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儿子：“妾舍不得孩儿远行，情愿相随”；再加上薛丁山禁不起窦仙童的法术威逼、美色引诱而与之成亲，这些都使得做父亲的薛仁贵再度被触怒，而对薛丁山施以“去势”（斩首）的威胁。薛仁贵并非和儿子争夺女人，而是要薛丁山以父亲所允许的方式去和女人（包括母亲）打交道，要儿子认同于父亲的男性角色。
在童年生活里为薛丁山所过度依恋、且形影庞大的母亲柳金花，在父亲面前成为六神无主，只会流泪哀求的女人；而被迫娶来的妻子，又个个比自己骁勇善战，且为这些女人一再和父亲冲突，这些因素终于使薛丁山走上了弑父之路。薛仁贵在山神庙里现出白虎星原形，薛丁山不知道那就是他父亲，而射死了白虎。这正是一种经过改装的“伊底帕斯情结”。
樊梨花——取代母亲与父亲地位的女人
樊梨花虽是薛丁山最后进门的妻子，但却是最重要的妻子，这不仅是她在故事里着墨最多，更因为她具有如下特殊的心理象征意义：一、樊梨花与薛丁山的亲事历经重重的波折与考验；二、樊梨花是薛丁山在弑父之后，才正式成亲的妻子；三、薛丁山在与樊梨花洞房花烛之后，一路照顾薛丁山的母亲柳金花才宣布退席，返回故乡。
樊梨花是故事中最美艳、本领最高强、但也是最有争议的女子，她背叛未婚夫、弑父杀兄，而且认了一个年龄与自己相若的义子，乃是薛丁山眼中的“美女”，口中的“贱婢”，心中的“淫妇”。当薛丁山第一次目睹樊梨花的姿容时，心中赞美不已，旋即转念“家有二妻，此心休生”，更何况自己和任何女人的关系，都必须经过父亲的允许。在樊梨花像母亲逗小孩般，将薛丁山三擒三放后，薛仁贵基于“现实的考虑”，要儿子娶樊梨花为妻，薛丁山虽然抗拒，但并不坚持，他对樊梨花的感情可以说是矛盾的。
第一次洞房花烛夜，薛丁山因樊梨花弑父兄而欲杀之；第二次花烛，薛丁山以同样的理由拒入洞房；第三次则因樊梨花认了不明不白的义子薛应龙，而欲杀她们母子。这两大理由，在旁人眼中都是“顺应天朝”的表现，并无大碍，但却是薛丁山心中的大疙瘩，我们有特别加以讨论的必要。
主动进取的樊梨花，为婚事与父亲发生争执，不慎刺死父亲，接着一不做二不休，连杀二兄，这种行为令薛丁山感到愤怒与惧怖：“少不得我的性命，也遭汝手”，“见我俊秀，就把父兄杀死，招我为夫，是一个爱风流的贱婢”。被父亲权威镇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薛丁山，面对此一猖狂的引诱者，之所以如此愤怒与惧怖，可能表示他潜意识中的挣扎，因为不久，他终于也走上“弑父”之路；此时，他只能以“厌恶”来作自我防卫。
樊梨花收薛应龙为义子，横生枝节，但却颇具性的暧昧性。薛应龙原是垂涎樊梨花的美色：“娇娇你果有手段，我拜你为母；若输了我，你要做我的妻子。”在打败薛应龙之后，樊梨花居然大大方方地收了这个对自己有性企图的儿子。难怪薛丁山在洞房花烛夜要疑心：“见我几次将她休弃，她又别结私情，与应龙假称母子”，并逼问梨花：“贱人还说没过犯，我问你，他年纪与你差不多，假称母子，我这样臭名，那里当得起。”薛丁山的想法可以说是一个陷在伊底帕斯困境中的人的“外射作用”：两个人表面上母子相称，但背地里可能有不明不白的瓜葛。
薛丁山“宁死”不娶樊梨花，可以说是对父亲薛仁贵的强烈抗议：父亲远征归来，不分青红皂白就将与母亲相依为命的他“射死”；见他娶了诱逼他成亲的窦仙童，又不分青红皂白地要将他“斩首”。如今，父亲却命令他娶这样一个勾起自己童年残梦的女人！
薛丁山最后和樊梨花成就美满姻缘，是在他误射幻成白虎的父亲之后，而母亲也以扶柩归乡为由“让出位置”来。此一“父死母退”的安排极具象征意义，薛丁山并非取代父亲的地位，升任征西大元帅的是樊梨花，薛丁山只是帅府参将，“帐前听用”。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在私底下，樊梨花是薛丁山“替代性的母亲”；在公开场合，则是他“替代性的父亲”。他自始至终，都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
薛氏父子冲突的缓解
从做儿子的观点来看，薛仁贵、薛丁山、薛刚三代都是“逆子”：薛仁贵“出口”伤父害母，散尽家财；薛丁山屡次违抗父命，并射死父亲；薛刚则因酗酒闹事，间接害死父亲。在重视孝道的中国社会里，编故事者以“上苍的安排”“命运的作弄”来呈现这些严重的忤逆行为，而且明白交代逆子亦受逆子的报应，这也许是为了淡化它的冲击性，逃避意识的检查，但它仍为我们勾勒出缓和父子冲突的一个可能途径。
薛仁贵既是逆子，又是恶父，他在丁山脚下发箭射死自己的儿子。被王敖老祖救活的薛丁山，则在艺成之后到锁阳城救父（及皇帝）。弗洛伊德曾指出，拯救父亲及国王之所以会成为许多诗歌及小说的题材，因为它是儿子在父子冲突中维持其自尊的一种方式。儿子好像在心里说：“我并不想从父亲那里得到什么，他给我什么，我就还给他”，救父亲一命等于偿还了对他“生命的负欠”，这种拯救，保护自尊的成分要重于感恩的柔情。事实上，薛丁山对救父的行动原先表现得并不积极，当王敖老祖告诉他父君被困，要他前往救援时，薛丁山的回答是：“弟子情愿在山上修道，学长生之法。”因此，我们若说薛丁山的救父乃是表示儿子在偿还父亲“生命的负欠”，应该不至于太过荒唐才对。
薛丁山的弑父，像薛仁贵的杀子一样，被安排成无心之过，这固然可以说是一报还一报，但就像前面所分析的，它们亦代表心性发展过程中，伊底帕斯式父子冲突的重演：父亲惩罚依恋母亲的儿子，而儿子则希望从中作梗的父亲“死掉”。
弑父之后的薛丁山，罪孽深重，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逆子。但他以两种方式来弥补他的罪恶：一是他开始做一个好父亲，对四个儿子都相当友善，即使薛刚“吃酒生事”，他也只是担心，而未见严厉的惩罚。一是在薛刚闯祸后，钦差来拿薛丁山全家时，薛丁山束手就缚；当时陈金定曾劝说：“我们反了罢”，但薛丁山不从。薛刚虽是逆子，但薛丁山却不愿再做恶父，而宁可从容就死以弥补自己也是逆子的罪过。事实上，被他这个父亲怀疑与樊梨花有“亲密关系”的义子薛应龙，等于是他的“替身”，已在战场上被击为肉饼。
最后，薛刚三扫铁丘坟（埋葬薛氏满门的坟地），向父亲悔过，打破了父子冲突的恶性循环。
“伊底帕斯情结”的商榷
在以精神分析观点对薛氏父子的传奇故事作如上的分析后，我们马上就又面临了下面两个问题：一、“伊底帕斯情结”适用于中国文化吗？二、由一堆文字堆砌而成的虚构人物薛丁山，真的有“伊底帕斯情结”吗？
弗洛伊德无疑认为“伊底帕斯情结”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性”，它是人类“种系发生的遗产”。但这种看法可能稍嫌武断，一些左翼的精神分析学家如瑞克（W。Reich）、列因（R。D。Laing）等人，因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倾向于从社会经济及家庭结构来看这个问题，而认为即使有“伊底帕斯情结”，那也是父系——资本主义社会——核心家庭这种制度下的特殊产物，譬如瑞克就说在父系资本主义社会下，父亲是权威人物，白天外出工作，留下妻子在家照顾儿女。大多数家庭生活困苦，全家挤睡在斗室内（指19世纪及20世纪初年的景况），夫妻丧失了他们正常的私生活，欲求不满的妻子遂转而关注自己的儿子，在搂抱怜爱中对失去的夫妻关系作一种“悲哀的模仿”。年幼的儿子沉醉在母亲的柔情中，但他终将发现这种情感是社会所禁止的，在鼓励与禁止的冲突中，儿子遂陷入“伊底帕斯情结”的困境中。
一些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也为“伊底帕斯情结”的“普遍性”打上个大问号。譬如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所调查的南太平洋托布伦岛人（Trobriand
islanders），他们的家庭接近于母系社会的结构，而且不像文明社会有那么多性禁制，儿童的性探索及性行为不仅不受禁止，甚至受到鼓励，虽然他们也有“乱伦禁忌”，但却少有弗洛伊德所说的“伊底帕斯情结”及“精神官能症”。托布伦人儿子生活中的权威人物并非父亲，而是母舅；儿子反抗的也是母舅而非父亲，有趣的是，如果儿子做了类似“伊底帕斯式的梦”，那么在梦中出现的“敌手”也是母舅，而非弗洛伊德所说的会自动调整成父亲。
晚近的精神分析学家已用较具弹性的尺度来赋予“伊底帕斯情结”以新义，基本上认为它“可能存在”，但却“因人而异”，而它也绝非什么“科学的真理”。如果我们能采纳这种观点，那么“伊底帕斯情结”能否适用于中国文化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它已非“文化”的问题，而是“个人”的问题。
从薛氏父子传奇故事的内在结构与内在逻辑来看，薛仁贵长年征战在外，薛丁山与母亲柳金花在破窑里相依为命，这是颇为符合诱发“伊底帕斯情结”的父系社会核心家庭情境的。但薛丁山毕竟是个虚构的人物，像前文这样把他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大谈他的“童年生活”、他的“性角色认同”、他的“爱与恨”、还有他的“伊底帕斯情结”，不是很荒谬吗？精神分析基本上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角色乃是作家丰饶心灵与敏锐洞察力的“外射”，而作家又是读者乃至社会大众心灵的“代言人”，因此，分析故事中诸角色的心灵，等于是在尝试勾绘出作家及读者的心灵样貌。质问“薛丁山真的有伊底帕斯情结吗？”也等于是在问“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是否有过类似薛丁山这种恨父恋母的阶段？”“我们对薛丁山的遭遇，是否能有发自内心的一种‘同情的了解’？”
当然，笔者所能提供的并非“科学真相式的分析”，而是“哲学意义式的解释”，这也是当今以精神分析来从事文学批评工作时的主要功能，它要提供的是人类心灵样貌的“丰富”与“感动”，而非“诊断”与“治疗”。
几句感言
笔者以精神分析学说来诠释此类的中国古典小说或民间故事，基本上是想开另一扇窗，丰富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就像贝托鲁奇（B．Bertolucci）将“伊底帕斯情结”引进电影《末代皇帝》中，以诠释溥仪人生悲剧性的一面般，是为了增加感动，而非制造荒谬。这多少是从西方的悲剧观点来衡量的，但如果我们能借他山之石以攻错，用西方的理论架构来拆解、诠释中国的古典小说，我们就不难发现，里面其实也有着与西方一样、甚至更深邃的悲剧内涵。
从梁祝与七世夫妻谈浪漫爱及其他
今年妇女节，全省八十余家戏院再度联映《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古装黄梅调电影曾重映多次，每次均造成轰动。二十余年前当它首映时，笔者就躬逢其盛，当时正值情窦初开的思春年华，青稚的心弦被那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与画面拨弄得丝纷音乱；弦韵心声，将我引进一个迷离恍惚的世界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余音缭绕，悲愁着脸，仿同剧中的梁兄哥，同时喜甜着心，暗慕剧外的梁兄哥。它的重映使笔者惊觉岁月的无情，如今已是年近不惑、意长情短的中年心境，心弦早收，不复有浪漫遐思，只适合用这支秃笔弹些弦外之音，冷静地来分析梁祝这个爱情悲剧，以及环绕它的一些问题，聊以纪念逝去的少年情怀。
一则浪漫凄美的爱情悲剧
梁祝故事见于《七世夫妻》此一民间通俗小说中（本文根据的是台北文化图书公司《中国民间通俗小说》版），电影与原故事稍有出入（下详）。在原来的故事里，祝英台女扮男装赴杭州读书，与梁山伯在草桥关义结金兰，同窗共砚三年，英台见山伯是个志诚君子，心暗许之，一日思归，留下花鞋一只，托师母做媒。山伯长亭相送，在送别途中，英台真情暗吐，但山伯却恍若呆头鹅般难以领会。直至数月之后，山伯亦辞学归家，师母告知实情，他才兴冲冲地前往祝家庄，可惜来迟了一步，英台已被父亲许配给马文才。晴天霹雳，山伯犹如怀中抱冰，在花园叙旧时，他对英台动之以情，责之以义，奈何英台无力回天，只能好言相劝。经此折腾，山伯美梦成空，而情丝难断，竟患了相思之症，茶饭不思，终至一命呜呼。英台闻耗亦痛不欲生，亲往梁家吊唁。马家迎娶之日，花轿路经山伯新坟，突然狂风大作，英台下轿祭拜，山伯坟墓裂开，英台往墓中一跳，结果两人变成一对花蝴蝶，向空中飞去。
有情人不得成为眷属，乃至双双魂归离恨天，这当然是一个浪漫凄美的爱情悲剧，笔者将在下文《七世夫妻》的整体结构中，讨论它的“浪漫”与“凄美”，现在先行剖析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位主角的心理形貌。
祝英台的爱情观与婚姻观
在故事里，祝英台是个外向、开朗、沉着、果敢的美丽少女，她活泼好动，打秋千的技术高超，乔装卖卦先生哄骗老父，又女扮男装到杭州，混在一大堆男人中读了三年书；其间几次差点被山伯识破女儿身，但都被她冷静地应付过去。见山伯眉清目秀，一派风雅，志诚可靠，心生爱慕，主动托师母做媒，并在长亭相送中，频频向山伯示爱。这样一个奇特的“前进”女子，为什么会在回到家里后，听命于父亲的安排，违背前心，辜负山伯的一片深情，而没有丝毫的反抗意识呢？笔者认为，这是她的爱情观与婚姻观有别使然，爱情是私人事件，而婚姻则是社会事件，爱情是婚姻的充分条件，但并非必要条件，婚姻所必要的乃是说媒、下聘、迎娶等社会仪式。因此，英台会留下花鞋，托师母做媒；长亭相送中，又提醒山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