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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实际上被一脚踢出这个社会了。叔叔的判断在我心中不断响起，我觉得几乎具有了真实的意义，从而使我得以在家庭感情内部也看到我们的世界那寒冷的空间……。②卡夫卡成长的家庭、民族和社会环境前面已有所涉及，这些对于造成卡夫卡的恐惧心理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晚年那封《致父亲的信》对于“专制有如暴君”的父亲所实行的家长制统治，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极大的扭曲和创伤。单就父亲那咄咄逼人的强悍与魁梧的体魄就足以使他自卑与敬畏交织不已了。小时候，一次与父亲在游泳更衣室里脱衣后的两个形体的互相对照，那种“小巫见大巫”的感觉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我又瘦、又弱、又憔悴；你又宽、又大、又强壮。
卡夫卡是一个不接受习俗中的伦理观念的支配，而要求个性充分独立的现代① 卡夫卡：《1902—1924 年书信集》317 页。
② 卡夫卡：《致密伦那书简》191 页。
① 卡夫卡：1913 年 1 月 14—15 日致菲莉斯·鲍威尔的信。
② 卡夫卡：1911 年 1 月 19 日日记。
① 卡夫卡：1919 年《致父亲的信》。
人，他没有从血统中去寻找强大的支撑，相反，父亲越是坚强有力，他反而越加感到自己受到的威胁。因为他认为一强一弱的对比，是新旧力量在两个个体生命上的体现。
受歧视的民族出身和民族地位，卡夫卡“始终”视之为压抑他生命力勃发的一种“危险”力量。晚年在致密伦娜的大量信件中，他一再提醒对方不要忘记这点：
有时候你在谈到将来时，是否忘了我是个犹太人？（j asne＇，nezaPleten e＇）②作为犹太人，这始终是危险的，哪怕在你的脚下。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特别提到：
你①是犹太人啊，知道什么是恐惧。
就在致密伦娜的大量信件中，卡夫卡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一个信息：他对“性”
怀有恐惧。卡夫卡一生中对女性都表现了一个男子应有的热情，也多次恋爱过，而且也不止一次跟女人睡过觉。这种行为甚至在他和第一个对象即菲莉斯·鲍威尔认识以前就发生了。还是大学生的时候，他就跟一个年青的女店员先后在旅馆里睡过两夜。但恰恰从那时候起，在他从这两夜的行为中得到“慰藉”之余，他开始厌恶起性行为来了，谴责它是令人“讨厌”的“脏事”。
后来，在涉及这类事情的时候，总是把它视为“污秽”的事情。他还认为那些“长得最美、打扮得最漂亮的女性恰恰是些荡妇”。而他声称，还是小伙子的时候，他对性生活就是“无动于衷的”，人对它“就象对待相对论一样漠不关心”。③在与青年朋友雅诺施的一次谈话中，他对女人还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女人是陷阱，她们在各方面都虎视眈眈地盯着男人，随时想把他们拉到“终于”和“最后”的状态中去。如果你心甘情愿地跳进陷阱里去，那么她们是不会有危险的。
应该说，卡夫卡对女人作这样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明显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人们普遍地注意到，卡夫卡作品中的女人多半是“不干净”的，尤其是在涉及跟“性”有关的场合，往往用肮脏的地方来陪衬。
例如《城堡》里就有这样的场面：一群妓女排着队走进马厩里去过夜；《乡村医生》中的那两匹“神马”是从猪圈里跑出来的。很明显，在卡夫卡的心目中，这些人们跟畜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行为只配由牲口栏来接纳。
说到这里，人们也许不禁要问：卡夫卡对女人和性问题的这种看法为什么没有妨碍他对爱情的追求呢？是的，这又是卡夫卡的“独特性”的地方。
卡夫卡将爱情视为纯粹的精神生活，从而把它与性行为绝对分开。他说：
② 捷克语：清清楚楚，毫不含糊。
① 这个“你”指卡夫卡自己。
②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51 页。
③ 见《卡夫卡传》北京出版社，1988 年版，230 页。
④ G。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译文参见《卡夫卡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233 页。
什么叫爱情？这很简单，在高度和深度上无限地扩展、丰富我们的生活，所有这样的东西都是爱情。爱情本身好比交通工具，它是不成为问题的，成问题的是驭手、旅客和道路。
在一封致密伦娜的信中，他对性与爱问题说得还要清楚：“同相爱的人性交，必定会失去对那个人的爱情。”②但是，正是这一观点，使卡夫卡在与密伦娜的恋爱中陷入深刻的矛盾：
他火热般地爱着密伦娜，而对密伦娜要求与他见面又怀着极度的恐惧。因此让人有理由怀疑他有生理上的障碍。然而密伦娜可是个年青（二十五岁，比卡夫卡小十三岁）、热情、开放型的女性，对于卡夫卡这种局限于纯精神领域的拍拉图式的爱情她是忍受不了的。因此，毫不奇怪，他们俩的爱情最终只好导致分离。
卡夫卡对性的态度，是他对世界总体感受的具体表现之一。无独有偶，在这点上人们想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人创始人克尔恺郭尔。克尔恺郭尔的《恐惧概念》对此有更详尽的阐述，而且，卡夫卡的其他恐惧征象和有关观点也与他相同。比如，两人都认为，恐俱就是罪孽的标志，所以判决是不可避免的。再如，两人都认为，内心世界受到外来东西的“侵犯”是十分令人恐惧的。克尔恺郭尔说：“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感压迫着我的灵魂。”卡夫卡则说，他的恐惧出于“内心的反叛”：
我所担心着的、瞪大眼睛担心着的、使我莫名其妙地坠入恐惧深渊之中的（假如我能够象沉入恐惧之中那样入睡，我也许早就死了）仅仅是那种内心深处对我的反叛。
这“反叛”是卡夫卡对存在进行思考的结果，而这结果是以悖论的形式出现的，下面这段话是他晚年说的，具有典型意义。
写东西越来越恐惧了。这可以理解。每句话在精灵们的手中一转（手的这种敏捷转动是它们的典型动作）就变成矛，反过来针对着说话的人。
②悖论即“怪圈”，是卡夫卡思考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而且支配着他一生的行为。每件事，他都站在正面观察，然后又站在背面去衡量；正的和反的往往互相抵消。这样，使许多事情在决定性的时刻，都被他“内习的反叛”推翻掉了。就以两性关系为例：最初，他与店员姑娘发生那段风流韵事时，分明是对性的好奇与渴望“狂暴地”把他“拉进了旅馆”，之后又后悔了，诅咒起那件“肮脏的事情”，井对那位“善良的姑娘”产生了“敌意”。后来与柏林姑娘菲莉斯·鲍威尔断断续续五年这久的关系，分明是出于“成家的愿望”，先后两次与之订婚，却又由于对“陷阱”的恐惧，两次解约。之后是对密伦娜的爱情，这是他有生以来最热烈的一次，但他又因对“性”的恐惧而导致中断。无怪乎他一生中的外部生活起伏很小。这一表面现象掩盖着他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他自白说：
① G。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参见《卡夫卡传》北京出版社 233 页。
②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参见《卡夫卡传》同上，273 页。
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55 页。
可以说，我的生命、我的存在都是由这种地下的威胁构成的。
他甚至认为：
我的本质就是：恐惧。
这就把问题说穿了！理所当然，这样的人是没有缘份享受片刻的安宁的，正如他所说：
安宁永远都是不真实的。
既然如此，他就干脆承认了恐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并且变拒绝为欢迎：
…… 不必去谈论我以后会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远离你的地方我只能这么生活：完会承认恐惧的存在是合理的，比恐惧本身所需要的承认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这么做不是由于任何压力，而是欣喜若狂地将全身心向它倾注。
在此我们仿佛又听到了尼采的“强力意志”（一译“权力意志”）的音响了！
正如极度的孤独会转化成对孤独的渴望一样，这里，频繁的恐惧，反而激化成对恐惧的拥抱。因此，《判决》中的主人公在被父亲判处死刑后，他毫无抗议，毫无犹豫，“他急忙冲下楼梯……他快步跃出大门，跨过马路，向河边跑去，他已经象饿极了的人抓住食物一样紧紧地抓住了桥上的栏杆，象个优秀运动员似地悬空吊着。”等到一辆公共汽车驶来，它的噪声足以掩盖他的落水声时，“他就松手让自己落下水去”。《诉讼》也是如此。它的主人公被控告后，开始慷慨激昂，抗议法院的无道，并竭尽全力申诉。但当这一切努力无不证明无济于事之后，当最后两名刽子手半夜里突然把他逮出去处决时，他却无动于衷，而且在行刑时，他还帮刽子手的忙，以便让他们干得更利索、更漂亮些。两部作品的这些近于黑色幽默式的描写，都写出了主人公在经受了足够的死的恐惧的折磨之后，已经战胜了这种恐惧，因此反而视死为解脱了。
最能反映作者这种恐惧的精神特征的是动物譬喻小说《地洞》主人公那种惶惶不可终日时挖掘迷津暗道式的防御工事的紧张情绪，完会是现代的芸芸众生精神情状的写照，也是时代危机的一种征兆的投射。不过按照存在主义的美学观点，恐惧感也象孤独感一样，是失去了价值观的“荒诞人”的存在的基本体验。
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172—173 页。
② 同上，53 页。
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172—173 页。
②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86 页。
审父情结熟悉卡夫卡的人都有一个突出的感觉：他与父亲的关系始终十分紧张，而且在他的创作中有着浓重的投影。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个“白手起家”的中等资本家，他备尝创业的艰辛，深知这份从人生角逐场上得来的“猎物”——那些妇女用品商店来之不易，必须调动全家大小所有的力量来保卫它、巩固它、扩大它。四个儿女中作为唯一的儿子，他对卡夫卡无疑是寄托着最大希望的。不料这位长子在性情、气质、志向方面都与自己大异其趣。弗兰茨·卡夫卡勉强服从了他的意志学完了法律以后，就一心扑在文学上。但文学对赚钱有什么用处呢？父亲自然不能予以理解。所以第一次解除婚约（那是 1914 年）后，创作上正处黄金时期的卡夫卡要求父亲暂时资助两年，以便辞去保险公司的职务，去慕尼黑或柏林专事写作，他的这一请求遭到父亲的断然拒绝。
离开布拉格我会赢得一切，这就是说，我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心境平和的人，使自己的能力得以发挥，……并可获得一种真正生活在世界上的感觉和持续的满足感。
同样，父亲要求卡夫卡协助一个妹夫（一家工厂的厂主）管理工厂，认为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工作，卡夫卡也断然拒绝了！总之，父子俩在各自认为最重要的事业上都互相得不到支持。
但父亲占有绝对的优势：他是一位按传统习惯进行家长式统治的家长，这对一个呼吸到新时代的新鲜空气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忍受不了的。敏感过人的卡夫卡从小就感到自尊心受到损害，感到他的“独特性”受到“最后的判决”。②成年后在婚姻问题上又一再受到父亲的蛮横干沙，尤其是那些在社会地位和财产上不是门当户对的平民姑娘，一再受到父亲的歧视。当卡夫卡第一次把结婚的意向告诉父亲时，父亲不仅不予支持，反以这样一番话加以奚落：“她也许随便找了一件衬衣穿上，就象所有布拉格的犹太女子那佯，于是你就决定要娶她了。而且越快越好，恨不得过一个星期，明天，今天就要。
我真不明白，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又是个城里人，你除了见到谁就马上想娶谁，就想不出别的主意来了吗？”③对于父亲的这番羞辱，卡夫卡显然被深深刺伤了，因此过了许多年，他还在《致父亲的信》中重提这件事，并作了回答：
你还从来不曾这么清楚地向我表示过对人的轻蔑，……我对一个姑娘作出的决定，对你来说就等于零。你总是（无意识地）以压倒的威势来对待我的决定能力的。
1919 年，即卡夫卡在与第一个未婚妻的婚约最后告吹两年后，准备与一位名叫沃里切克的鞋匠的女儿结婚，但父亲又以这位姑娘出身低微为由加以拒绝。卡夫卡生前的最后几个月，终于和一位平民姑娘多拉·迪曼特同居了，① 卡夫卡：《致奥台拉和其他家属的信》22—24 页。
② 卡夫卡：《＜乡村婚事＞及其他遗作》165—167 页。
③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63 页。
① 同上，64 页。
显然父亲也是有看法的，只是当时儿子没住在布拉格。但是最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这位老人的一贯的固执态度：卡夫卡殡葬那天，真心爱着卡夫卡的多拉最后扑倒在墓上放声痛哭，其时送葬的人们已陆续离去，赫尔曼夫妇不仅不去劝慰，反而互相挽住胳膊，背过身去，也离开了。
最后这个场面卡夫卡当然没有经历到。但父亲诸如此类的表现，卡夫卡是深有领教的，并积下了深深的怨恨和痛苦，感到一生都在“强大的父亲的阴影下”生活，同时一辈子都在为摆脱这种“强大阴影”作着斗争。结婚努力就是这种斗争方式之一。他想自己有了家以后，便可搬往柏林去居住，这样就可以永远离开布拉格，离开父母。这一着没有成，那么短期离开也是可取的。1917 年他染上痨病（肺结核）以后，有时去外地疗养，他认为这也是一种同一切决裂的尝试，同菲莉斯，同办公室，同布拉格，同父亲决裂的尝试。②他同父亲的上述矛盾和冲突也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导致他第一次创作欲猛烈喷发的三篇成名作，即《判决》、《变形记》、《司炉》都是他同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