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啃着骨头，母亲果然就把这话又说了一遍，但谁也没理她，骨头是太诱人了，一上口就难止住了，父亲连收音机都忘了开了，一家人静静地啃骨头。那些紧附在骨头上的肉们，愈是难啃就愈激发牙齿和舌头的欲望，管它一年还是一顿的，管他谁谁家谁谁家的，反正牙齿和舌头是没法管住了，它们就像两匹跑惊了的马，谁要想阻止它们，说不定还要冒一冒风险呢，比方让牙齿咬了舌头？再说了，母亲说的那谁谁家，都是十几口、甚至近二十口的大家庭，要敞开了吃，一顿吃半个猪都有可能呢。遇到能吃肥肉的，骨头不过是打个牙祭，两块方肉吃下肚能不能打住都难说，不拘紧了吃，了得吗？而这一家人就不同了，是天生地嗓口细，胃口小，一案板的方肉摆在那里，没一个人去动一口，就是最能吃的李三定，也不会叉了整方肉去吃，就是最结实的秋菊、秋月，吃起肉来也总要去掉肥膘，父亲母亲就更不要说了，他们是一家胃口的根子，肥瘦虽说都吃一点，但就像吃猫食，还没见怎么吃饱嗝儿就先打起来了。一家人除了父亲，大约谁也不以这样的胃口为荣，因为外面的世界，崇尚的是贫下中农粗放的不拘小节的品格，这样的品格通常是与好胃口连在一起的，就像傻祥家的人，吃瘟猪瘟鸡都不会生病，他家是没炒过菜，但一年到头肉可没少吃，除了瘟猪瘟鸡，埋在地里的病马病牛都敢挖出来。也不只傻祥一家，谁家的猪或鸡病死了，前脚扔到村口的河坑里，后脚就有人捞走吃到肚子里去了，有时候，还会为一只瘟鸡打起架来。要说，李三定家也是贫农出身，但由于父亲是小学教师，贫农的成色在大家心里就差了些，因为，真正的贫农哪有上得起学的，能上得起学，至少是他爷爷那辈富裕过，贫也是到他爹这辈才开始贫的。李三定家还真叫大家说中了，他的老爷爷曾是个木匠，靠做木工活儿晚年才置买了几十亩地，本指望能传承后代，哪知李三定的爷爷又抽又赌，没等李三定的父亲长大成人就把地变卖光了，父亲上了七年学，七年的费用全靠的是李三定的奶奶攒下的体己钱。这样的家庭，贫穷倒是贫穷，但一有了读书的，味道就变了，说话从不会高声大嗓，走路从不会咚咚作响，过日子该花的钱不花，不该花的钱瞎花，比如钟表、收音机这类东西，有没有的有什么要紧，有那闲钱，还上集买把铁锹买把镰刀呢。最叫贫下中农瞧不上的，是饭量小，没力气，往猪圈里扔锹土都呼哧半天。常常有人嘲笑李三定的父亲说，他再要强，二百斤的麻袋也扛不起来。尽管他的两个女儿像是争了口气，样样活计干在前头，但多半是靠心劲努出来的，身上的力气还是有限，不信二百斤的麻袋给她们，一准儿还是扛不起来。村里一些人啊，动不动就说二百斤麻袋，仿佛拿二百斤麻袋当了棍棒，看谁不顺眼，梆地就打过去。通常是要打一个倒一个的，因为能扛得起二百斤麻袋的本就不多，又专挑了没力气的来“扛”，不被打倒才怪！
趁大家吃得香，母亲又把年前的日子一天一天数落了一遍，数落完了说，今年行了，有三定在我心里踏实多了，厨房都不用进，跟他说说就做妥了。
大家仍没作声。这一回是大家对母亲的话不大相信，就凭一个三定，能把一头猪做成这样？
不管怎样，肉是煮出来了，骨头啃得也满香，母亲的病也见好了，大家即便不相信三定，说话也不好再那么刻毒了。但好话是没有的，总不作声也有些不大甘心，在啃过一阵之后，秋月忽然就看了三定问道，胡同的水，是你弄的吧？
李三定怔一怔，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
秋月说，等着吧，有好戏看了。
母亲问，怎么了？
秋月不答话，埋头又啃骨头去了。
秋菊说，结了冰了，一胡同的冰。
母亲看看父亲，怀疑地问，一胡同的冰？
父亲有些拿不准地说，一胡同的冰，不会吧？
母亲没好气地说，你是飞到家里来的？
父亲这个人，看似细心、琐碎，但不留心的事也多得很，有一回在学校门口碰上傻祥媳妇，人家跟他打招呼，他却问人家，你是哪条街上的？傻祥媳妇回去就跟婆婆说了，婆婆一听立刻就上了房，骂臭老九狗眼看人低。房就像她的喇叭，一上去嗓门就大了，比大队通电的喇叭传得还远。这上房有点像母亲的歇斯底里，隔一段日子就要闹一回，母亲是摔自个儿家的东西，傻祥娘则是骂别人的亲娘祖宗。她也真是敢骂，多么污秽的词到她嘴里也能大大方方地骂出来，不会有一点羞耻感。母亲问父亲怎么得罪对门了，父亲想了半天才想起傻祥媳妇的事来。母亲说，你也是，不要说在胡同里总见着，就是串门她也来过多少回了，你怎么就不认得了？不过傻祥娘骂是骂，下房就能跟人说笑，仿佛演了场戏一样。母亲这边倒很多日子都下不去，一想全村的人都在听，去寻死的心都快有了。尽管父亲一再说丢脸面的是傻祥娘，母亲还是一想脸就发烫，她多少次都发狠地说，往后谁要再招来骂，他自个儿上房顶着去！
母亲再无心吃下去，知道自个儿是被厨房的香味儿冲昏了头脑，竟把水道的事给忘了。她跑到门外一看，可不是，墙根儿的水道堵了，水全流到路上了，虽不是一胡同的冰，也占了胡同的大半，明晃晃的，就像一面摔碎了又粘在一起的镜子。母亲傻了一会儿，转身回到家里，揪了李三定的耳朵说，去去去，看看你干的好事！
李三定到胡同去了，父亲也忍不住跟着去了。姐妹俩继续啃着骨头。母亲忧心忡忡地说，傻祥娘又要上房了。
父亲转眼间就回来了，说，没事没事，我以为多大的事呢。
母亲说，搁你没事，搁对门就是天大的事，那点冰，十天半月都消不了。
父亲沉吟一会儿说，我倒有个办法，让三定上对门说一声，进出胡同小心点，顺便认个错儿，他们还能再说什么。
母亲冷笑一声说，以为是你们学校，村里可不兴认错，认错就等于认怂呢，认了怂，什么事都要被人捏一把了。
秋月、秋菊也反对说，认什么错，他们家那回堆在咱家门口一堆烂砖头，谁给咱认错了？
父亲不能说服他们，就不再吱声。李三定这时也回来了，他觉得母亲未免太大惊小怪了，人又不是泥捏的，还能让一点冰挡了路？他内心仍沉浸在做肉的快乐里，一点也不在意这事，甚至也没在意母亲揪他的耳朵，他的耳朵一直在疼，他便一手护了耳朵，一手端起碗小米粥唏溜唏溜地喝着。两个姐姐还在啃骨头，嘴角、下巴油光光的，鼻头都沾上了肉丝了。
下午，挣工分的人们走了，李三定继续忙活在厨房里，母亲却由于胡同里的冰重又躺倒了。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李三定果真把肉烧得红润而又亮泽，一块一块的，把李三定的眼睛都照亮了，他想，天啊，这真是我做出来的吗？他端给母亲看，母亲的眼睛也亮了，但很快就暗淡下来，说，你呀，干一个钱的活儿，讨俩钱的工钱。
李三定一点没听到耳朵里，兴致比上午还高了几分，烧完了肉，替母亲把晚饭也做好了，还擦了锅台，扫了院子，院子扫完劲还没使完，扔下扫帚在干净的院子里翻了几个跟斗。跟斗翻得踉踉跄跄的，却也没扫了兴致，见几只鸡怔怔地看了他不肯进窝，便忽然张开双臂，嘴里发出了一声怪叫，吓得鸡们纷纷扇动翅膀，躲进窝里去了。
一下午安然无恙，晚饭吃得也很顺利，收音机里正播放革命样板戏《杜鹃山》，父亲连声夸赞着戏词写得好。没一个人响应父亲，母亲和三个孩子对京剧都没什么兴趣，他们甚至对收音机兴趣也不太大，收音机里不是样板戏就是革命歌曲，要么就是珍宝岛事件、胡志明去世之类的新闻，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收音机其实就是为父亲一个人买的。父亲却又总是否认这一事实，说，收音机是一个家进步的标志，瞅瞅村里，有几户舍得拿一百多块买台收音机？是啊，一百多块几乎是这个家全部的积蓄呢，为买收音机母女三个都要和父亲打起来了，可最终没拗过父亲。也因为，她们内心有和父亲一致的部分，那就是和其他人家的比较，强过其他人家的做法她们总是有几分拥护的。依了她们，她们会把钱花在农具、衣服一类的东西上，如果买一辆上好的小拉车，上工下工会招来更多的羡慕；买一件好看的衣服，人们也会羡慕。收音机就不同了，人们羡慕是羡慕，嘴上却是要嘲笑、贬损的，恶意的还会说，到底不一样，根儿上还是地主阶级的享受思想。
《杜鹃山》整场戏播完，也没听到对门有什么动静。父亲把收音机关掉，独自出去了一趟，一会儿回来，见大家都朝了他看，便说，看什么，没事没事，都回屋去吧。
李三定是早回自个儿的屋去了，秋菊站起身来也要回屋，却被秋月拽了往门外走去。不大会儿的工夫，两人也回来了，父亲和母亲也都朝了她俩看。这一回，还真有了新消息，两人说，傻祥娘出胡同往东去了，傻祥还直拦她，傻祥娘就骂他没出息，说老婆都让人家整瘸了他还没事人似的。
母亲听了脸就有些变色，说，瘸了？怎么瘸的？
秋菊、秋月都摇摇头，说那谁知道。
父亲说，行了行了，少神经过敏吧，要是真在胡同摔瘸的，老太婆早上房骂上了，还能等到这会儿？
大家想想也是，傻祥娘可不是能把仇恨憋在心里的人，她一定是觉得被骂的人听不见才不骂的，这么说，那傻祥媳妇的腿跟胡同的冰就没关系了。
但她往东是要去哪儿呢？母亲说。
秋菊说，像是要找谁说理去。
父亲说，这还不明白，谁整瘸了腿找谁去呗。
大家便不再作声，信服了父亲的说法似的，但又像各有各的想法，对父亲的说法并不理会。无论怎样，一胡同的冰是在那里了，不要说傻祥娘那样的人，就是不爱上房骂街的人家，心里也不会高兴的。可是现在，胡同里是太安静了，安静得，让人心里都不由地有些起毛了。
除了傻祥家，这胡同里还有两户人家，一户是隔壁中农出身的蒋寡妇，身边只有一个正上小学的儿子，她除了下地干活儿，很少跟人来往，院门一天到晚地紧闭着，是个只管过自个儿日子的人。但她同时也警惕得很，任何人都休想让她吃亏，有一回傻祥娘将一把鼻涕甩在了她家门上，恰巧被她看到，她便立逼了傻祥娘擦掉那鼻涕。傻祥娘是什么人，才不把这小门小户的寡妇放在眼里，说，不就一把鼻涕，又不是屎，不往门上抹往哪儿抹呀。蒋寡妇说，那往你家门上抹去。傻祥娘说，赶上哪是哪，我又不嫌你门脏。蒋寡妇扭身就进院去了，傻祥娘还以为她害怕了，正要往回走，却没想到那寡妇端了盆屎汤子出来，冲她由头到脚地就泼过来。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寡妇早关了院门，她想反击都摸不到人了。那以后，傻祥娘再没理过蒋寡妇，但也再没敢惹过蒋寡妇了。还有一户，住在蒋寡妇的对面，与傻祥家相邻，也是李姓，虽说按辈份李要强要属叔辈，但按家谱说远不是一支，又因这家出身富农，出来进去眼睛永远朝了地下，两家来往就极少了。倒是秋菊、秋月，无论农忙农闲都要和这家的两个儿子打交道，他们一个叫李文广，一个叫李文路，一个是播种的把式，一个是育秧的把式，冬天还都是粉房里的把式，种粮、种菜、搞副业，生产队是样样都少不了他们。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只有一个病怏怏的老娘，老娘五十多岁，他们也一个三十岁，一个二十七八岁了，都还没有娶亲。没见有人给他们提过，也没见他们自个儿张罗过，就像在女人的事上死了心，一辈子都要这么过下去了。
要说动静，这胡同里傻祥娘是最能闹的，她不闹，就该属那蒋寡妇了，但蒋寡妇的闹，顶多就是以牙还牙，往你家门口泼一盆水而已，到房上声张的事她是不会干的。而那李姓人家，连蒋寡妇的以牙还牙都不会，你就是把水泼进他们的院子里，他们也不会有人吱一声。那老娘的病是精神病，一天到晚喃喃自语，别人听不懂她的话，她也听不懂别人的，偶而去一趟街上，会招得一群小孩子跟在后面喊她老疯子。因此她很少出门，连屋门都很少出，与傻祥家隔一道砖墙，一边永远是打打闹闹，一边则永远是悄无声息。
胡同里这点事，就这么在大家心里翻了几遍，翻多了，就有些倦了，索性不再想它，各做各的事情去了。
这时的李三定，正在他的房间里玩儿一种游戏：一把三寸来长的竹棍儿，大约百十来根吧，哗地一下，撒在地上的一块半截砖上，然后将交错搭在一起的竹棍儿一根一根地挑开，挑开的一根，若动了另外的竹棍儿，游戏就告失败。这游戏是李三定的姑姑教他的，小时候姑姑与他一玩儿就是半宿。姑姑的手巧极了，多么复杂的组合，都能被她灵巧地分解。还是下午在厨房忙活的时候，李三定在角落里发现了半截竹帘子，儿时的记忆便忽然而至，待忙活完，他便将半截竹帘子变成了玩具。厨房的成功，再加上玩具，真好比锦上添花，他是开心透了，家人们担忧的那些，于他就如同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一样。
李三定正玩得起劲，忽然地，窗外有了一种巨大的声音，先是嗒嗒嗒的，接了是呼呼呼的，就像一头怪兽伏在窗外。李三定吓得动也不敢动，待听到有磁拉磁拉的声音，才明白是大队的广播喇叭！天啊，多大的音量，没准又是最高指示发表了吧？
再听下去，就不大对劲了，既不是中央电台播音员的声音，也不是大队广播员的声音，更不是哪个大队干部的声音，而是一个粗哑、张狂的女声，这女声开口就道，李文广、李文路，你们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广播喇叭里的声音一家人是都听到了，开始也以为是在窗根底下，待听出是傻祥娘的声音，又以为是傻祥娘找上门来了，可也不对，她说的是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