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依恋，老是上人家的当，真是太蠢了！
回到寓所，他心不在焉的整理书籍，随便打开《圣经》，看到下面的一段：
“……我主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项，卖弄眼目，俏步徐行，把脚上的银圈震动得丁当作响，
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疮，又使她们赤露下体……〃①
①见《旧约·以赛亚书》第三章。
读到这里，他想起高兰德的装腔作势，笑了出来，便心情轻快的睡了。接着他又自以为跟巴黎腐败的风气已经同流合污到相当程度，才会读着《圣经》觉得好笑。但他在床上反复背着这伟大的恶作剧的审判者的判决，想象这种事要是临到高兰德头上的情景，不禁象孩子般哈哈大笑了一会，睡熟了。他已经不再想到他新的郁闷。多一桩也罢，少一桩也罢……他已经习惯了。
他照常到高兰德家上课，只避免跟她作亲密的谈话。她徒然表示难过，生气，玩种种花样：他始终固执着；两人都不高兴了；终于她自动想出理由来减少课程；他也找出借口来回避史丹芬家里的晚会。
他已经尝够巴黎社会的味道，再也受不了那种空虚，闲荡，萎靡，神经衰弱，以及无理由、无目标、徒然磨蚀自己的、苛酷的批评。他不懂，一个民族怎么能在这种为艺术而艺术、为享乐而享乐的，死气沉沉的空气中过活。可是这民族的确活在那里，从前有过伟大的日子，此刻在世界上还相当威风；从远处看，它还能引起人家的幻象。它从哪儿找到它生存的意义的呢？除了寻欢作乐，它又一无信仰……
克利斯朵夫正想着这些念头的时候，在路上突然撞见一群叫叫嚷嚷的青年男女，拉着一辆车，里面坐着一个老教士向两旁祝福。走了一程，他又看到一些兵拿着刀斧捶打一所教堂的大门，门内是一批挂有国家勋章的先生挥舞着桌椅迎接他们。这时他才觉得法国究竟还有所信仰，——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信仰。人家告诉他说，政府与教会共同生活了一百年之后，现在要分离了，可是因为宗教不甘心脱离，政府便凭着它的权利与武力把宗教撵出门外。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办法未免有伤和气；但是巴黎艺术家的那种混乱的作风使他腻烦透了，所以遇到几个人为了什么公案——即使是极无聊的——而打得头破血流也觉得痛快。
他不久又发见这种人在法国为数不少。政见不同的报纸互相厮杀得象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一般，天天发表鼓吹内战的文字。固然这不过是叫喊一阵，难得有人真会动手。但也并非没有天真的人把别人所写的原则付诸实行。于是就有奇奇怪怪的景象可以看到：什么某几个州府自称为脱离法国啦，几个联队闹兵变啦，州长公署被焚啦，征收员收税要大队的宪兵保护啦，乡下人烧了开水保卫教堂啦，自由思想者以自由的名义去攻击教堂啦，普渡众生的教主们爬在树上煽动葡萄酒省份去攻击酒精省份啦。东一处，西一处，几百万人摩拳擦掌，嚷得满面通红，结果真的动武了。共和政府先是巴结民众，然后又拔出刀来对付他们。民众却是把自己的孩子——军官与士兵——砍破脑袋。这样，各人都对别人证明自己理由充足，拳头结实。你在远处看，从报纸上看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几个世纪以前去了。克利斯朵夫发见这法兰西——事事怀疑的法兰西——竟然是一个偏激若狂的民族。但他不知道究竟在哪方面偏激。为了拥护宗教呢还是反对宗教？为了拥护理性呢还是反对理性？为了拥护国家呢还是反对国家？——简直各方面都是。他们是为了喜欢偏激而显得偏激的。
一天晚上，他偶然和一个有时在史丹芬家碰到的社会党议员交谈。虽然不是初次谈话，他可绝对想不到这位先生的身分，因为他们一向只谈音乐。这一回他才不胜诧异的发觉这位交际家竟是一个激烈政党的领袖。
亚希·罗孙是个美男子，留着金黄的胡子，说话带着喉音，皮色很嫩，态度很诚恳，外表相当风雅，骨子里可是粗俗的，有时会不知不觉的流露出村野的举止：——譬如当众修指甲，跟人说话的时候象平民一样喜欢扯着别人的衣角，摇着别人的胳膊；——他能吃能喝，爱笑爱玩，胃口和兴致完全表示他是民间出身，只想掌握权势；人很灵活，能随着环境与对手随时改变态度，说话虽多，可是经过思索的；他懂得听人家的话，把听来的当场吸收；既有同情心，资质又聪明，对什么都感兴趣，——由于天性，由于社会的薰陶，也由于虚荣心；在某种限度以内他为人规矩诚实，就是说为他的利益用不着不诚实，或是不诚实有危险的时候，他是诚实的。
他有个相当好看的妻子，高大，匀称，非常壮健，身腰很美，艳丽的装束似乎太窄了些，把她肥胖的身体表露得过于明显；脸庞四周围着乌黑的鬈发；又黑又浓的大眼睛；下巴微微往上抄起；胖胖的脸蛋很动人，可惜被睒个不停的近视眼和阔大的嘴巴破坏了。她走路的姿态不大自然，颠颠耸耸，象某几种鸟；说话很做作，但非常殷勤，亲热。她出身是个有钱的经商人家；思想自由，是那种所谓贤淑的女子：凡是上流社会的数不清的责任，她都象奉教一般的信守，另外还履行她自己找来的，艺术的与社会的义务：家里有个沙龙，在平民大学①里宣扬艺术，参加慈善团体或研究儿童心理的机构，——可并不怎么热心，也没有浓厚的兴趣，——只是由于天生的慈悲心，由于充时髦，由于知识妇女的那种天真的学究气，仿佛永远背着一项功课，非记得烂熟就有失尊严似的。她需要干点儿事，却不需要对所干的事发生兴趣。这种紧张忙碌的活动，有如那些妇女手里老拿着毛线活儿，一刻不停的搬动着针，似乎救世大业就在这一件毫无用处的工作上。并且她也象编织毛线的女人一样，有那种良家妇女的小小的虚荣心，喜欢拿自己的榜样去教训别的女子。
①平民大学于一八九八年创于巴黎，尔后遍及全国：由各界名流教授夜课。该时因德莱弗斯事件发生，一部分知识分子创此机构，意欲借思想的交流而与其民及工人阶级接近。此项运动至一九○四年以后渐趋衰落，不久即告终止。
那位当议员的丈夫心里瞧她不起，可是对她很亲热。他是为了自己的享乐与安宁而挑上她的；在这一点上说，他的确挑得很好。她长得很美，他为之挺得意：这就够了，他再没别的要求；她对他也没别的要求。他爱她，同时也欺骗她。她只要他爱着她就算了，也许对于他的私情还觉得相当快慰。因为她生性安静，淫荡，完全是后宫中的妇女性格。
他们有两个美丽的孩子，一个五岁，一个四岁，她以贤妻良母的身分照顾他们，那种专心致志所表示的亲切与冷静，恰好跟她注意丈夫的政治与活动，注意最新的时装与艺术表现一样。在这个环境里，她把前进的理论，颓废的艺术，社交界的忙乱，和布尔乔亚的感情，一古脑儿放在一起，成为最古怪的炒什锦。
他们请克利斯朵夫上他们家去。罗孙太太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弹得一手好钢琴：手指轻巧而扎实，小小的头对准着键盘，两只手在上面跳来跳去，活象母鸡啄食的神气。她很有天分，比一般法国女子也更有音乐修养，但对于音乐的深刻的意义是象笨蛋一样完全不关心的。那只是她听着的，或是背得一点不错的一组音符，一些节奏，一些微妙的调子罢了；她决不探求其中的心灵，因为她本身就不需要这个。这位可爱的，聪明的，其实的，很愿意帮助人的太太，对克利斯朵夫象对别人一样很殷勤。可是克利斯朵夫并不感激，对她也没多大好感，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也许他还不知不觉的责备她，不该明知丈夫胡闹而甘心情愿的和那些情妇平分秋色。在所有的缺点中，俯首帖耳的听任摆布是克利斯朵夫最不能原谅的。
他和亚希·罗孙比较亲密。罗孙之爱音乐，正如爱别的艺术一样，方式虽然鄙俗，但很真诚。他爱好一阕交响曲的时候，仿佛恨不得和它睡在一起。他只有一些很浅薄的修养，但运用得很高明；在这一点上，他的妻子对他不无帮助。他对克利斯朵夫发生兴趣，是因为看到克利斯朵夫和他一样是个刚强的平民。并且他很想仔细观察一下这种怪物，——（观察人这件事，他永远不会厌倦的），——打听一下他对于巴黎的印象。克利斯朵夫直率严厉的批评，使他觉得好玩。他看事情也取着相当的怀疑态度，所以能承认对方的批评是准确的。他不因为克利斯朵夫是德国人而有所顾虑，反而以超越成见自豪。总而言之，他是极富于人情的——（这是他主要的优点）；——凡是合乎人情的，他都表示好感。然而这也不能使他不抱另外一种深切的信念，以为法国人——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文明——总是优于德国人，所以他不能不嘲笑这个德国人。
在亚希·罗孙家里，克利斯朵夫又看到些别的政客，过去的或未来的阁员。要是这些名人肯屈尊，他倒很高兴和他们个别的谈谈。和流行的见解相反，他觉得跟这批人来往比他熟悉的文艺界更有意思。他们头脑比较活泼，对于人类的热情和公众的利益更关切。他们能言善辩，大半是南方人，非常爱风雅；个别而论，他们差不多和文人一样风雅。当然，他们欠缺艺术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关于外国艺术的；但他们自命为多少懂一些，而且往往是真的爱好。有些内阁颇象那些办小杂志的文会。阁员中有的写剧本，有的拉提琴，同时是瓦格纳迷，有的涂几笔画。他们都搜集印象派的画，看颓废派的书，有心惊世骇俗，对于跟他们的思想不两立的，同时是极端贵族派的艺术非常欣赏。这些社会党或急进社会党的阁员，代表饥寒阶级的使徒，居然对高级的享受自称为内行，使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不顺眼。当然这是他们的权利，但他觉得这种作风不大光明。
最奇怪的是，这些人物在私人谈话中是怀疑主义者，肉欲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而一朝有所行动的时候立刻会变成偏激狂。最风雅的人，才上了台就一变而为东方式的小魔王；他们染上了指挥一切干涉一切的瘾：精神上是怀疑派，天生的气质却是极端的专制。拿到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机构，——那是当年最伟大的专制君主①一手建立的，——他们就忍不住要加以滥用了。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共和政体的帝国主义，近年来又接种似的加上一种无神论的旧教主义。
①指路易十四。
在某一个时期内，一般政客只想统治物质——财产，——他们差不多不干涉精神方面的事，因为那是不能变成货币的。而那些优秀的人也不理会政治；不是政治高攀不上他们，就是他们高攀不上政治；在法国，政治被认为工商业的一支，生利的，可是不大正当的；所以知识分子瞧不起政客，政客也瞧不起知识分子。——可是近来政客和一般腐败的知识阶级始而接近，终于勾结了。一个簇新的势力登了台，自称为对思想界有绝对的支配权：那便是些自由思想家。他们和另一批统治者勾结起来，而这另一批统治者也认为他们是专制政治的完美的工具。他们主要的目的不在于打倒教会，而在于代替教会，事实上他们已经组成一个自由思想的教会，和旧有的教会一样有经典，有仪式，有洗礼，有初领圣餐，有宗教婚礼，有地方主教会议，有全国主教会议，甚至也有罗马的总主教会议。这些成千累万的可怜虫非成群结队就不能〃自由的思想〃，岂非可笑之尤！而他们所谓的思想自由，其实是假理智之名禁止别人的思想自由：因为他们的信仰理智，有如旧教徒的信仰圣处女，全没想到理智本身并不比圣处女更有意义，而理智真正的根源是在别处。旧教教会有无数的僧侣与会社，潜伏在民族的血管里散布毒素，把一切跟它竞争的生机都加以杀害。现在这反旧教的教会也有它的死党，有虔诚的告密者，每天从法国各地缮成秘密报告送到巴黎总会，由总会详细登记。共和政府暗中鼓励这些自由思想的信徒做间谍工作，使军队，大学，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充满着恐怖；政府可不觉得他们表面上似乎为它出力，暗地里却在慢慢的篡夺它的地位，而政府也渐渐走上〃无神论的神权政治〃这条路，不比巴拉圭的那些耶稣会政权更值得羡慕。①
①巴拉圭于一六○七至一七六七年间曾受基督旧教中的耶稣会派统治。
克利斯朵夫在罗孙家见过这一派的教会中人。他们都是一个比一个疯狂的拜物教徒。目前，他们因为把基督从神座上摔了下来而大为高兴。打烂了几个木偶，他们便以为已经摧毁了宗教。还有一般人，把圣女贞德和她童贞女的旗帜从旧教手里夺过来，把圣女贞德独占了。新教会中一个教士，和旧教会的信徒作战的将军，发表了一篇反教会的，颂扬古高卢民族领袖范尔生依多利克斯的演说，同时一般自由思想的人给这位平民英雄立了一座像，认为他是法兰西对抗罗马（罗马教会）的第一人。海军部长为了整肃舰队，欺骗旧教②徒，把一条巡洋舰命名为〃欧纳斯德·勒南〃。另外一批自③由思想家则努力于净化艺术的工作。他们把十七世纪的古典文学加以消毒，不许有上帝这个名词亵渎拉封丹的《寓言》。便是在古代音乐里，他们也不许有神的名字存在。克利斯朵夫听见一个老年的急进党员——（歌德说过：老年人而做急进党员是疯癫之尤。）——因为人家胆敢在一个通俗音乐会里排入贝多芬颂扬宗教的歌而大为愤慨，一定要人家把辞句更改过。
②范尔生依多利克斯（公元前72年—公元46年）为高卢族反抗凯撒大帝的领袖。此处言〃法兰西对抗罗马（罗马教会）〃，乃作者有意讽刺当时的反教会派牵强附会。文中所言立像，乃指一九○三年立于法国南方格莱蒙—法朗城之范尔生依多利克斯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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