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秋月，别人你随便换。不了解的，或许还以为他们之间有什么男男女女的瓜葛呢，但一条街上住着，一块地里干活儿，谁不知道谁呀，不要说男女间，就是邻居间的瓜葛也没见他们有过，他们话都很少说一句呢。再说，这兄弟俩岂是肯多话的，既多出话来，就一定有他们的道理。况且姐妹俩似一直以为是队长要的她们，感激之心全在队长身上，对兄弟俩倒是有些淡漠。兄弟俩对此也并不在意，干起活来对她们也没有半点的袒护，有时由于她们的能干，用起她们来反而更要狠些。
想想吧，生产队长都不敢违背李文广兄弟的意思，可见粉房是多么重要。其实凡想着过年穿新衣服的，大都不会去计较他们的，计较的，就必是有比花钱更要紧的事情了。
果然，比花钱更要紧的事情还真是出现了。
广播喇叭一响，大家的心就都提起来了，傻祥娘的声音，不管是不是她自个儿的，不管出自什么样的目的，反正正合了阶级斗争的辙了，一说阶级斗争，什么声音还能压过它呢？于是傻祥娘要反对的，傻祥娘要报复的，也就不费吹灰之力地成了，且成得理直气壮，光明正大，房都不用上了，往大队部的麦克风前一坐事就办了。
这种事，一向是疾风暴雨一样，头晚广播的，第二天工作队的人就到粉房来了。一个瘦高挑儿，一个矮胖子。两人先是把粉房里里外外转了一遍，然后让人把生产队长找了来。生产队长是个好性的中年人，一见工作队的人就笑了，还拿出烟给他们抽。但他们不抽也不笑，张口就问队长听没听昨晚的广播？队长说听了。他们说，吴美仙同志为什么不能进粉房？队长说，吴美仙是谁？他们说，你这队长怎么当的，一个队的贫下中农都不知道。队长拍拍脑袋，猛地想起来道，你们说的是傻祥媳妇吧，她是说过要来粉房，可她不行啊。瘦高挑儿说，别人行怎么她就不行呢？别人家两个人都行怎么她家一个就不行呢？队长说，粉房的活儿跟地里活儿不一样……没等队长说完矮胖子就打断他说，不要说了，马上换人，李文广、李文路，李秋菊、李秋月，全部换掉，再这样下去还了得，粉房不成了地主阶级的地盘了？队长一听脸上的笑立刻僵住了，他说，昨晚广播里说的，还……还成真的了？瘦高挑儿说，你什么意思，以为我们拿阶级斗争开玩笑啊？队长一拍自个儿的脸，说，瞧我这嘴，我是说，队里分红可就指着粉房呢，粉房……粉房可就指着他们几个呢！两人把队长看了又看的，瘦高挑儿说，你是说，贫下中农是靠富农养活着了？矮胖子说，你再说一遍，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他们的声音不高，表情却严肃极了，看样子队长若敢再说一遍，杀头的罪都要有了。队长只好勉强挤出一丝笑，连连数说自个儿的不是。他们和队长是站在粉房外面的井台旁边说这番话的，临走时，两人要队长通知李文广、李文路，马上到大队部去一趟，然后瘦高挑儿看了井台和井台上摇辘轱的人，问，他什么出身？队长说，贫农。矮胖子接上去说，已经有一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发生了，你不会盼着这种事再次发生吧？
井台上结满了薄冰，脚踩上去咯嘣咯嘣地响，井口则结了一圈厚厚的冰砣子，冰砣子伸到井里，坠了一根一根的冰柱。那摇辘轱的人手大、脚大、个头大，辘轱在他手里就如同玩具，碎了的薄冰在他脚下就如同砂粒，就见他唱了小曲，咣啷咣啷地摇下去，又吱呀吱呀地摇上来，乐颠颠的。真是不当家不知愁滋味呢！待送走工作队，队长不由地向他喝道，唱唱唱，唱你娘个逑啊！
粉房里的人，倒是比那摇辘轱的人敏感多了，昨晚一广播他们就知道事情要不好了，粉房保住保不住都难说了。今天工作队亲自来到粉房，事情的严重性就更可想而知了。那两个人的眼神，看人就像看敌人一样，看锅灶、大缸就像看狗屎一样，他们就像在说，贫下中农的腿都被搞瘸了，你们还有心在这儿出什么粉条！特别是他们对李文广兄弟和李秋菊姐妹的态度，只让他们报了报姓名，就再也没理他们。不理他们，就意味着不给他们申辩的机会，不给申辩的机会，就意味着不把他们当人民看了。但话说回来，不是人民他们总不会就成了敌人吧，一个个年轻轻的，哪见过这样的敌人呢？
粉房里的人还注意到，李文广兄弟和李秋菊姐妹的关系也有了变化，以往李文广兄弟端了瓢漏粉条时，脑袋上的汗是由秋菊姐妹来擦的，可今天姐妹俩的手再伸出去，他们的脑袋却坚决地扭开了。倒不是姐妹俩讨好他们，灶前的四五个人除了她俩都是男人，她们不想擦也得擦的，几年下来都成了习惯了。李文广兄弟这一拒绝，她们好不尴尬，却也只能忍受着，谁让她们家做的事，栽到人家头上了呢？
李文广兄弟，对人一向是和气的，还从没有过这样决绝的态度，大家便猜测，他们一定是无辜、冤枉的了，冤枉他们的，也一定是李秋菊一家了。
果然，在工作队走出粉房后，李秋菊就对李文广说道，文广哥，对不起，水是三定泼出去的，可广播的事，我们真是一点不知道。
李秋月没想到秋菊会抢在她前面说话，她悄悄踢了秋菊一脚，说，你呀你呀，这时候还有什么好说的？
李文广看看姐妹俩，没吱声。李文路接过去说，知道不知道谁搞得清，好好的怎么就成我们干的了？
李秋月不示弱地说，你什么意思，倒像是我们家有意陷害似的？
李文路说，要不是陷害，工作队在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话，人走了再说管个屁用呀！
李秋月不禁冷笑道，那要问你们自个儿呀，要真是冤枉的刚才怎么不说话？你们又不是哑巴！
李文路气极了说，我们不是真冤枉难道还是假冤枉吗？
李秋月说，你们冤枉，我们还冤枉呢，好好的跟阶级敌人扯一块儿去了，要不是你们，这事还上不了喇叭呢！
李文路说，谁是阶级敌人？你说谁是阶级敌人？
李秋月说，我是，我是阶级敌人还不行吗，可我要是了大伙也不能同意啊，是不是啊同志们？
李秋月是太争强好胜、太想占个上风了，说完她竟还嘿嘿地笑了两声。
大家却都默然着，没一个人回应她的话，奇怪她这时候竟还笑得出来，眼看活儿都没得干了，眼看粉房也要完蛋了呢。
再看李文路，脸都被她气白了，李文广一再阻止他说下去他也不听，跟李秋月一句递一句的，就像积了太多的仇恨一样。李文路对李秋月其实是有几分喜欢的，平时几个人围了大盔和面的时候，他总希望和秋月挨在一起，那种胳膊挨了胳膊脑袋挨了脑袋的感觉真是叫他迷醉。但跟秋月也仅是如此，一离开大盔，两人就疏远得跟路人一样了。也不知为什么，在灶前为他擦汗的总是秋菊，那时候秋月连个影子都见不到了，有一次掌瓢前他有意把毛巾扔给了秋月，但到擦汗时，毛巾又到了秋菊的手上了。那以后他便死了心，把刚刚生出的一点念想压下去了。既然人家无意，自个儿又何必有情呢。没了念想，也就不必客气了，活计上不客气，出了这种事就更不能客气了，谁干的就是谁干的，自个儿不便去说，她也该去说个明明白白。
于是李文路就指了李秋月说道，李秋月，你要是个有良心的，工作队的人就在门外，你跟他们说清楚去！
李秋月说，工作队又没点我的名，我干嘛要说清楚？还良心，一个富农跟贫下中农讲良心，你不觉得可笑吗？
李文路气得嘴唇都哆嗦起来了，抄起手边搅水缸的长棍就打过去，可棍也太长了，一举起来就顶在了房梁上，是空震得手又麻又痛，李秋月那边却安然无恙。长棍被李文广一把夺了下来，说，你再胡闹，我就拿它揍扁了你！
正在这时，队长开门走了进来，要李文广、李文路马上到大队部去。大家便问粉房怎么办？队长说，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四个都得离开，你们有谁能顶他们？顶不了，就只能散摊子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的，谁敢说顶得了，但还是问，散了摊子分红怎么办？队长说，工作队说了，是分红重要还是阶级斗争重要？一个人不知深浅地说，当然分红重要了，人总得穿衣服，不能光着屁股搞阶级斗争吧？大家哄地笑起来，队长也不由地笑了，见李文广兄弟还怔在那里，说，怎么还没走，快走吧快走吧，他们该等急了。大家这才收起笑容又去看兄弟俩。兄弟俩一直没笑，脸上是太厚的阴云，大家的笑就像另一个世界的风，一点没吹动那云。姐妹俩呢，也一样地没笑，看着兄弟俩走出粉房，也并无得意之色，那姐姐李秋菊，反而忽然哇地一声哭起来了。哭声将大家吓了一跳，就见妹妹秋月不满地摇晃着姐姐，说，哭什么，你哭个什么劲啊！
姐妹俩在那边一个哭一个劝，这边大家就给队长出主意，说李文路刚才说的也不是没道理，让姐妹俩跟工作队去说个明白，兄弟俩兴许能从轻处理，他们从轻处理了，粉房不也就保下来了？队长连连摇头说，你们想得也忒简单了，没听昨晚的喇叭，傻祥娘一字一句都得听人家的，人家什么不明白，还用听她们姐儿俩的？大家说，死马当成活马治呗，万一能行呢？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好性儿的队长经不住撺掇，终于到姐妹俩跟前，将这意思说了出来。秋月态度却是坚决得很，说这事跟自个儿没关系，他不是说有人陷害么，那就谁陷害让谁去说吧。秋菊两眼红红的，只是低了头沉默不语。队长不甘心地看看秋菊，说，你说呢秋菊，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要是能成，你们可就帮了队里的大忙了。半晌，秋菊才抬起头，看看秋月，又看了队长说，你找三定去吧，事是三定干的，让他找工作队说明白去！
也是在大家的撺掇下，队长真就去找了李三定。
让队长没想到的，是李三定远不像他的姐姐们那样强硬，一说立刻就点了头，跟了队长就出来了。走到街口，队长说，别跟了我呀，工作队在大队部那边呢。李三定才离开队长，独个往大队部去了。队长摇摇头说，还是个孩子呢。
大队部设在村子的中心，是一座地主家的老宅子，高门楼，四合院，石砌的台阶，砖墁的院子，房顶是一色的大青瓦，瓦顶的四角是翘入云端的麒麟头。那地主是个开明的地主，土改时没待没收就主动将房产归公了，自个儿则随儿子一直住在省城。现在，大青瓦上已有毛毛草长出来了，院里的方砖也变得凸凹不平了，麒麟头不知是雷击的还是被人打的，也只剩了一半只了，孤零零的，脸上都有些哀愁之色了。还是米囤固上任后，仿佛要增添大队部的气势，便在门楼上又加了一层楼房，高高地在了其它房屋之上，并把它当了专用的广播室，从中央到省市、到公社到大队，一级一级的声音，都是通过它传到村里的各家各户。由于是加盖的楼房，没有楼梯，须要登一架木梯才能上去。木梯吱吱呀呀的，要上的人先怯了几分，楼上的墙上又大字写了“广播重地，闲人免进”，上去的人就更少了，除了专设的广播员，上去的多是大队干部，每周一次的党支部会议就在这里召开。空间不算大，十几个人坐得满满的，但米囤固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不就是在一只船上开的吗，船能有多大？楼下专设有党支部办公室，办公室只是平时办公用，支部会从没在那里开过，米囤固对此也有说法：楼房是无产阶级政权自个儿修盖的，登木梯上楼干净，省得沾地主阶级的腐朽之气，地主再开明，那房子不也是剥削来的？
现在，李三定就走在门楼下面了，他抬头向上望了望，脖子折得有些疼，楼上的窗玻璃晃得眼睛也有些睁不开，他觉得这楼盖得一点不好看，傻高傻高的，快赶上电影里的鬼子炮楼了。
忽然有个声音喊，哎哎哎，你找谁？将李三定吓了一跳，循了声音望去，原来门楼右侧有间偏房，偏房门口站了个穿军大衣的小伙子。李三定便说找工作队。小伙子说工作队的人多了，是找老李还是老张还是小路啊？李三定说是昨晚和米小刚一起广播的那人。小伙子说那是小路，你进去挨屋找吧，不知在哪屋开会呢。李三定猜这大约就是金大良说的值班民兵了。小伙子的身后是个砖砌的火炉子，炉子里冒了红红的火苗，围了炉子有几个烤火的人，也都穿了军大衣，看也不看这边，顾自聊着什么。李三定想，若是做这样的值班民兵，倒也安然自在。
进去是一所很大的院子，院子四周是带走廊的房子，走廊比院子高出许多，由一级一级的石阶连接了起来。站在院子里，就像进了什么包围圈，要不是满墙红色的最高指示，李三定还以为到了报纸上批判的旧社会了呢。他定定神，先从南房开始，依次地东房、北房、西房……进一个门，就问工作队的小路在不在？人家摇头，他就进另一个门。这样出出进进的，同样的话也问了再问，他就不由地有些发慌。倒不是因为找不到小路，而是因为房里的人太多了，也不知哪里来的，许多门里都是烟雾缭绕的，就如同一个一个的洞穴。他站在亮处，“洞穴”里的人看他是方便得很，进一个门，齐刷刷的目光就投过来，他的慌就多上几分，这样慌上加慌的，没等把门进完，他脚下的鞋子就掉了两回，头上的汗也出来了，脸红得都快赶上墙上的最高指示了。其中的一个门里，二十几个全都是年轻姑娘，一式的绿军装，短头发，门上挂了“铁姑娘队”的牌子，见他进来，忽然爆发出了一阵大笑。笑声中他鞋掉了不说，脑袋还撞在了走廊的柱子上。笑声更升了级，哗——哗——惊涛骇浪一般，他话都没说出来就被吓跑了。下一个牌子，写的是“贫协会”，门里一群中老年人，在吐出的烟雾里大声争吵着什么，谁都抢了说自己的，谁都不肯听别人的。李三定把话问了一遍，没一个人理他，再问一遍，还是没人理，他终于没勇气问第三遍，就又往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