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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性卡夫卡是一个内省的、思辩的、带玄学味的人，这一性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创作风格，即他把写作当作他的内心世界的表达。卡夫卡在他的大量的日记和书信中，向我们充分展示了他的“双重生活”的矛盾，即他的日常生活与内心生活的冲突，或者说他的感觉世界与观念世界的争斗。
他的外表笑容可掬，内心却“没有一秒钟的安宁”①；白天，他是工伤保险公司的一个兢兢业业的普通职员，晚上，他的思想却在内心世界的无限空间自由驰骋；在奥匈帝国那个窒人的环境里，他是个奉公守法的臣民，在他的专制的父亲面前，他是个从不逃避家庭义务的孝子，但他的内心却激荡着不屈服的叛逆情绪，是个“本性好斗的人”（《内心日记》）。这种“可怕的双重生活”使他感到“被撕裂”的“痛苦”，他觉得“除了发疯，看起来没有别的出路”。②不过，卡夫卡到底没有疯，因为他感到，创作之于他是将“内心世界向外部世界的推进”的手段，“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因而“是一种奇妙的解脱和超凡的生活”。③因此他决心“要不顾一切地、不惜任何代价地来写作，这是我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④于是他的笔输导着他的被压抑情感中痛苦的流液，他的书收获着他的观念世界中一个个思想的果实。
从内心写起，这决定了卡夫卡的创作在叙事方法上的主观性。从主观出发在这里是一种表现方法，它跟“自我表现’并无必然的联系；它可以用来表现自我，也可以通过自我来反映客观世界。关键是这个“主观”的作者对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
② 卡夫卡：1911 年 2 月 19 日日记。
③ 卡夫卡：1911 年 2 月 4 日笔记。
④ 卡夫卡：1914 年 7 月 31 日“内心日记’。
生活的体验和把握的程度如何，他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感。这方面卡夫卡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卡夫卡不是革命者，但是个正直的公民和严肃的作家。他反对专制，反对压迫，不满贫富悬殊，同情下层人民。他的精神痛苦不是一般的个人哀愁，而带有一定的社会色彩，至少，在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正如海涅在一首诗里吟唱的：“我和一些人一样，在德国感到同样的痛苦；说出那些最坏的苦痛，也就说出我的痛苦。”卡夫卡的作品几乎毫无例外都是通过主人公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的。但这些主人公并不是现实的旁观者。他们在一种可感而不可见的权力面前既表现了不甘屈服的愤懑，又流露着恐惧和无可奈何的情绪，最后都避免不了被凌辱、被中践踏的命运。他们的境遇不啻是对那个吃人的社会的一种抗议。“主观”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内在的激情及其真实性。至此我们可以进一步领悟到托马斯·曼说卡夫卡的作品是“从深沉的笔触下产生的”，它们令人发出一种“含泪的笑”；①卢卡契说它们“有一种能引起愤怒的明了性”，是多么中肯了。无独有偶，别林斯基曾经也称赞过果戈里有一种“含泪的笑”的艺术。无怪乎德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西格斯要把果戈理的亡灵请去和卡夫卡攀谈（西格斯所作小说《聚合点》）。足见艺术大师们的艺术嗅觉之灵敏，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虽说是从主观出发，但与一般同样有这种创作倾向的浪漫派作家不同，卡夫卡在他的小说中却从来不直抒他的主观感受或内心生活，而只是表现他的内心感受所激起的幻想的事情，而故事里往往有一个假定的情境和荒谬的事件，同时又有一个日常的、习俗的世界，即人物是普通的，思维是正常的，即使是动物，也不过是戴了面具的人，因为它们的音容笑貌和心理特征跟人一样；但因为故事的中心事件是荒谬的、与因果割裂的，所以这日常的世界一开始就被引向一个异乎寻常的方向，人们以惊讶的神情面对着一些从未想到过的、也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和思考的产物，所以带有某种普遍的性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卡夫卡的创作过程：
他首先将外部的现实摄入到内心，经过独立的思考和精心的加工，变成内在的现实，然后用折射的方法把它投影到外部的、更大的世界，这个投影不妨称之为卡夫卡内心世界的“对应世界”。这个对应世界既是实的，又是虚的。
所谓实，是因为那里总是晃动着一个孤独的身影，总是颤动着一颗受折磨的灵魂，甚至许多主人公的姓名（K、约瑟夫·K、Karl……）都是从作者的姓（Kafka）上“掰”下来的。这一切几乎使所有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卡夫卡作品的自传色彩。最近德一家最有影响的杂志《明镜》周刊发表了卡夫卡《城堡》的一段手迹，小说劈头第一句原来用的是“我”，后来才改成了“K·”
① 。这家杂志同时还刊登了卡夫卡于一九一一年游览过的一座城堡的照片，它的外观极象小说中描写的那座城堡。这些资料都是卡夫卡作品中自传性因素的有力证明。然而，单单自传性还不能说明卡夫卡艺术的特色，他的艺术的特色主要的还是表现在“虚”的一面，即它的奇特的幻想性或假定性。卡夫卡在他的《笔记》中有关《诉讼》的谈论是很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他说：“我们发现自身处于罪孽深重的状态中，这与实际罪行无关。《诉讼》那部小说的线索，是我们对时间的观念使人们想象有‘最后的审判’这一天，其实审① K 瓦根巴哈：《弗兰茨·卡夫卡画传》144 页，法兰克福，1980 年版。
① 见联邦德国《明镜》周刊 1982 年第 35 期。
判是遥遥无期的，只是永恒法庭中的一个总诉讼。”在同一本《笔记》中的另一处，卡夫卡阐述了这一假定性情境的基本母题：“猎狗在广场上奔驰戏耍，但野兔终究逃脱不了，不管它是否已远遁林中。”这一简短的譬喻极其鲜明地、形象地揭示了现存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景象。在人压迫人的社会里，被压迫的弱者（“野兔”）的毁灭，有的是由于压迫者（“猎狗”）的直接摧残，有的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压抑而遭受的精神磨难。而无论是直接摧残还是精神磨难，在卡夫卡的观念里都等于在经受无休止的“审判”，最后都必然导致毁灭。卡夫卡的所谓“罪孽深重”就是精神痛苦的别一种说法。从他“无法忍受”的生活可以看出，《诉讼》主人公的经历也包含着作者自己的某种体验，尤其在关于“自我法庭”的审判这一方面。卡夫卡的心理特征是弱者的恐惧感。他在一则日记里曾写道，他有一种“对未来的恐惧。一种从根本上说来使我自己感到可笑和羞耻的恐惧。”他的创作似乎都以他的这一心理体验为半径，因而在他的内心投影的“对应世界”的圆周内展现的人物画廊是一个弱者群。在某种程度上讲，他的作品可以冠上一个总题目：《野兔的逃猎》，主人公都是些灵魂的逃犯。“猎狗”就是那个阴森威严的城堡、那个看不见的法庭以及任何莫名的威胁。卡夫卡一生中最后的一个名篇《地洞》可以看作是作者这一创作主题的总结。主人公那样惶惶不可终日，成天发疯似地“干着杞人忧天的傻事——挖筑地洞，写的是动物，但表现的是一个被追逐得无处逃遁的被迫害狂的心理，极为生动细致。不过在表现内在情感这一点上，写得最强烈因而最有代表性的要算一九二二年问世的《饥饿艺术家》。
一个以饥饿为表演手段的艺人，在这种“艺术”成为时髦的时候，他红极一时，但曾几何时，别的时髦起来，他的境况便一落千丈，不得不被一个马戏团招聘。但他在那里获得的观众竟不如一个动物，最后在寂寞和凄凉中，在“找不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的情况下，悄然饿死在那只他借以“表演”
的铁笼子里。
这位艺术家有一种变态心理：按照合同，他的表演期（即断食期）为四十天。但四十天期满时，他虽饿得“瘦骨嶙峋”，精疲力竭，他却不肯出笼，因为他觉得他有“无限的表演能力”，应该让他的“艺术”“达到常人难以理解的高峰”。他的要求当然得不到老板的批准。因此他在表演上总是得不到满足，他对自己的艺术“从未满意过”。于是，这个执拗的艺人，怀着不自由（即艺术上达不到满意的境界）毋宁死的意志，把表演的手段（饥饿）变成抗议的手段（绝食），直至死亡。你看他简直是带着一种情欲在忍受折磨。这个骨瘦如柴的主人公的图像也是一个象征，寓意是多重的，其中有一层意思相当明显，即艺术上得不到满足的精神饥饿。卡夫卡为“还现实以真实的、纯粹的”面貌，始终在寻找合适的表现手段。但显然觉得没有找到，所以三部长篇都没有写完，他甚至要把全部作品付之一炬，说明他在艺术上也觉得始终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他的这一种精神折磨和内心执拗通过主人公跟老板的抗争，特别是通过他找不到合适的食物宁愿饿死的态度，强烈地表达了出来。这里仿佛有一种克尔凯郭尔的音响：“人的思想行为要在最激烈的程度上象个人。”饥饿艺术家这个艺术的探险者和殉难者不正是作者的自况吗？
神秘性卡夫卡的作品就像他的思想一样，总给人一种迷宫似的印象，它困扰着你，你却不甘罢休，仿佛你一旦陷入象他的《地洞》所描写的那个由无数迷津暗道构成的复杂防御工事之中出不来，却一心急着想出来一样。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人们谈论了半个多世纪，虽深知其中奥妙莫测，却仍然谈兴不减的缘由吧。例如，以各别作品论，他那篇名声不小的早期小说《乡村婚事》是什么意思？《十一个儿子》意味着什么？《猎人格拉胡斯》？……就各别细节论，那不时冒出来阻止我们进入“假田园”的陌生景象，有些固然可以解释，但有些却不好理解。如：《老光棍勃罗姆费尔德》的主人公，不堪忍受那平淡、乏味而孤单的生活，一天突然眼前出现两个乒乓球，跳个不停，他想抓，又抓不住。这两件东西好象是神明派来给他作伴的，但为什么给他派两个球来而不是派一条懂得点“人情味”的狗或猫来？《乡村医生》的主人公应诊要去邻村急救，他吩咐侍女去借匹坐骑，这时，却从猪圈里奔出两匹高头大马。那么，这马代表什么？它们为什么从猪圈里冒出来？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本来是明了的，但卡夫卡把它改写成四种“版本”，直到他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为止。还有他的许多譬喻性故事或多义性的象征性图像，也充满了虚虚实实、若隐若现的神秘意味。无怪乎有人认为卡夫卡的世界是个“神秘的世界”，“因为它把现实主义推向了极端”，从而令人“陷入某种沉闷的奥秘之中”，以致连爱因斯坦初读他的作品也感到自己的“脑子还不够复杂”。①作品的神秘性，从纵向追溯，几乎在各个时代的文艺作品中都可找到它的渊源，在那些属于所谓“圣经方式”（即非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的作品中尤为常见。如果说，古代文艺作品中的神秘感乃是人们对某些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奥秘欲探悉而不能的反映，或者带着对这种奥秘的恐惧期待着神明的解救，那么，卡夫卡作品中的神秘感则是由于他对现代人类社会那日甚一日的“异化”现象感到惊讶、恐惧与徨惑，因而表达这种情绪当作他的审美解脱。所以他说：写作是“一只从黑暗中伸出的、向美探索的手”①，“是一种奇特的、神秘莫测的……慰借”。②但是，卡夫卡的“迷宫”并非绝对不能打开。德国左翼批评家 W．本雅明向我们提供了一条走出他的迷宫的“弥诺塔洛斯”的线。本雅明指出：寻找对卡夫卡作品的解释必须回到“深邃的暗室”，在那里可以发现，卡夫卡作品的秘密在太古时代，它被赋予了现代特征，即史前的历史被作者的现代意识所观照，并使之与犹太民族的历史神学相联系。本雅明指出：“对于卡夫卡说来，他所生活的时代并不比原始时期更进步。他的长篇小说表现的是一个沼泽世界，他笔下的人物还处于巴哈奥芬称之为乱伦的阶段。这个阶段被遗忘了，并不表明它没有延续到现在。相反，它正是通过遗忘延伸到现代。
一个比一般的经验更为深邃的经验发现了它。”③卡夫卡最后的女伴多拉·迪曼特回忆说：“卡夫卡的全部世界要求一种更古老的语言；他身上藏有远古的意识、远古的事物、远古的恐怖。”①因此卡夫卡要求于文学的，是将它的根插入到远古的时代。这可以说是打开卡夫卡神秘世界的钥匙。例如，用这① 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
② 卡夫卡：《1910—1923 年日记》563 页，德文版，纽约，1949—1950。
③ W。本雅明：《卡夫卡十年祭》，载《本雅明论卡夫卡》德文版，法兰克福/迈因。1981。
① 转引自《梦幻，恐怖——卡夫卡文学存在分析》33 页，德文版。
把“钥匙”去“开”《在流放地》这篇小说，就不难理解，作者想要展示的是那仍然残留在现代人身上的最原始的情感。
文学创作对于卡夫卡既是研究社会矛盾的手段，又是自我表达的手段。
这一特点启发我们，他的作品的神秘性还来自作者自我深层意识的奥秘。卡夫卡是个具有自审意识的人，他对自己的灵魂或者说深层意识的挖掘和探索是无情的，以致他能发现在这个有罪的世界上自己也是被污染、因而也是有罪的一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自己挖掘出来的潜意识都能一下子理解了。
如他说，他的短篇名作《判决》“是一个夜晚的魔影”，过了五个月，当他修改这篇作品时，他才弄清它的意思。这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若用现代科学眼光来观照，又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