同时心里感到些许的矛盾，但是他丝毫不想改变姿势。
这时，先生接着前面的话，仿佛下结论一样说道：
“仅仅以这个理由，谁能反驳军事力量的竞争就是战争本身这个事实呢？因此在当今时代，不管是大规模战争还是局部战争，根本没有必要因为被数字化了而感到庆幸。人类现在正进行着一场最大的赌博，一次失误就足以导致赌博本身的完全终结。每次都把拥有的一切用来下赌注的赌鬼一时赢了钱，能说那些钱都是那个赌鬼的吗？我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先生说完以后，屋里一阵沉默。后来不知是谁又重新接上了话题，随后便超越时空游离开去。其中有些人对先生青年时代的英雄故事表示夸张的关心，又有些人为先生在有生之年执笔自传类书出版的计划，真实而具体地张罗着什么，尽管没怎么诱发出先生的反应。当那些话结束之际，先生这样回答道：
“或许那些也有意义吧。但是我既不是政治家又不是斗士，更不是理论家，能有什么话可说？如果我是轰轰烈烈走过人生的肉体派女演员的话，也许会考虑一下要不要写一本漂亮的自传。”
老人家布满皱纹的嘴里蹦出不像是老人会说的词句时，人们笑出声来，甘泰圭看到提出自传话题的人自己也摸着额头咧嘴笑着。
过了一会儿，当那些人散去之后，他挪到先生跟前坐下。他又想了想要不要跪坐在那儿，但是并没有付诸行动。他很清楚先生从20岁开始就对本国的敬语体系之类不满，那个体系与习惯性的伦理意识相结合，经常会引起负面作用，从而压迫个人的自由，妨碍年轻人显现个性与能力。这一直是先生的观点，因此他对不能从打心底里予以尊重的人经常故意说出违背一般语法的话，为此所遭遇的苦难也可想而知。与此相反，不管年轻多少，只要有值得尊敬的地方，他就心甘情愿地使用敬语，因此成为人们笑柄的情况也为数不少。说话尚且如此，向他人低头和跪膝而坐等等仪礼上的行为，就更不用说了。
甘泰圭之所以在先生面前盘膝而坐也是有充分原委的。借先生爱用的表现手法来讲，他在自己尊重的先生面前，始终预备好以跪膝而坐表述自己的敬意。真正的师徒之间要彼此心存敬意，但不一定要跪膝而坐；与其那样感到不便与别扭，不如彼此都舒服地坐着。这就是集严厉与和蔼于一身的先生的想法。他有以后在谁面前都不下跪的想法也是自听到先生这番话开始的。
久违的两个人互相问候之后，甘泰圭微笑着说道：
“说一句冒昧的玩笑话也不要紧吧？以前是先生几乎不在家，所以难得在家一见；而现在先生这样躺着，随时都可以见到您，我倒是感到很方便啊。”
听完他的话先生微笑了一下，而后长长叹息道：
“如今我也开始对自己的人生存有凄凉感了，心存希望地活着的年龄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似乎能明白早早地沉浸在某种生活方式或理念中的人们，不愿挣脱出来，就那么过一辈子的理由。他们比我先尝到了这种凄凉。我之所以没有勇气写自传，可能也是缘于这种心情吧。”而后先生又说道：
“现在我心里的余韵，比什么都强烈的余韵，是做饭的香味。清晨在满是卵石的河边或闷热的山沟丛莽中，傍晚时分在窝棚狭窄的厨房里，当挂上大锅、点上小树枝，那便是浓郁的香味飘升的时候……终于摆脱被赶来赶去的生活，好歹能吃饭的时候，我一次都没忘记那种香味；可是自从上回倒下以后，那饭香的记忆也变得恍恍惚惚，有时甚至要努力一整天，才能唤想起朦胧的记忆，但是稍一不留神便即刻消失掉。我最近更感头脑混沌手脚不灵了。”
先生停下来稍作歇息时甘泰圭插言道，“理念上比谁都自由的人在日常中会比谁都全面，与此相反的情况也是可能的。初中毕业升入高中后不久，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拜访初中三年的恩师。那位恩师为了小小的事情也会挥舞棍棒，简直像打狗一样撵我们，即使那样，因他是班主任，因此好歹有些情义。他对我们实在是过于恐怖和厉害，至今想起来都不寒而栗。可是我们访问他家时，恩师的表现却与在学校时截然不同。当时他上小学的两个儿子屋里屋外到处乱跑，弄得我们都缓不过神来。那两个家伙甚至爬上喝着茶的恩师肩膀上拽他的头发。让人感到太不可思议的是，这位恩师平时为一件琐碎的事情会对我们发脾气、毫不留情地施以拳脚，甚至用棍棒殴打我们，现在却只是一味哈哈笑着，浮现出一副‘这样的儿子实在是太可爱了’的表情，让我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些许狼狈的感觉。当时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只好中途冲出那个家，过后连自己也难以相信。尽管如此，当时我感到的确实是恶心。每回想起，我都会对好歹被从那个学校放出来了的事实有一种多余的放心感。”
先生消瘦而布满皱纹的脸上浮现出悔恨的表情，接口说道：
“当然最近的教育与其说是为了学习尊重他人的方法，不如说是学习如何为有效地防御自己和攻击他人。”
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
“我们立足于通过教育所学的自由主义思考方式，有着把所有人当成一种砂粒式的个别存在的倾向，因此有，‘社会是否需要可以盛那些沙粒的容器’这种矛盾的想法。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容器对盛在里面的东西而言，只能作用于整体。”
最后先生对他说了这样的嘱咐之言：
“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注意不让自己情绪上过于郁闷或消沉。反反复复的纷杂思绪不仅掌握人的心情，还会掌握人的理性。时代的暗淡在大部分情况下会对判断的标准带来深刻的影响，从而使人们更加黯然。可是那样下去，连人们个性与喜好也会被戴上臂章，而那个臂章会随即成为自缚之绳，不仅失去自发性，而且做不了任何创造性和生产性的事情。因此虽然不能过于乐观，但也不能过于悲观。我能对你说的也就这些了。”
聆听完这席话，他出了先生家的门。去汉城的路上他想不管老师愿不愿意，应该哪怕是断片式地记录下他说过的话，但那不会是部长所希望的形式。他之所以想设计有关无政府主义的特辑，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送完学生回来的教授手里拿着咖啡杯和放着烟灰缸的茶盘。甘泰圭默默地打开包，一边把里面的东西拿到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