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阿崎婆一个人这样，其后根据我的观察，过去曾在海外当妓女的女性大抵如此。会不会做饭是当主妇的重要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们当主妇的资格就这样被剥夺了。
最后再谈一下她的住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没有厕所与澡房。
澡盆很贵，她可能买不起，阿崎婆习惯到不远的外甥家去洗澡。有几次她也带我去洗。她外甥家的澡盆是一个大铁桶，下边垫几块瓦，用火烧，十分简陋。洗澡间既无电灯又无蜡烛，只有一点点月光照进来。我第一次来这里洗澡的那天肩部有热烘烘的东西触我，我不由得绷紧身体定睛一看，在我的鼻尖处有一只大而黑的牛眼——阿崎婆外甥家的澡房设在牛棚的一角。
人不必每天洗澡，所以借外甥家的澡房倒也算了，而没有厕所对我来说可是大事。原先的房主像是建有厕所。在房子的东北角勉勉强强盖起来现已半塌的储藏室里，就有过去厕所的痕迹。起初我就想在那儿上厕所来着。可是阿崎婆制止我说：“那厕所别用了，板子都腐朽了，有可能掉进茅坑里去的。”我用眼神问她那应该去哪儿呢？她指着悬崖下边的空地说：“在那边，我也在那里解手，谁都看不见。”
如果还坚持到老厕所去，掉在腐烂淤塞的化粪池里我也经受不起，只好听阿崎婆的话，小便时空着手，大便时带着铁锹到崖下去，找地面较软好挖的地方挖一个小坑，大便完了用土埋上。我总担心会不会被在梯田耕作的村民看见，更叫人受不了的是，总有一些牛虻和苍蝇成群地飞来不择地方地乱叮裸露出的皮肤。
就我所知，阿崎婆的生活是我所见过的最贫穷的生活。所以对在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生活惯了的我来说，与她的共同生活实在是很苦，像死一般难耐。我曾有几次，不，几十次地为缓解自己的痛苦想掏出钱来买白米、买肉、买鱼，想购些木材来请人修一个简单的厕所。这些事用我带来的钱都能做得到，也是与她共同生活的我应做的事。
可每逢手触到钱包时，我都责备自己，你打算与阿崎婆同吃同住，才来天草访问的。如果你不能每天三顿吃麦饭。坐在腐烂的成了蜈蚣窝的蹋蹋咪上、睡在几千个异国男人躺过的婆罗洲棉褥子上，不能在崖下挖坑大小便的话，她能把你看成是同一立场的人吗？能把她海外妓女的真实生活告诉你吗？现在的你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阿崎婆的好意，与她一起过贫穷生活不是应该的吗？
我在三周的共同生活中不仅没有用金钱帮助阿崎婆，而且过着她平时过的普通的生活。成天到晚地吃拌着一点儿红米饭的麦饭加上盐煮土豆泥，对我来说像在地狱一样苦不堪言。不吃的话我就听不到这个人掏心窝的话，如果吃了就是得到了通往她心灵的通行证。这样一想我数着饭粒也吃下去了。
就这样过了十天左右，我开始很随意地问阿崎婆在海外的生活。当夜晚铺婆罗洲棉褥子的时候，我从婆罗棉的话头转到她几岁去的婆罗洲，那时候婆罗洲有多少日本人，都做什么样的工作等等问题上。可是阿崎婆没给我正面的回答。她说：“去婆罗洲的时候我还小。”究竟为什么被卖到婆罗洲的，走的哪条路线，怎么去的，当时她是什么心情，全闭口不谈。
我并没有打算写一般的海外日本妓女的访谈录。正因为如此，我才考虑住进天草岛的。可是过了一周、十天还没有成果，我可真有点着急了。
可是，那以后不久阿崎婆却把我想知道的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之所以有这个变化，我认为是村民们对我产生了怀疑。村民们公开的疑念当然是我到底是不是阿崎婆的儿媳。她独生子勇治的妻子一次也没到天草的婆婆家来过，连阿崎婆也只见过照片，应该谁也没见过她。但是金发盲女的大儿媳好像说了这样的话：“我去京都时到勇治家吃了顿晚饭，他妻子比那个女人矮，比她胖。”这金发女人的儿媳妇还为我着想，毕竟去她家洗澡所以彼此也熟悉了，上述的话她只说过一两次，而金发盲女是大闲人，她逢人便讲，搞得全村人都知道了。
不久，全村人没有不知道这事的，只有我本人不知道。所以，有一天鱼贩子给猫送竹荚鱼时，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告诉他我住在东京，对东京街道很熟悉。这件事传来传去，使村民们更加怀疑了。
于是以金发盲女——阿崎婆的嫂子为首，全村人都对住在阿崎婆家的我产生了疑问。考查的结果是“那个女人要不是阿崎婆在婆罗洲的私生女就是阿崎婆别的妓女同伴的孩子。肯定是好不容易才找到阿崎婆的。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也许是搞风俗行业的，有什么大难到这儿躲难来啦。”
实际上正如后文将介绍的，阿崎婆的同伴大江的富美有孩子，海外日本妓女有时不得已生下孩子来当私生子养着，这种例子不少。所以阿崎婆若有一两个私生子也并不奇怪，其中一个仰慕生母来访也是有可能的。即便不是阿崎婆本人的孩子，是她当妓女时朋友的孩子也可能大老远的来访问她。与这两种推断比较，风俗女来躲祸的说法有些牵强。可是村里人只考虑长期住进曾经是海外日本妓女的阿崎婆家的女人准不是所谓正经的女人，而且我的脸上残留着十几年以前遇到的一次意想不到的事故所留下的几道疤痕。这也成为一种根据，村里人依它推断我是风俗女。
村里人断定我是以上三种人之一后，忽然对我难以想象地亲热起来。这种亲切是来自一种优越感。他们认为我是不幸的可怜的女人，尽量可怜我。他们想这女人若不是妓女的孩子就是风俗女，反正比正经人低一等。
而且，这些闲言碎语也微妙地影响了阿崎婆，她对我的态度比以前更加融洽了。她依然不问我是什么人。夜里躺在床上听秋虫鸣叫睡不着的时候她常常跟我聊几句。比如：“告诉你，男人啊可坏啦。多好的男人也不要对他认真。你要真正认起真来就要误自己啊。”她的口气是把我看成和她同样立场的人，作为长辈的她要把生活经验告诉我。
我用一种痛苦的心情听着，这些是她几十年海外妓女生活留下的人生智慧的总结。
我们彼此没有什么隔阂之后，我问阿崎婆她在婆罗洲的生活，她和以前不一样了，一点儿不隐瞒地全都告诉了我。客人是哪国的最多，一晚上接多少客，收客人多少钱，对卖淫这行当有什么感觉，她是怎样进人皮肉生涯的等等。
我了解这些也不是一口气问个没完，而是作为共同生活者能了解多少是多少。因为是偶尔兴之所至的谈话，不免有些零碎。刚说婆罗洲山打根的事，一会儿又谈到阿崎婆小时候在天草的事儿，接着又回到妓院的事。
我必须尽可能精确地记录。用录音机当然是不行的，甚至不能在现场做笔记采访。我每晚听阿崎婆讲她自己的故事，然后又反复回味，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在脑子里。第二天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便拼命地写在信纸上，然后投入村里的邮筒里。我反复地重复上述的过程。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村民们无论在任何场合翻动我的东西都发现不了什么秘密，当然阿崎婆是文盲，我从不担心她会如何；二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采访素材都安全地在东京我丈夫手头保管。
这样的采访生活大约过了三周，我好容易对她的历史和海外妓女时代的生活有了大致的了解。下一章记叙的是我从她那里听来的简略的生平。当然，这是断断续续听来的，采访过程本身就已经加上我主观的解释。我的采访谈不上能完全代替她，只以她的口气叙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只好隔靴搔痒，借阿崎婆的第一人称叙述来谈她的一生吧。
此外，阿崎婆是文盲，也认不得片假名和数字，所以从她那里听来的人名、地名只用其音，不知汉字适用哪个。我回到东京后让有关单位寄来了她谈过的人的户口复印件及有关文件，尽量复原了这些人名地名的汉字。但也有限，所以不能复原的就以片假名代替了。这一点请读者见谅。
阿崎——一个海外日本妓女的故事
我也不知道我是明治哪年生的。生日是一月二十九日，这倒很清楚。今年七十二岁了。那年我独生儿子勇治娶媳妇我从村里拿出户口看，说是明治四十年生的。可是，那一准儿是错的。我爹娘是不爱去村公所的，所以我生下来也没给我报户口，直到我十岁要到外国去了，我妈才到村公所给我报了一个户口①。所以我真实的年龄与村公所户口整整差了十岁。为了这个原因，附近与我同年的人都从政府领到养老金，而我连一个钱也没拿过。
①根据户口抄写件，山川崎作为山川万藏、山川里的一二女儿于明治四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生于熊本县天草郡XX村大字XX一千六百二抬番地。兄矢须吉于明治二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出生，昭和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死亡。姐姐吉于明治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出生。
我父亲叫山川万藏，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个村子里种地。我家过去也有过一些地。我四岁的时候，我父亲病死了。他长的什么样，是什么脾气秉性我不知道。哥哥矢须吉比我大四岁，要活着的话，就会告诉你，父亲死时他已经八岁了，他准还记得。父亲已经死好多年了，他特别喜欢赌博，田地都输光了。夫妇两人到富人家去打短工。
我母亲叫阿里，是同村川岛家嫁过来的。脾气不好——我这样说我亲生母亲坏话，虽然不好，但这是实话，只好让她多加包涵了。
那时有地都难生活，更何况夫妇两人靠打短工，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一定很紧张吧。再加上三个孩子，哥哥矢须吉、姐姐阿吉和我负担更重。爸爸活着的话，日子还好过一点，可他得病死了，日子就过不下去了。过去住的大房子也卖了。房子卖了没地方住，妈妈的哥哥对我们很好，在卖掉的房子边上盖一间小屋叫我们一家人住进去。只能铺四个铺席的房子实在太小了。我四、五岁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要搬到这样小的房子来，常哭闹。我说：“妈妈，阿崎我要回到大房子那儿去。”大家对我没办法。
后来呢，我妈打零工更加努力了，刚十岁的哥哥到附近农民家当小长工，说是为了少一个人吃饭。即便如此，我们家的生活也没能改善。早上起来，光喝凉水到中午，日落天黑连个白薯秧也吃不到。大人也一样。你想想，食欲那么旺的小孩子，一天到晚吃不上东西该多可怜啊！
过了几年，母亲要再婚了。我父亲的二哥德松伯父的老伴死了，续弦娶弟媳妇也顺理成章。德松伯父那时候多少岁我不知道，他和他老婆生了六个孩子。他的大女儿比我母亲只小三岁。这个大女儿在我母亲再婚的时候已经不在家了。她去爪哇后干的是和我后来一样的行当。不知什么原因，她成了聋子，回到日本，在我母亲嫁过去十年的时候死了。真可怜啊。
我母亲嫁到德松伯父那里去的时候我才几岁。因为德松伯父那里有好几个小不点儿的孩子，没人给做饭。我们家又穷得连白薯都吃不上，所以两家合起来过会好点，就这样我母亲就再婚了。准确点说，德松伯父娶我妈的条件是：答应照顾我们这三个孤儿。
妈妈对我们讲这件事时我认为很自然，所以也没赞成也没反对。矢须吉哥哥强烈反对来着，我也忘了为什么那么强烈地反对的原因。这一晃已经六十年了。哥哥信佛，可能说过再婚对不起死去的父亲。即便如此，母亲还是嫁到德松伯父家去了①。我们三个孩子没跟过去，决心在原先的小屋子里一起过。我还记得我们双眼满含眼泪叹息道，抛弃我们嫁到别人家的妈妈不是我们的妈妈。
①据户籍抄本，山川崎之母山川里明治六年三月六日出生，大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与天草郡XX村大字XX千六百五十七号户主平民山川德松再婚。
那时哥哥已经不当小长工了，他到附近三菱煤矿当矿工了。母亲再婚后，他辞职不干矿工，呆在家乡。哥哥在附近租了块地种点麦子和白薯。姐姐和我都使劲帮他，生活也没变好。我从七岁起给正田家看小孩。整天背着一个叫喜则的小男孩。我的个头比常人小，所以用兜兜背在我背上的孩子的脚几乎和我的一般长。那家管我午饭和晚饭，一年的佣金是四日元。
我必须那样干活儿，所以我一天也没上过学。哥哥、姐姐和我都没上过学。当然那时不上学的不仅是我们一家。和现在不同的是，那时村里不上学的孩子多得很，一点儿也不奇怪。只是因为我没有上过学，一个大字也不识。你们年轻人多好啊，说真格的，书本、报纸都能读懂，往哪儿写信都成。我是一个睁眼瞎。到外国去的时候自己亲自写一封报平安的家信都不成。往家寄钱的时候也得请别人代笔，来了信还得让别人给念。你是不知道，真别扭呀。
我的话头扯得太远了。兄妹三人起早贪黑地干，毕竟孩子比不上大人，到了冬天，盛粮食的柜子，放白薯的桶都空了，连麦粥都喝不上，只是喝些白薯糊糊，和原先住的大房子比，后来住的小屋连蹋踢咪都没有了，从山上拣来枯枝烧烧，兄妹三人饿着肚子坐在铺着板子的房间，脑子里想的全是吃的。我们恨自己的母亲，认为她不再是我们的母亲了。但是在这样的夜晚我还是挺想我母亲的。可是若我把这告诉我哥，他会生我的气，所以我只好紧闭嘴唇忍住不说。
嫁到德松伯父家的母亲不常来看我们，虽然不是一个自然村的，但还是同一个行政村，若她常来看看我们该多好啊！她不来不是不疼爱我们，实在是怕德松伯父和他的孩子们不高兴。
在这种情况下，给我们盖房的舅舅和妈妈的另一个姐姐——没孩子的姨母常来看我们。他们问我们身体好不好，吃得上饭吃不上。她做了年糕放在盆子里给端来。白薯收获后。他们也拿些来给我们吃，常鼓励我们说：“兄妹三人要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