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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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评传- 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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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悲剧性。”①这个见解是中肯的。就是说,K.为了达到目的,他可以接受卑贱的职业,向普通老百姓求助,但他绝不向权势者折腰。相反,他敢于首先向他的“战斗”对象克拉姆,即最有实权的官僚发出挑战,悍然把他的情妇夺了过来,他也敢于对任何官僚的发号施令表示轻蔑。第十七章写到有个叫牟默斯的官员几次要查问K.,K.愤然说:“我不会因为某个人担任某种职务便回答他的问题的!”正是无数局部环节表现的这种执拗和反抗,导致总体结局的受惩罚,从而使一切努力归于失败。这是“异化”环境里任何不驯个体的悲剧。
  在卡夫卡笔下,人的悲剧性不仅表现在“异化”的社会力量或威权力量的统治下个人的合理要求和正当努力的失败和毁灭,而且还表现在在“异化”
  的物的统治下他的劳动的无效性。这也是卡夫卡作品经常出现的音响和母题,例如在《中国长城建造时》。在现代,官僚机构的文牍主义,也是一种可悲的无效劳动:人们只知跟文件、卷宗打交道,而不问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实际效益。久而久之,文牍堆积如山,于是对它的保管变成人的一大负担——人被物统治。《城堡》中就有这样的场面:在一间公事房里,一个公务员把倒下来的卷宗重新堆上去,又倒下来,又堆上去……不啻是西绪弗斯神话故事的演化。
  第三、小说写了人的个性分裂。上世纪末, 自从尼采爆响“上帝死了”
  的一声惊雷以后,西方人的精神支柱开始垮了, 资产阶级长期为之努力和标榜的“理性”的精神统一体开始破碎了。精神失落的“急救剂”——非理性思潮应运而生。这反映在文学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心理变态、多重人格的性格分裂的人物,姑且称之为“异化”人物。卡夫卡笔下的“异化”人物的变态心理的主要特征是恐惧感、罪恶感和孤独感。这类人物精神上被“异化”
  的统治机器碾碎了,他们的思维、言语、行动往往脱离了正常的逻辑轨道,也就是脱离了自己的意志控制能力,表现出反常的现象。例如《城堡》中的K.说的这段话:“哦,是的,春天总有一天要来的,我猜想,总会也有一段时期是夏天的。可是据我所记得的,春夏似乎很短,好象不会超过两天,即使在春夏,即使在这最美丽的日子里,有时也会下雪的。”这好象是一番梦呓,出自一个恍恍惚惚的人之口,其实是怪诞的现实——那个奇异的城堡世界——把他“弄糊涂”了。这番梦呓不过是这个与时代气氛极不谐调、被历史遗忘了的死角在他头脑中的奇怪映象。但是,“弄糊涂”还不是最坏的,至少说明他还没有被同化。最坏的是那些长期生活在城堡周围的人们,“家长大棒”的恐吓政策和四季不分、香臭不辨的愚民政策,使他们的触觉神经和嗅觉神经都麻木了,僵死了,最基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泯灭了,恰如弗罗姆所说,“分裂化的人找不到自我,就象他也找不到他人那样。”(《健全理智的社会》)法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加罗蒂从形而上学观点出发分析了这种人的个性分裂的原因:“地上和天上都是无名和平庸的领域。上面一片沉寂,上帝的死留下了巨大的真空:下面的乌合之众已不成其为人,他们已被异化的齿轮机① A。加缪:《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译文见拙编《论卡夫卡》。
  器轧碎了。”①奥地利另一位文学巨匠穆西尔的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指出,这个帝国“根据宪法是个自由的国家……凡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但并非人人都是公民。”一针见血!帝国的顺民是一些被磨掉了“棱角”的昏昏沉沉的庸众,是谈不上有什么“个性”即自主意识的。卡夫卡固然“内心好斗”,外部也还是驯服的。这种双重人格还体现在许多方面:他痛恨父亲的“专制”,却又钦佩父亲的精明强悍;他酷爱写作而痛恨职业,但为了生活却又不得不维持职业;他渴望爱情和婚姻,但为了创作他不得不放弃它们;以写作为“巨大的幸福”,但对自己的作品又“总是不满意”,甚至要将它们“付之一炬”……谁能说出,卡夫卡究竟有多少个“自我”?
  ④犹太人寻找家园的譬喻。犹太人在世界上是一个有作为的民族,但长期以来没有自己的家园而散居在许多国家,因而受尽排斥和歧视。希特勒法西斯对犹太人令人发指的大屠杀,就是这种歧视最极端、最疯狂的表现。因此许多犹太血统的人,尤其是敏感的诗人作家们对自己民族的这种处境深感痛苦;海涅就曾在诗里作了强烈的表达。卡夫卡作为犹太人,在许多方面没有自己的归属:他用的语言是德语,而不是本民族的希伯来语,但他却不是德国人;他生长在东欧波希米亚(它的首府布拉格),但波希米亚却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被奥地利吞并的一部分;他虽生活在大都市布拉格,但这个城市当时四分之三的人讲捷克语,而卡夫卡接受的却是德意志的传统文化……所以如果说,卡夫卡在自己家里尚且感到“陌生”,在社会上就更是如此了。无怪乎他在给女友密伦娜的一封信中这样慨叹,“你有你的祖国,所以你甚至可以抛弃她。而这大概是对待自己祖国的最好的办法,尤其因为她那些不能抛弃的东西人们并不抛弃。可是他(指卡夫卡自己——笔者)没有祖国,因此他什么也不能抛弃,而必须经常想着如何去找一个祖国或者创造一个祖国。”在给这位女友的另一封信里他更讲到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走过来的道路比一般人更艰难。他在给最初的女友即菲莉斯的一封信中甚至为自己的“无家可归”感到要“发疯”。①现在再来联系《城堡》,这个名叫K.的主人公在城堡管辖的村子里的那种陌生感:他东奔西突而始终不能成为其中一员的处境难道不是他的民族在世界上找不到家园的写照吗?不是他个人在社会上的陌生感的自况吗?而犹太人的这种处境,世界上应由谁来负责呢?当然是不清楚的。所以勃罗德把 K.当作“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并认为:
  “在《城堡》这个简单的故事里,他从犹太人的灵魂深处讲出来的犹太人的普遍遭遇比一百篇学术论文所提供的知识还要多。”勃罗德也是犹太人,而且也是作家,所以他的理解无疑是更有说服力的。当然,绝不能把这种理解当作唯一的解释,即使勃罗德也没有这样做。
  ⑤、人类寻找上帝的寓言。这是宗教解释的观点。首先提供这种解释模式的也是勃罗德。他认为,城堡是恩赐的譬喻,是左右人世的智慧即上帝的象征:城堡的官员统治是上帝对世界的看不见的管理的形象化。许多人反对这一看法,认为无论在卡夫卡的作品还是日记里都找不到他信仰上帝的记载。
  认为卡夫卡受到过犹太神秘教的影响。事实上卡夫卡与宗教涉缘是在写① R。加罗弟:《无边的现实主义》127 页,上海,1986。
  ① 卡夫卡:《致菲莉斯书信集》750 页,费歇尔袖珍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
  完《城堡》以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年,由于亲近他的女友迪曼特的影响,他才接受参加一个叫“哈西德教”的犹太教派。看来,在对《城堡》的神学解释中,较为中肯的说法还是“危机神学”,它认为:人类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导向上帝。
  ⑥、可望而不可即的真理的象征。由于卡夫卡的作品大多是作者的“象形文字”,是他思想内蕴的外化,所以卡夫卡的研究者们都没有忽视他的这一铭语:“目标只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也。”①可以说这一点贯穿于他整个思想道路,他的许多作品,包括书信、日记、笔记都是这种想要解释世界而不能,或者欲求真理而不能的苦恼与彷徨心境的真实纪录。“法的门前”那位苦苦等待的乡下人;《为科学院作的报告》中那只想找“出路而不得的猴子;《一条狗的研究》中的主人公….他的另一篇笔记写得还要明白:“这是在什么地方?我不熟悉这个地方:那里一切和谐如意,变幻万千,舒展自如,我知道,某处有这么一个地方,我甚至能看到它。但我不知道:它究竟在哪里,也无法接近它。“②这可以说,是对他的《城堡》的最好的注脚了。因此英国评论家埃德温·缪尔把他的《城堡》与寻找目标和道路而表现出紧迫性联系。
  ⑦欲与父亲沟通的譬喻。前面已有多处涉及:卡夫卡有个精明强悍而思想守旧的父亲,这对他一生都好比是个樊笼。卡夫卡在文坛初露头角的第一批成名作《判决》、《变形记》、《司炉》无不涉及这一主题。后来在创作与职业问题上、婚姻问题上都试图取得父亲理解和支持。但多年实践表明,代表不同时代的这两代人思想上和精神上很难沟通,这才导致了 1919 年卡夫卡写出那封惊人的长信,想与父亲最后摊牌和决裂。三年后写的《城堡》,自然不会摆脱这个压抑了他一生的精神重压,要说它是为此而写的譬喻当然不无道理。
  ⑧……以上种种解释无疑有它说得通之处。但如果把《城堡》的内涵和寓意仅仅囿于一说,那必然导致片面性和简单化,从而降低了它的价值。《城堡》
  之所以有意义,并成为现代文学奠基之作,还在于他的多义性和丰富性。
  简朴性西方现代文学由于思想内容的哲理性的加强而使形式趋向抽象,艺术风格趋向简洁、朴实,这同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学、艺术、建筑、服装等那种喜好繁褥、装饰等风尚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风尚发生了趋于现代的质的变化。卡夫卡可以说是这一变化的先驱者。冷峻的内容,完全是通过平铺直叙的、冷漠的、往往略带幽默的笔调来叙述的。大段的环境描写是看不到的;任何“美丽”的形容词都被“锁”了起来;主观的抒情是通过客观的报道形式来实现的。只要回忆一下《骑桶者》
  中那一对老板夫妇的对话,《饥饿艺术家》中最后主人公与马戏团管事的对话以及《诉讼》中最后把约瑟夫·K.提出去处决的时候那段描写,一定会得到深刻的印象,从而使我们想到十九世纪德国轶事文学那平铺直叙和淡泊的① 卡夫卡:1920 年 9 月 17 日笔记。
  ② 卡夫卡:《笔记和散页断片》,载《乡村婚事>及其他遗作》,费歇尔袖珍出版社。
  特点。所以 W·本雅明认为:“叙事是漫不经心的,即使十分重要的事情,卡夫卡的人物谈起来都是很不重要,或早已知道似的。”①勃罗德在谈到卡夫卡的叙述风格时认为:他的叙述特点是“那种沉着冷静的细致态度以及爱好细节,即现实生活和忠于现实的表现手法的‘高度细腻性’……”②这艺术特点恐怕应归因于作者对“平凡”的爱好以及忠实于事物本来面目的客观态度,现在且听一听他自己的说明:
  埃德施密特认为我巧妙地把神奇的东西引进了日常事物,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平凡本身就已经是令人神奇的了,我只是记下了这一点。
  但概括得最扼要、最精确的还是他的这两句话:
  我不是玩杂耍的,也不是感情贩子。
  因此,加拿大教授罗曼·S·斯恰克这段话也概括得有意思,他说卡夫卡之所以“能出名,……只是因为他处于一个人们对于华丽的词藻和引起感情冲动的因素表示反感的时代。”卡夫卡以后西方的四分之三个世纪的艺术实践证实了这一切。
  ① 本雅明:《弗兰茨·卡夫卡》,载波里策编《弗兰茨·卡夫卡》,达尔姆施塔特,1973 年版。
  ② 勃罗德:《卡夫卡传》216 页。
  ③ 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
  ④ 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
  艺术上的来龙去脉向现代艺术的探险文学对于卡夫卡,首先是自我表达的工具。他在许多场合说过,创作出于内心的迫压而诉诸于文学,要求通过文艺作品来渲泄或表现自己的主观世界,这在卡夫卡的时代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股广泛的文艺思潮。让我们使用一下历史的“广角镜”稍稍观察一下卡夫卡与这个潮流的关系吧。
  本世纪初叶,西方文艺界有一部分青年人充满着反抗现实的激情,认为原来的文艺形式已不再能表现他们的这种情感,便打起“先锋派”的旗帜,要求另辟蹊径。当时,最有声势的当推表现主义运动。它是对绘画中的印象主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的直接反拨。他们不再表现物质现象,强调表现精神世界。这个运动在文学界的理论纲领制订者埃德施密特宣称:“世界存在着,再去复制它有什么意义!”①在此之前,表现主义在美术界的一个最活跃的代表人物康定斯基曾写专著提出“内在需要的艺术”主张。②所谓“内在需要”,根据英国艺术评论家 H·里德的解释,“即无言的洞察力,不可名状的直觉,基本的情感,以及所有组成‘精神生活’的东西。”为此他们弃绝模仿、强调“传写”,认为“在摈弃了原本原样地表现运动的方法时,就可能达到一种更高的理想的美。”③这个运动中心在德国,它发轫于美术,同时席卷了文学、音乐甚至建筑等领域。文学中的表现主义高潮发生于 1910—1924 年之间。卡夫卡创作的旺盛期正好在这些年间。表现主义的那种激情与他的内心要求是合拍的,他正感到头脑里那个“广大世界”急欲“撕裂”,甚至说“与其让它在我身上受压抑或被埋葬,宁可让它撕裂一千次。”
  表现主义运动当时波及到布拉格。布拉格有一小部分居民是操德语的。
  这个运动的一个领袖人物恰恰是布拉格的德语作家、理论家弗兰茨·韦尔弗。
  卡夫卡经常参加表现主义作家圈子的活动,并与韦尔弗有友谊往来。表现主义的某些理论主张,他也是接受的,比如,表现主义对客观世界主张“不看”,而强调“观察”;“不摄影”,“凭眼力”。卡夫卡 1912 年出版的一个早期短篇集就叫《观察》,他在此后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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