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教会派牵强附会。文中所言立像，乃指一九○三年立于法国南方格莱蒙—法朗城之范尔生依多利克斯塑像。
③勒南早年为诚信的旧教徒，后研究哲学而不信宗教，著有《耶稣传》，认为耶稣只是一个非常的人。
还有一般更急进的分子，要求把一切宗教音乐和教授宗教音乐的学校加以取缔。一个在当时那群不懂艺术的人中被认为鉴赏力极高的美术司长，竭力解释说，对于音乐家至少得教以音乐，因为〃你派一个兵到军营里去的时候，你总得逐步逐步教他如何用枪，如何放射。年轻的作曲家的情形也是一样，脑子里装满了思想，可是没法安排〃。然而这种解释是白费的：他对于自己的勇气也有点吃惊，所以每一句都得附带声明：“我是一个老自由思想家〃，〃我是一个老共和党人〃，才敢接下去宣称：“我不问班尔葛兰西的作品是歌剧是弥撒祭乐；只问是不是人类艺术的产物。〃——但对方用着专断的逻辑回答这个〃老自由思想家〃，〃老共和党人〃说：“音乐有两种：一种是在教堂里唱的，一种是在教堂以外唱的。”前者是理智与国家的仇敌；为了国家的利益，非取缔不可。
要是这些混蛋后面没有一般真有价值而和他们一样——或许更甚——狂热的理智信徒做后盾，那么他们还不过是可笑而不致有多大危险。托尔斯泰曾经提到控制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传染病一般的影响〃，这种〃荒谬的影响，人们只有在摆脱之后才会发见它的疯狂，在受它控制的时期内始终认为千真万确，简直毋庸讨论〃。例如对于郁金香的风魔，①相信巫祝，误入歧途的文学风平等等。——理智的宗教也是这种疯狂之一。而且从愚蠢的到有知识的，从众议院的兽医到大学里最优秀的思想家，全染上了这种疯狂。而大学教授的入迷比愚夫愚妇的入迷更危险：因为这种风魔在没有知识的人还容易和一种愚妄的乐天气息相混，从而减少风魔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生命力可是被疯狂束缚住了，同时，偏激的悲观主义又使他们明白天性和理智是根本抵触的东西，所以更热烈的支持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正义〃，抽象的〃真理〃，跟恶劣的天性斗争。这种态度骨子里就是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党的理想主义，就是那个古老的信念，以为②人类的邪恶是不可救药的，只能够、也应当由受到理智感应的，——就是得到神灵启示的——选民，凭着他们的高傲来消灭那种邪恶。那真是地道的法国人中的一种，代表聪明而不近人情的法国人。他象块石子，象铁一般硬，什么都钻不进去；而他碰到什么就砸破什么。
①郁金香自十六世纪末流入欧洲后，种植郁金香成为民间极普遍的一种癖好。
②扬山尼派为十七世纪旧教中的一个小宗派，盛行于法国，根据荷兰扬山尼主教人性本恶之学说，倡为一种极严格的道德及神学宗派。
克利斯朵夫在亚希·罗孙家和这一类疯狂的理论家一谈之下，完全给搅糊涂了。他对于法国的观念也动摇了。他依着流行的见解，以为法国人是个冷静的，容易相处的，宽容的，爱自由的民族。不料他发见了一批狂人，没头没脑的死抓着抽象的观念和逻辑，为了自己的任何一套三段论法，老是预备把别人作牺牲品。他们嘴里一刻不停的说着自由，可是没有人比他们更不懂自由，更受不了自由的。无论哪里，你找不到比他们更冷酷更残暴的专制脾气，而这种专制纯粹是为了理智方面的风魔，或者是为了要表示自己永远是对的。
一个党派如此，所有的党派无不如此。只要越出了他们政治的或宗教的钦定程式，越出了他们的国家或省分，越出了他们的团体和他们狭隘的头脑，那就不管是在这方面的还是在那方面的，他们便一律不愿意看见。有一般反对犹太人的，痛恨一切有钱人的人，因为恨犹太人，就把自己所恨的人都叫做犹太人。有些国家主义者恨——（逢到他们心地慈悲的时候是瞧不起）——一切别的国家，便在本国之内把跟他们意见不合的人统称为外国人，叛徒，卖国贼。有些反对新教的人，相信所有的新教徒都是英国人或德国人，恨不得把他们一起逐出法国。有些西方人，对于莱茵河以东的，无论什么都要排斥；有些北方人，对于卢瓦尔河以南的，无论什么都表示唾弃；有些南方人，认为卢瓦尔河以北的都是野蛮的；还有以属于日耳曼族为荣的，以属于高卢族为荣的；而一切的疯子中最疯的，还有那些〃罗马人〃，以他们祖先的败北为荣；还有布勒塔尼人，洛林人，……总而言之，各人只承认自己的一套，〃自己〃简直是个贵族的头衔，绝对不答应别人跟自己不一样。对于这种民族是无法可想的：你跟他们讲什么理，他们都不理会；他们天生是要烧死别人，或是被别人烧死的。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这样一个民族幸亏采用了共和政体，使那些小型的暴君可以你消灭我，我消灭你。可是其中要有一个做了王的话，恐怕谁也没有多少空气可以呼吸了。
他不知道凡是多议论的民族自有一种德性来救他们，——就是矛盾。
法国的政客就是这样。他们的专制主义被无政府主义冲淡了；他们永远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是他们在左边靠思想界的偏激狂作依傍，那末在右边一定靠思想界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依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玩票式的社会主义者，猎取权位的小政客，他们在仗没有打胜以前决不参加作战，可是追随在〃自由思想〃的队伍后面，每逢它打了一次胜仗，便一起骑在打败的人的遗骸上面。拥护理智的人并非为了理智而努力……〃理智啊，这不是为了你〃……乃是为那些国际化的渔利主义者；而他们兴高采烈的践踏本国的传统，摧毁一种信仰，也并非为了要代以另一种信仰，而是要把他们自己填补上去。
在此，克利斯朵夫又碰到了吕西安·雷维—葛。他得悉吕西安是社会党员的时候并不怎么惊奇，只想到社会主义一定是有了成功的希望，吕西安才会加入社会党。他可不知道吕西安神通广大，在敌党中同样受到优待，并且跟反自由色彩、甚至反犹太色彩最浓的政客与艺术家结为朋友。
“你怎么能容留这等人物在团体里的？〃克利斯朵夫问亚希·罗孙。
罗孙回答说：“噢！他多有才干！而且他为我们工作，他毁坏旧世界。”
“不错，他是在毁坏，〃克利斯朵夫说。〃他毁坏得那么厉害，我不知道你们将来用什么来建设。你有把握留下的梁木足够建造你们的新屋子吗？蛀虫已经钻进你们的建筑工场了。”
然而社会主义的蛀虫不止吕西安一个。社会党的报纸上充满着这些小文人，这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家伙，装点门面的无政府主义者，把所有的进身之阶都霸占了。他们拦着别人的路，在号称民众喉舌的报纸上，长篇累牍的宣传他们那套颓废的风雅论调，以及〃为生存的斗争〃。他们有了位置还不够，还得有荣誉。急急忙忙赶造起来的雕像，颂赞石膏天才的演说，其数量之多超过任何一个时代。一般以捧场为业的人，按其举行公宴来祝贺自己党派中的伟人，不是祝贺他们的工作，乃是祝贺他们的受勋：因为这才是他们最感动的。美学家，超人，外侨，社会党的阁员，都一致同意，受到拿破仑创立的勋位是应该庆贺的。①
①法国一般的勋位均称荣誉团勋位，创始于拿破仑。
罗孙看到克利斯朵夫的诧异不由得笑开了。他并不以为这个德国人把他党里的人批评得过于苛刻。他自己和他们单独相处时也毫不客气。他们的胡闹与狡猾，他比谁都明白；但他照旧支持他们，因为要他们支持自己。他私下固然会用着轻蔑的辞句谈论民众，一登讲坛却立刻变了一个人。他提高了嗓子，逼尖着声音，带点儿鼻音，每个字都咬得清楚有力，很庄严的，一忽儿用颤音，一忽儿哶哶的象羊叫，做着大开大阖，有点抖动的手势，象翅膀一样：活脱是个第一流的戏子。
克利斯朵夫想弄个明白，罗孙对他的社会主义究竟相信到什么程度，显而易见，骨子里他是完全不信，他怀疑主义的气息太重了。但他有一部分的思想是相信的；虽然他明知不过是一部分——（并且还不是顶重要的一部分），——他可把自己的生活与行为都根据了这一点来安排，因为这样对他更方便，这信仰不但跟他的实际利益有关，并且牵涉到他生存的兴趣，生存与行动的意义。他的相信社会主义是把它当作一种国教的。——大多数的人都是过的这种生活。他们的生命不是放在宗教信仰上，就是放在道德信仰上，或是社会信仰上，或是纯粹实际的信仰上，——（信仰他们的行业，工作，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其实他们都不相信。可是他们不愿意知道自己不相信：为了生活，他们需要有这种表面上的信仰，需要有这种每个人都是教士的公认的宗教。
罗孙还不是顶要不得的一个。党里头拿社会主义或急进主义作工具的人不知有多少！——简直说不上是为了野心，因为他们的野心也是目光太短，只限于立刻捞钱和重行当选。那些人仿佛真相信有个新社会似的。也许他们从前是相信的；但事实上他们只扒在垂死的社会身上，靠它来养活自己。短视的机会主义替享乐的虚无主义当差。未来的社会福利，为了眼前的自私而被牺牲了。因为要博取选民的欢心，人们把军队肢解了，还恨不得把国家都瓜分了。他们所缺少的决不是聪明：大家很知道应该怎么做，可是因为太费力而不去做。人人都想以事半功倍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上上下下的道德信条都是一样：花最少限度的气力博取最大限度的快乐。这种不道德的道德，便是政治混乱的社会中唯一的纲领。政府的领袖们做出无政府的榜样，政策是乱七八糟的，同时追求着十几只兔子，结果是一只一只的放弃了：外交部在主战，陆军部在高唱和起，还为了肃军而破坏军队，海军部长挑拨兵工厂工人，军事教官宣传非战论，此外是一般业余性质的军官，业余性质的推事，业余性质的革命党员，业余性质的爱国分子。政治风纪是普遍的解体了。人人希望国家给他们职位，养老金，勋位；国家也的确不忘记敷衍它的顾客，把大家眼红的荣誉和差事赠送当权的人的儿子们，侄子们，侄孙们，奴仆们。议员投票表决增加自己的俸给。国库，职位，头衔，国家所有的资源都被挥霍滥用了。——上面既然有了这种榜样，下面就象凄厉的回声一般发生许多怠工的现象：小学教员教人反叛国家，邮局职员焚烧电信，工人把砂土和金刚砂放在机器的齿轮里，造船所工人捣毁造船所，焚烧船舶，工人大规模的破坏自己工作的成绩，——不是损害有钱的人，而根本是损害社会的财富。
最后，一般优秀的知识阶级认为一个民族这样的自杀于法于理均无不合，因为人类爱怎样追求幸福就可怎样追求，那是他神圣的权利。一种病态的人道主义把善与恶的区别给取消了，认为罪犯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是神圣的〃，应该加以怜悯；它对罪恶完全表示妥协，把社会交给它摆布。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
“法国是被自由灌醉了。它发了一阵酒疯之后，不省人事的昏了过去。将来醒过来的时候，恐怕它已经给关在牢里了。”
对于这种笼络群众的政治，克利斯朵夫最气恼的是，那些最可恶的强暴的手段，竟是一般胸无定见的人很冷静的干出来的。他们那种游移不定的性格，和他们所做的或允许人家做的粗暴的行为，实在太不相称了。他们身上似乎有两种矛盾的原素：一方面是惶惑无主的性格，对什么都不信；一方面是喜欢推敲的理智，什么话都不愿意听而把人生搅得天翻地覆。克利斯朵夫不懂那些心平气和的布尔乔亚，那些旧教徒，那些军官，怎么受尽了政客的欺侮而不把他们摔出窗外。既然克利斯朵夫什么都不能藏在肚里，罗孙便很容易猜到他的思想。他笑着说：
“当然，要是碰到了你跟我，他们的确是要被摔出去的。可是跟他们，决没有这个危险。那都是些可怜虫，没有勇气下什么决心，唯一的本领只有回骂几句。那些智力衰退的贵族，在俱乐部里混得糊里糊涂了，只会向美国人或犹太人卖俏，并且为了表示时髦，对于人家在小说和戏剧中给他们扮的那种可耻的角色，觉得挺有意思，还要把侮辱他们的人请去做上宾。至于容易生气的布尔乔亚，他们什么书都不读，什么都不懂，不愿意懂，只会起白地把一切批评得一文不值，话说得很尖刻，实际上一点儿效果都没有，——他们只有一宗热情：就是躺在钱袋上睡觉，痛恨扰乱他们好梦的人，甚至也痛恨那些作工的人；因为呼呼睡熟的时候有人动作，当然是打搅他们的！……如果你认得了这一般人，你就会觉得我们是值得同情的了……”
然而克利斯朵夫对这些人那些人同样的不胜厌恶；他不承认因为被虐待的人卑鄙，所以虐待人家的人的卑鄙就可以得到原谅。他在史丹芬家时常遇到那种有钱的，无精打采的，正如罗孙所形容的布尔乔亚：
……愁容惨淡的灵魂，
没有毁谤，也没有赞扬……
罗孙和他的朋友们不但十拿九稳的知道自己能支配这些人，并且十拿九稳的觉得自己尽有权利对他们为所欲为：这理由克利斯朵夫是太明白了。罗孙他们并不缺少统治的工具。成千成万没有意志的公务员，闭着眼睛由着他们指挥。谄媚逢迎的风气；徒有其名的共和国；社会党的报纸看到别国的君主来访问就大为得意；奴才的精神，一见头衔、金线、勋章，就五体投地：要笼络他们，只消丢一根骨头给他们咬咬，或是给他们几个勋章挂挂就得了。要是有个王肯答应把法国人全部封为贵族，法国所有的公民都会变成保王党的。
政客们的机会很好。一七八九年以来的三个政体：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