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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把自己的这种负罪感折射到他的人物身上，造成人物形象扭曲，使他们在遭遇无妄之灾时，态度不能始终如一，往往由抗议变为顺从、妥协以至于完全屈服。最典型的例子是《诉讼》主人公约瑟夫·K。起初他对于法院对他的无端逮捕表示愤慨，甚至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痛斥法院的“藏污纳垢”、“贪赃枉法”，但是，他的反抗情绪不是随着诉讼的失败而激昂，相反，它渐渐平息了下来，最后毫无反抗地服从了死刑的判决。而他服刑时态度之所以那么泰然，除了绝望，还有他内心一个“必然”的声音支持着：原来这场莫名其妙的诉讼震动出了他意识中深藏的“罪恶感”，使他醒悟到：
他在国家法庭面前固然是无罪的，但他作为一个银行襄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员，在正义法庭面前却是有罪的，因为他有时也盛气凌人地对待过向他哀哀求告的穷人，就象高高在上的法庭对待他那样。也就是说，他本人也是构成整个社会“异化”力量的那个庞大机器的一个部件，因而在恶的社会总量中也加进了他自己的一份。那么，他的逮捕和被审判不是合乎天理的吗？
卡夫卡这个负罪的观念是一贯的，他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罪的时代”，而“我们都应该受到责难，因为我们都参与了这个犯罪的行动。”①因，此他经常提到要“从杀人者的行列中挣脱出来”，②而跳出来的唯一可能就是死亡。难怪，约瑟夫·K 虽然看到法院内部的极端腐败，却看不到任何一个有罪责的法官。原来罪责就在每个人自己身上！这种观点，如从社会学观点去看，不仅模糊了剥削被剥削、压迫被压迫的界线，而且冲淡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或者说，把它的罪恶分摊到全人类的头上，仿佛造成人间一切痛苦的罪恶人人都有份。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规律不见了，从而堵住了人们去追寻他的人物“被抛掷”命运的剥削根源。这样，卡夫卡用文学手段揭开的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部分真实，又用二律背反的逻辑方式重新给掩盖起来了。但若用现代哲学来解释，则负罪感是现代人自审意识的出发点。
卡夫卡笔下还有一些“虐待狂”的形象，他似乎要通过这些人物一直掘进到人的灵魂的最深处，挖出人的最原始的情感，一种残忍的本性。给人印象最难忘的是《在流放地》中那个既象中世纪时代又象法西斯式的上尉军官的形象。他用一台特制的行刑机器极其残酷地处死他的士兵。但后来流放地来了新的司令，宣布废除这一刑罚制度。上尉军官则毫不犹豫地、而且泰然① E 费歇尔：《从格里尔帕策到卡夫卡》第 280，德文版② E 费歇尔：《从格里尔帕策到卡夫卡》第 280，德文版① 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
② 卡夫卡：《1910—1923 年日记》563 页，1951 年版。
自若地躺到同一台机器底下，让它来折磨自己……这里卡夫卡刻画了一个既是虐待狂又是殉道者的形象。
人格结构一个失落了身份的精神漂泊者卡夫卡是个矛盾的、复杂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人，他的犹太民族的身份象一个阴影伴随着他的一生。卡夫卡又是个极为敏感的人，因而，受歧视的民族血统成为他一生中的沉重的精神负担。直到后来，他在向他所钟情的女子密伦娜表达爱情的时候，仍掩饰不住那刻骨铭心的伤痛，感叹道：
您想一想，密伦娜，我是怎样走到您的身边来的，我已经走过了怎样的 38 年的人生旅程啊，因为我是犹太人，这旅程实际上还要长得多。
①作为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的一员，他的“无家可归”的意识是十分强烈的。在写给密伦娜的另一封信里有这么一段话：
……这种欲望有点永恒的犹太人的性质，他们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
这里，卡夫卡十分形象地道出了他的民族的悲剧命运和在世界上的难堪处境。这处境对于卡夫卡是不可忍受的。他在给第一个未婚妻菲莉斯·鲍威尔的一封信里表达了他的这种情绪；完完全全无家可归，非发疯不可，日益虚弱，毫无希望。②这番话当然是由于在休养地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而直接引起的，是牢骚话，但根据他多处流露的情绪，尤其是在其他书信、日记里记述或提及的犹太孩子在学校和社会上受歧视、欺凌的情形，这番话不啻是对他的民族境遇的一种慨叹。晚年在给密伦娜的又一封信里，表达了对对方有祖国的羡慕和自己“寻找一个祖国”的渴望：
你有你的祖国，因此你甚至可以抛弃它，而这大概是对待自己祖国的最好的办法，尤其因为它那些不能抛弃的东西人们并不抛弃。可是他（指卡夫卡自己——笔者）没有祖国，因此他什么也不能抛弃，而必须经常想着如何去寻找一个祖国，或者创造一个祖国。
世界上的民族数以千计，有谁生下来就没有祖国呢？绝无仅有的例子偏偏发生在卡夫卡身上！
卡夫卡是个自传色彩很强的作家，凡是重要的人生体验和感受都可以在他的作品里找到回响，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城堡》融进了他多种人生体验。因此可以作多种解释，其中之一是对犹太人“无家可归”的一种写照。
小说主人公 K．欲进城堡耗尽了毕生精力，最后仍未能进去。这番描写反映了他作为犹太民族的一员找不到家园的痛苦和失落感。作为犹太作家的勃罗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
② 卡夫卡：《致菲莉斯书简》费歇尔袖珍出版社，1982 年版，750 页。下同。
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173 页。
德，他对《城堡》的这一层意思看得还要深刻，他说卡夫卡在《城堡》“这个简单故事里，他从犹太人的灵魂深处讲出来的犹太人的普遍遭遇比一百篇科学论文所提供的知识还要多。”②以上论及的还只是我们考察卡夫卡的“失落感”的第一个层次。事实上卡夫卡的失落感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的。因为没有祖国或找不到民族家园的“异乡人”身份在几百年欧洲犹太人中间不是卡夫卡特有的境遇。卡夫卡作为“异乡人”的特殊境遇是他所生活的地域与他所掌握的交际工具——语言——是不合拍的，就是说在他的出生地布拉格绝大多数都是讲捷克语，而卡夫卡所习用的是德语，操这门语言的人在布拉格城只占很小的比例（本世纪初约十五分这一左右），因此从语言环境看，卡夫卡仿佛生活在一个孤岛上。这跟他的同胞中的其他出类拔萃者，如马克思、爱因斯坦、海涅、弗洛伊德等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在与别人的交往中语言上是没有障碍的。卡夫卡身为犹太人，学的却不是希伯来语，而他所精通的德语在周围国民中却是陌生的，因此他不能象一般人那样自由选择学校甚至专业，中学还可以在专门的德语中学学习，大学则必须在布拉格大学的德语分部。他的作品在自己的家乡不通过翻译就难以传播，他的社交活动和与文学界的来往基本上也局限在德语的范围内。我们不能把“环境决定论”绝对化，但卡夫卡所处的那种“孤岛”
般的环境对这位“异乡人”的失落感或异已感所形成的胎记是不能忽视的。
如果他有一份称心如意的职业，也许还可以弥补上述的缺憾。可惜这又不从人愿。他在大学里学的专业知识是法学，而且取得了一个法学博士的学位，结果在一家半官方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谋得了一个跟“法”有关的职位。但他的与日俱增的兴趣是文学，而且视创作为他“唯一的幸福”。他也不怀疑自己具备着作家的天赋和才能。然而，他的文学观念太超前了，还不能得一以当时多数读者的认同；他的要求也太高了，他很少满意过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所以生前他勉强拿出来发表的那些作品还不能造成他作为名家的地位。这意味着，他还不能依靠专业刨作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生活和必需，换句话说，他不能放弃保险公司的那个岗位，那个既能给他提供一份固定的、优厚的薪俸，又有一个赏识他的才能的上司的岗位。但是创作需要时间，需要思想的高度集中，对于卡夫卡甚至需要紧闭在“孤寂的世界”的环境，这就使卡夫卡的创作与职业处于尖锐的矛盾与冲突之中：一方面，他觉得“放弃这一岗位是我的强烈愿望”，①一方面又觉得“由于我的作品产生得很慢和作品的特殊性，我不能靠文学为生。”②这种矛盾和冲突，有时使他觉得“几乎听见了我被写作为一方，办公室为另一方碾得粉粹的声音。”③1913 年，卡夫卡的创作欲趋向高潮，职业的干扰给他带来的痛苦便更加剧烈：
我的岗位于我是不可忍受的，因为它与我的唯一要求和唯一职业既文学是格格不入的，……你也许会问，那么我为什么不放弃这个岗位而后靠文学劳动——我没有财——过日子呢？对此我只能给予如下的可怜② M。勃罗德：《无家可归的异乡人》，译文载叶廷芳《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81页。
① 卡夫卡：1917 年 7 月 27 日致 K。沃尔夫函。
② 卡夫卡：1911 年 3 月 28 日日记。
③ 卡夫卡：1912 年 12 月 3 日致未婚妻 F。鲍威尔的信。
答复：我没有这么做的力量，据我对我的处境的观察，倒不如在这岗位中走向灭亡。④有时他甚至感到，这个该诅咒的职业，等于在他具有“幸福天份的身体上挖掉一块肉”。⑤没有比这样的表达更强烈的了！这是两种相反的力在撕裂着他：一种是要求按照自己的天赋、能力和兴趣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实现自我价值；一种则是社会的伦理、道德的习俗迫使他对家庭承担起一个长子应当承担的责任，首先是经济供养的责任。而他实在地无法做到成全任何一方，不得不忍受这二重分裂的痛楚。于是，白天他在办公室虽然“克尽职守”，而且与周围的同事们也能合群，但这在他看来只是浮在“生活的上面”，他的内心依然是孤寂的。只有夜晚，在写作的时候，他才能把“重心”沉入生活的“深入”，但这点时间是以牺牲睡眠为代价的，实际上是在损害健康，剥蚀生命，① 而这点时间也不能完全满足他的创作欲，或者说充分表达他的“庞大的内心世界”。
如果他有个温暖的家，那么他那“冰冷的内心”②便能得到温存，甚至融化，但他没有。他的父亲是个白手起家的商人，凭自己的精明强悍、体格健壮经营着一家妇女用品商店，他关心的是赚钱，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和子女思想上不能沟通，而且在家里非常专断，要求家庭成员对自己绝对服从，动辄暴怒、斥骂。这给卡夫卡从小在心理上就受到很大损害，性格也因此向内倾斜。他的母亲是个善良、贤惠的女人。她关心儿子，但更懂得服从丈夫。
在父子发生矛盾时，她多半劝导儿子，让父亲胜利。所以卡夫卡在家里总是心情压抑的。他前期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判决》、《变形记》等，可以透视到他的家庭关系的基本面貌。在这两篇小说问世后不久，卡夫卡在 1913 年 8月 21 日的日记里写道：
现在，我在自己的家庭里，在那些最亲近、最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近年来我和我的母亲平均每天说不到二十句话；和我的父亲除了几句空洞的大话以外几乎没有别的话可说；和那两位已结婚的妹妹和妹夫不生气根本就没有话要谈。
卡夫卡始终渴望着爱情，也试图缔造一个自己的家庭。他认为：“没有一个中心，没有职业、爱情、家庭、养老金，这就意味着没有在世界上站住脚。”②为了婚姻，他曾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在七年（1912—1919）的时间里先后与两位姑娘订过三次婚，都因种种主客观原因而失败。1919 年卡夫卡在《致父亲》那封长信中慨叹：婚姻是他一生中迄今最恐怖的事情。”
他的后半生在他为婚姻问题而争斗的中间，也有过一段美好的、也是悲剧性的爱的插曲：卡夫卡与密伦娜的爱情。密伦娜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少妇，④ 卡夫卡：1913 年 8 月 21 日记。
⑤ 卡夫卡，1911 年 10 月 4 日日记。
① 卡夫卡于 1917 年开始患肺结核，1924 年死于喉结核，天年仅 41 岁。
② 卡夫卡：1912 年 2 月 5 日日记。
① 卡夫卡：《1910—1923 年日记）费歇尔袖珍本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1984 年版，319—320 页。
② 卡夫卡：1910 年 7 月 19 日日记。
她是布拉格长大的前捷克人，性格爽朗、热情、泼辣，富有正义感，思想激进，倾向苏联。他十分赞赏卡夫卡的小说。1920 年初，她打算用捷克语翻译卡夫卡的作品，为此征求卡夫卡的意见，从此她一见钟情，不久就开始了频繁的书信来往。卡夫卡对密伦娜的爱很快达到从未有过的热烈程度。但卡夫卡对密伦娜的幽会要求总是怀着“恐惧”感。而密伦娜却是个典型西方式的开放性的女性，停留在书信中的爱情她是受不了的。半年多以后，双方基本上友好地断绝了通信。
到了晚年，在病入膏肓的情况下，卡夫卡才与一位二十岁的姑娘，名叫多拉·迪曼特产生了爱情。1923 年 7 月，即卡夫卡逝世前不到一年在外地疗养时才认识多拉。由于多拉对卡夫卡一见钟情，并且非常热情、诚悉心照料着他，深深打动了卡夫卡的心，不久他们就同居了，多拉最终成了他真正的生活伴侣。卡夫卡曾写信给她的父亲，要求父亲同意他与多拉的结合，并表示为此愿意皈犹太教。多拉父女都是虔诚的犹太教信徒。父亲根据犹太教教士的意见拒绝了卡夫卡的要求。但多拉一直陪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