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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霜死了以后。阿霜的亲戚自然不收留松男，松男也不想留，刚刚办完丧事就按阿霜说的去大江找亲母了。他到处打听：“您认识吉本家的富美吗？她家在哪儿？”他是婆罗洲出生、长大的，只会说马来语和英语。日语只会讲只言片语，费了老大劲儿才找到母亲。
好容易找到富美——富美该多么高兴啊，就一起生活了。起初因他不会说日语，只好干些体力活儿。也娶了媳妇——是富美姐姐的女儿，她姐姐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曾去朝鲜挣钱来着。
按富美的话说，松男对她挺好的，媳妇又是亲上加亲。可她娘家老来找麻烦，她不大喜欢儿媳妇娘家，今天你去大江看看就会明白了。松男的媳妇瞎了一只眼，人也挺厉害的。她总冲松男发脾气说，“只生不养，你还拿她当妈。”松男是个好孩子，把妈妈照顾得挺好。从小富美就把他托给阿霜，后来干脆不管了。上次富美流着泪对我说：“这孩子是给了人的，可长大成人之后来找我，我只不过是生了他而已，他竟对我这么好！”瞧那儿，朋子，你瞧那儿。隐隐约约看得见一排房子不是？那就是大江镇。我只记得富美的家好像离邮局挺近的，有条路向东走还是往西拐，我就是记不住路。
我们来到了大江。它徒有镇的虚名，主要街道上有个邮局，横向走不远，是发散腥味儿的泥路，两侧是铅皮屋顶上放石头的杂院，因临海泥路难走，地面也较高，而且每家的屋都比我的个头儿矮，可能为了防海风想出这办法。门户都敞开着，家家户户内部光线都很暗，整个村庄的赤贫显而易见。
阿崎婆拉住正在玩耍的孩子问：“富美的家在哪儿？”孩子们只是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于是，她走进一户敞着的门大叫：“有人吗？富美的家是不是在这一带呀？是哪家能告诉我吗？”
从里边出来的是一位面貌端正的五十岁左右的渔妇，她说“富美的家就在附近……”之后停住了，上下打量着我们，意思是你们是她什么人呢。阿崎婆体会了她的用意，连忙自报家门，说我是阿崎，是从某村来的，我和富美在国外是朋友。村妇立刻不再见外，亲切地说：“哎呀原来你就是阿崎呀！富美多想见你一面呀！可是，富美她……她三年前得重病去世了！”阿崎婆和我像是被闪电击中了一样呆立不动。我们一直以为富美活着，可她已经于几年前离开了这个世界。
从大江村到阿崎婆的村子也就十公里的路程，对于城里人说，十公里算什么？像眼和鼻子一样的距离那么近。纵是远隔千里也可以用打电话、写信等方式互相联络。然而，曾经当过海外妓女的老人们呢——想寄封信也写不了，想打电话，家里又没有，想乘车去见见老朋友，既无时间也无经济能力。仅隔十公里就像远在天涯，不用说重叙六十年友谊了，连生死离别的消息都得不到，我深深地体会到她们的悲惨命运。
那位五十岁上下的渔妇一边反复说阿崎婆的来访太迟了，一边带我们去富美家——也就是她儿子松男的家。他的家也在路旁渔民杂院里，房间只一间，居室为六铺席，又加盖了一间三铺席的。昏暗的房里有一个煤烟熏黑的灶。
村妇一招呼，从里边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脸膛被太阳晒得红中透紫，这就是松男。他即刻把我们让进了屋。阿崎婆寒暄几句就蹲着靠近佛龛，一屁股坐下。她双手合什，像是对活人说话似地大说道：“富美，你怎么死得这样早啊！我一直以为你健在呢！我来晚了！原谅我吧！”她要烧香，我在她身后帮她点上火，我也点燃了香，双手合什。佛龛里只有一个白术的牌位和一张女人的照片。
啊，这就是阿崎婆的挚友富美呀。照片上的女人不到三十岁，大约是婆罗洲时代拍的照片吧！穿着和服的她，亭亭玉立，圆睁的秀眼水灵灵的，与梳的日本发式十分相配。如果是今天，也无疑是一位回头率极高的美人。
在富美的灵前拜过之后，我照例被介绍成是阿崎婆的儿媳。阿崎婆与松男边喝茶边谈起富美的事情。不久，松男媳妇也回家来了。回到日本时才二十岁的松男只会讲英语和马来语，现在讲的竟是一口地道的天草土话了。
据松男说，富美是三年前——昭和四十年二月六十五岁时逝世的。战后二十年富美一直跟着松男在这里生活，身体没什么毛病。逝世前一年春天开始不断地诉苦说：“头痛，脑袋发重，压得难受。啊，简直要发疯。”这前后，从手脚开始长的疥癣一点点地蔓延到全身。用高价从药店买来的药物，怎么也治不好头痛和疥癣。富美终于在痛苦之中死去了。松男说起他母亲时说：“老太太躺倒之后，每天端屎端尿的都是我，我妈像是口头禅似地每天都说谢谢啦，谢谢啦。我对得起母亲，她死而无憾。”
松男和他老婆还有正与他们交谈的阿崎婆，都确信富美的病单纯是头痛和皮肤病。可我，听着听着一阵凄枪的感觉袭来，止不住地想流泪。夺去富美生命的病既不是头痛也不是皮肤病，实际上是梅毒。她诉说头痛，像要发疯，也许是梅毒螺旋体侵入了大脑，被人们看做是疥癣的皮肤病也许是螺旋体在皮肤上的反映。事实上，回到东京以后，我向母子爱育会附属爱育医院妇科的野末悦子询问过，其结果是富美的病大约是脑性及皮肤梅毒。
我感到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打击。过去我一直认为，比起在偷渡中丧失性命，或远离家乡客死异国的海外妓女，那些经过种种曲折归国的人更幸福，现实却完全不是这样。
大家知道感染梅毒之后，不会立即发病，往往有十年、二十年的潜伏期，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病。如病毒侵入脑和脊髓，症状就像精神病一样出现妄想，随着脑细胞的麻痹会导致死亡。如在皮肤上发病的话，被全身起的肿物百般折磨，不久也会惨不忍睹地死亡。在抗生素大量发明的现代，只要病不被耽误，还是有治愈的可能。即便如此，它依然是一种令人恐怖的病。
如果富美的死因是梅毒，那病菌就是在她长期的卖身生涯中侵入的。据阿崎婆讲，她们害怕得病，每每毫不倦怠地用大夫给的药水洗下身。可是梅毒螺旋体是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极小的细菌，所以无论是医生还是本人都不会发觉病菌已潜入体内，这是完全可能的。经过千辛万苦回到日本的海外妓女之中，一定有无数人年轻时在异乡感染了梅毒，经过几十年后发病致死或现在还挣扎在死亡线上。不仅如此，现在看还很健康的人，体内梅毒螺旋体侵噬不知何时突然闹起来也未可知。阿崎婆就是其中的一个。——对于原子弹受害者来说他们不知何时发病，发了病也没办法治，在他们眼里，二战结束二十七年的今天，战争还没有结束。同样面对过去曾是海外妓女的人来讲，海外妓女的生活也仍未结束。那天下午四时，我们告辞了松男又徒步回到阿崎婆的家。过了一两天，我想再次访问松男，听听他讲北婆罗洲，更重要的理由是阿崎婆手头上当妓女时的照片一张也没有，而富美遗物之中却有很多。于是，我就跟阿崎婆商量，给松男寄了一张明信片，上边写道：“我母亲想看旧时的照片，几天后我将再一次访问你家。”几天后的下午，我一个人去他家访问了。
我抵达的时候，松男出去干活了，家里只有他老婆在。她说：“不到六点他不会回来的。”我就坐在三铺席小屋等。他老婆给我泡了一杯茶之后，就在狭小的屋里干这干那，我煞费苦心地和她拉些家常打发时间，她只用那充满警惕的眼光来瞧我——是不是她右眼瞎了，总让人看见她翻白眼，才让我有那种感觉呢？
过了六点，松男回来了，洗手洗脚后上了铺着席子的里屋，立刻拉开壁柜拿出一本老相册。他说：“这就是母亲的照片，因为放在壁柜的深处，找出来好费劲。”说着，把相册放到我面前。
阿崎婆是日本战败后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的，所以不用说带回相册啦，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而富美就和她不一样了，在富美的大相册里贴着许许多多山打根时代的照片。我一打开相册，有东西哗地落了地，拣起来看，那是两本写着富美名字的护照。我把它们放回原处，继续翻看。有山打根街道、港口的照片，也有富美与朋友们的合影。一位富美的朋友穿着贵妇的洋装与白人男性的合影，不知是在几号馆门前，很明显是在妓院门前拍的。花费时间仔细看一看，那照片中的一张一个年轻女人长得很像阿崎婆，另外一张是年轻漂亮的富美抱着一个一岁不到的男孩坐在椅子上。如果阿崎婆在场，她一定会从中认出哪位是岛原的八重，哪位是阿霜，哪个是人贩子由中太郎造，哪位是松男的父亲安谷喜代治。
旧相册很重，但它在我心中的份量更重。她们在山打根生活的一鳞半爪，已经以图像的形式定格了。想到这，我的心情十分虔敬。下边该考虑的是如何把照片搞到手。
于是，我把一张阿崎婆青年时代的照片挑了出来说，“如果我妈看到这照片该多高兴啊！”得到松男的允许，我可以拿走照片了。我知道能借出照相册是最佳方案，但我与松男夫妇是第二次见面，谈不上深交，而且这个要求也不好说出口。
时间过得很快，末班公共汽车早已经发出了，我本打算完事后下一站去高滨——由中太郎造这个人贩子的老家，这回也搭不上车了。松男劝我在他家住下。吃过晚饭休息一会儿，松男说：“还有钓乌贼鱼的活儿，还得出去一趟。”就走了。他老婆还有住在近处的堂妹，刨根问底地盘问我说，什么你看上去不是天草人啦，那你是哪儿人呐，阿崎婆的生活怎么样啦，我好不容易杀出重围，十二点睡了觉。但是我心里惦记着相册，怎么也睡不着。因我找借口说阿崎婆要看，富美去世之后被扔在壁柜里垫在各种杂物底下的相册，才被找了出来，明天早晨我一离去，它又会被扔进壁柜永不见天日。可是，对我来说——更应该说对日本海外妓女的历史，进而言之对近代日本女性史来说，富美的相册是最贵重的证言之一。当时我们能见到的海外日本妓女的照片，是在《村冈伊平治自传》中所收纳的。除此之外则没有了，那样的话，我是不是有义务让这些照片不被埋没，让世人了解这段历史呢？
辗转反侧的我，心中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把这些照片和护照偷走。这辜负了留宿的松男夫妇的好意，简直是恩将仇报。如果事发，我还可能会被天草警察拘留，但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是为了将埋没了的日本海外妓女的历史恢复其本来的面目才做的。松男夜里打工钓乌贼鱼的活儿听说要到夜半三点才能结束，在这之前，我抱着那本相册逃出这个家，在野外露宿，或不停地赶夜路吧！
不知时间过了多久——在六铺席的大屋里放着三套被褥，我睡在里边。我偷偷地在昏暗的灯光下窥探邻近的松男老婆的动静，仰面朝天睡着的她还微微地打着鼾。很明显她睡得很熟。我把叠起来放在枕下的裤子拿出来，在被窝里穿好后鼓励自己说：“是时候了，现在开始动手吧！”
可是，尽管我不止一次地想是时候了现在开始动手，还是没能站起来把放在房间角落的相册拿到手。如前所述，那女人右眼瞎了，为此，她的右眼不能完全闭上，睡着了也和醒着一样半睁着，反射了不大强烈的灯光，她的眼发出白光。毫无疑问她正在熟睡，但我却总觉得她那半睁的眼正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终于写到我不好意思写的一段了——一夜无眠，当天大亮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机会。在松男的老婆去厨房做饭，松男去洗脸的当儿，我装做看相册，把几张特别希望到手的照片撕下来又加上两本护照放在一起，藏到了衣服底下的胸口处。我旅行时下身穿长裤，上身穿着我丈夫的男式旧毛衣，所以可以把它们藏在毛衣里。
听说向高浜、下田去的公共汽车八点多出发，我就做了出发准备。这时让我心惊胆颤的事情发生了，仿佛我血管里的血全凝结了。松男拿起相册说：“啊，该把它收起来了。我母亲也不在世了，没有人看了。”然后他就一页一页地迅速地翻着相册，几个地方都扎眼地留有取下旧照片的痕迹，两本护照也没夹在里边。松男结结巴巴地说：“啊，照片呢……护照也……”然后，抬眼看着我。为掩饰自己的惊恐，我已经竭尽全力，所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松男也相对无语。对我来说，这几秒钟竟是那样漫长。正在这时，原来在厨房的松男老婆用围裙擦着手带着那深表怀疑的眼神进屋了，边进来边问：“当家的，怎么了，发生啥事儿了吗？”已经不能蒙混过关了，我做好了瞬间之后被众人围打送到警察那里去的精神准备。可是，松男出乎意外地对他老婆说：“啥事儿也没有。”然后他就手拿了张报纸，胡乱地将相册包起来，打开壁柜向深处扔了进去。
我向松男夫妇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些道别的话，头也不回，疾步向汽车站去。照片和护照在我胸前隆起部位之间摇晃，它们的边角刺得我好疼，然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