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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知道自己的同胞，有这样惨烈的远征，当上世纪的最后一年，瑞典皇家学院将这一奖项颁给一个叫高行健的法籍中国人时，我心里既悲伤又愤懑，不由得冷笑一声。这是又一个基辛格式的西方智慧，不应该说是西方诡诈。“美国政府注意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上海公报》上的这句话，轻轻地就把一个严峻的对立抹平了。一个世纪了，中国人应当得到一次诺贝尔文学奖，于是给了一个法籍的中国人，你能说他不是用汉语写作吗，你能说他不是中国人吗？
不论是怎样的结果，不管是怎么样的屈辱，我们还是要进攻，向着斯德哥尔摩，向着金光灿灿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奖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我们神圣的方块字！
（摘自《河北日报》2003年3月7日）
蒋巍：“文学时尚化批判”的异议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自2002年8月始，《文艺报》展开一场“文学时尚化批判”的学术讨论，醒目的大标题是“要文学，不要时尚。”2003年4月上旬，（文艺报）与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石家庄市联合举办了“文学时尚化批判高级论坛”，报道中以结论性的语气强调，“文学不能时尚化”……笔者以为，这些报道和结论不无偏颇和简单化，而且有点儿武断和专横的味道，似乎缺少点儿透明的新风尚。
文学时尚化的消极后果以及它所潜伏和预约的危险，被《文艺报》提到如此尖锐和严重的程度，在学界还是前所未有的。理论和学术问题来不得半点马虎和含糊，如何实事求是地评判、估价近年来我国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时尚化现象，的确是一个需要讨论清楚的重大问题。所谓“化”，就是渐成风气的意思。时尚化既然已经成为“现象”、“趋向”，所涉及的就不是个别作家、个别作品，而是一批作家、一批作品。此外，这个问题所以重大，是因为在“如何评判”后面还紧跟着一个今后“如何对待”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场文学时尚化批判不仅包含了形式、内容、话语、体裁、题材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更关系到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走向、发展格局以及我们的对策，关系到繁荣文学事业的战略思考与选择。学界必须给出一个科学、正确的结论，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窄化作家的创作空间，遏制文学发展的生机，消解当代文学的魅力。
时尚是社会发生阶级分化后的产物，是在全社会有重要影响力的特定阶级（阶层）的价值观展示和个性表现。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里，它常常表现为一个时代或时期流行于青年亚文化群落的符号和装饰，试图以此标新立异、引人瞩目。时尚虽然是生活方式的浅表饰物，其实却内涵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意义。它常常是社会心理趋向的风向标，是政治、经济、文化实力的标识，对社会发展趋势有某种隐含的指向。在信息发达的当代，时尚成为公众、特别是青年族群和注意力经济不断追逐的对象，不时还可以听到媒体声势浩大、此伏彼起的伴唱。时尚衍生和不断更新的动因不外乎以下三种：其一，急剧的社会变革。譬如解放初期列宁服的风行和“文革”中黄军装的时兴；现代生活的高度密集化与高度紧张感造成人们对乡村田园生活的普遍怀恋与回归。其二，新的科学发现或发明。譬如上世纪80年代初的青年拎着大录音机满街乱晃；卡拉OK的一度风行；现今手机样式的花样翻新；新材料的不断应用推动着时装的争奇斗艳。其三，人的好奇心理、从众心理及个性化表现欲望。譬如影视明星的服饰和举止所引起的追星族普泛化模仿；对发达国家、地区和白领阶层的生活方式的普遍羡慕与追逐；英语和港、台地区的俗语对大陆传统话语的侵人；近年来东亚青年染黄发的风潮等等。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时尚作为一个中性概念，它的发生与更新常常隐含着社会发展变化的内核，表现为对社会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模式的求新、求变、求异。展示个性、跟上新潮是时尚产生的根本动力。时尚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总是社会的前卫部分伸在前面探路的触角。尽管有时候时尚是与文明大势相悖而动的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饰物，或因远离使用价值而很快烟消云散，但从人类历史的总跨度看，时尚作为一定时代和时期的生活风尚，在展示社会发展的现代性方面，在反映新的社会精神气质方面，在传递社会主导思想或新兴意识的价值取向方面，在催生新事物、新气象方面，在激励和诱导社会创新指向方面，是有着重大和积极意义的。
历史在前进的时候总是不断更换时尚的外衣。文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映照，它必然并理应及时地和动态地展示社会从宏观到微观的种种发展变化，其中当然包括求新、求变、求异的现代性精神诉求和时尚化追求。文学从来不是状态而是过程，不是港湾而是航行。创新是文学的生命，重复是文学的死敌。文学是天然时尚的。自然，文学有它永恒不变的本质、功能和精神．内核，那就是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真善美的深情关注，对灵魂和心灵的照耀与抚慰。同时，文学又必须是鲜活的、与时俱进的，必须以自己时代所接受的方式来建构、表述它的美学理想和思想意义。否则，它就无法吸纳新生活的滋养，无法亲近公众，进而也就无法承载和传递它永恒的精神火炬。文学永恒性的精神旗帜必须插上现代性的船头才能到达历史的彼岸。文学拒绝跟随时代前进，拒绝观照新生活、新风尚，就意味着拒绝它的永恒使命。
近年来涌现的一些时尚化文学作品，是否“严重影响了当代文学的质量”？“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是否“必然会使我们的文学在不断与时俱进的生活面前，出现严重滞后的现象”？对此，笔者的结论恰恰相反。城市文学包括表现白领生活、时尚生活和现代意识的文学作品的大批涌现，不仅没有影响“当代文学的质量”，反而大大拓展了我国文学的想像、发展和辐射空间，在品类、形式、内容、话语、题材等诸多方面大大丰富了文学的多样性，极大地增强了当代文学直面时代、直面生活、直面现实、特别是直面现时的当下气息。从整体意义上来说，这是我国当代文学质量的提升而非下降。尤其要指出的是，相对于绵延古久的表现乡村生活和农民生活的传统中国文学，城市文学的蔚然勃兴无疑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化建设的最新文学观照，这种新的文学时尚和文学景观是我国伟大历史性进步的必然反映。倘若此类作品迄今寥寥无几，作家们依然在乡村唱着古老的歌谣（当然，为农民写作一直是中国作家的光荣使命），那才是我国文学“严重滞后的现象”。文学的时尚化表达，是与我国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一致的，我们绝不能笼而统之地轻易否定。喊出“要文学，不要时尚”的口号，显然过于冒失了。
（原载《北方论坛》2003年2期）
洪治纲：文学果真多元化了吗？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在“多元化”这面大旗的掩饰之下，作家们都在争先恐后地表演着五花八门的话语游戏。撤娇者有之，调情者有之，在现实表层搔痒痒者有之，在历史材料中大玩拼贴技艺者有之……由此形成了话语内容“异常丰富”的文学多元化“繁荣”景象；其实，真正的多元化写作，应该是一种审美观念的多元，审美追求的多元，是蕴藏于创作主体的精神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的艺术哲学支撑的叙事多元。它应该更多地强调作家对现代生活的独特探索，对人类存在境域的独到发现……
在当今这个文化格局越来越走向多元的时代，文学的多元化一直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创作态势。因为多元化的实现，不仅意味着“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繁荣景象，意味着众声和鸣、自由舒展的审美格局，而且也表明文学内在的潜力将在多方面被激活，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将被揭示。正因如此，我们看到，面对繁芜驳杂的当下文学创作，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用“多元化”一词进行概括，似乎现在的文学果真已进人了一个真正多元的时代。我对此却不敢苟同。不错，相对于以往的现实主义一元化时代，我们的文学似乎是“多元化”了，至少，偶尔会出现一些先锋倾向的实验性作品，如刘震云的《一腔废话》、韩少功的《暗示》、李洱的《花腔》等，有时也会产生一些对现实与历史的存在具有特殊审视意味的作品，如莫言的《檀香刑》、麦家的《解密》、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艾伟的《爱人同志》等。但是，倘若从真正多元化的艺术角度来判断，这些作品显然还没有构成自身强有力的“一元”性审美品质。也就是说，它们还仅仅处于寻找自身审美理想的初始阶段，尚未在整个文学格局中具备可延续性的审美发展动向，因而还不能将之确立为多元化中的一元。
但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很多文学批评者却非常武断地将这些情形视为文学多元化的一种典型注解。不仅如此，他们还津津乐道地将“多元化”当作一把万能钥匙，仿佛只要将它随便往哪个创作领域中一插，都可以打开一些生动而又隐秘的精神之门，展示出文学内在的诸种审美真相。这种“一言以蔽之”的做法，看起来很省力，很“科学”，也很“全面”，但我认为，它只是为那些缺乏冷静分析态度和敏捷判断能力的文学批评者，提供了一种慵懒的思维定势。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思维定势的直接影响下，这种被不断虚拟了的“多元化”论调，还为当下的各种创作误区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防御屏障，为那些毫无艺术发现的平庸叙事在审美价值上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注解。因为这种虚蹈的多元化背后，还常常隐含了另一种十分狡猾的思维陷阱，即所谓“存在即合理”的逻辑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少人正是利用了这一陷阱，以“多元化”作为借口，不仅有力地消解了不同作品之间进行审美比较和价值判断的可能性，而且使“有多少话语都可以胡来”拥有了一道理论上的挡箭牌。由此我们看到，在“多元化”这面大旗的掩饰之下，很多作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表演着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话语游戏。撒娇者有之，调情者有之，在现实表层搔痒痒者有之，在历史材料中大玩拼贴技艺者有之，替惟利是图之人强力辩护者有之，为鸡鸣狗盗之徒脸上贴金者有之……文学多元化嘛，当然意味着“大狗小狗都有叫的权利”，你可以说“有了快感你就喊”，我也可以写
“在七十年代的乳房上奔跑”，你是这“一元”，我是另外“一元”，于是“一元一元又一元”，大家终于组成了一支看似十分活跃的“多国联合部队”，从而形成了话语内容“异常丰富”的文学多元化“繁荣”景象。
面对这种混杂无序的创作现实，只要稍具清醒意识的人都会发现，我们的文学其实不仅没有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反而越来越单一化，越来越平庸化，越来越表象化。尤其是小说创作，尽管也间或呈现出某些多元化的迹象，但这种多元化的征兆，从根本上说，还依然保持在对现实生存观念和价值规范的高度迎合上。也就是说，很多小说看起来表现内容、叙事手法都不一样，但从作家自身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立场上审视，仍然与客观现实中的各种多元化生活情趣保持着同步的姿态。如现实写作对社会矛盾的外在表达，正反映了普通民众对现实矛盾的焦虑；个人化写作对生命欲望的大力演绎，也是迎合了现代人对个人感官生活的强调；时尚化写作对流行生活的临摹与沉醉，正反映了都市生活中另类人生的冒险和猎奇……就表现内容和审美情趣来说，这些小说都是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似乎存在着某种“多元化”的审美倾向。但是，它们在本质上仍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映现，并不是作家对人类精神生活进行独特发掘与深邃思考的结果。倘若以这种反映生活自身的多元现状来作为判断依据，藉此认定艺术创作上也一定是多元化，这显然是一种过于草率的艺术评判，是对文学多元化的一种严重歪曲甚至颠覆。
（原载《文汇报》2003年9月14日）
陈冲：文学“面对”市场？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前不久，一张大报上登了一篇文章，郑重其事且有些痛心疾首地要求文学理直气壮地面对市场。这让我产生了一点错觉，仿佛时间被偷工减料了15年。
15年前，整个国情正处在由单一的计划经济向兼容商品经济过渡的第一个高潮期，提醒作家注意这个转变，认识中国出现了一个叫“市场”的东西，确有必要。为达此目的，在提法上有些过分的地方，不准确的地方，可以理解也应予原谅。那时还弄出过一个“文人下海”的小高潮，今天回头看，就觉出了其中的滑稽。“文人”作为一个自然人，选择什么职业，不管是作为“事业”还是谋生手段，原本是很私人也很平常的事；如果把“文人”当作一个群体、，使“下海”成为一种时髦，肯定会、事实上也确实害了一些人。一位市长写点小说散文，人们在评价他的作品时，除了文学的标准，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