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心里都打算尽量利用他来替自己博取荣誉和利益。
①安东·鲁宾斯坦为十九世纪俄国钢琴家兼作曲家，帕德列夫斯基为近代波兰钢琴家兼作曲家，政治家。
第二天，高恩请克利斯朵夫到他家里去，挺殷勤的把自己一无所用的一架很好的钢琴给他使用。克利斯朵夫因为胸中郁积着许多音乐，烦闷之极，便老老实实接受了。
最初几天，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能有弹琴的机会快活极了；高恩也相当知趣，让他安安静静的自得其乐。他自己也的确领略到一种乐趣。这是一种奇怪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观察到的现象：他既非音乐家，亦非艺术家，而且是个最枯索，最无诗意，没有什么深刻的感情的人，却对于这些自己莫名片妙的音乐感到浓厚的兴趣，觉得其中有股迷人的力量。不幸他没法静默。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非高声说话不可。他象音乐会里冒充风雅的听众一样，用种种浮夸的辞句来加按语，或是胡说八道的批评一阵。于是克利斯朵夫愤愤的敲着钢琴，说这样他是弹不下去的。高恩勉强教自己不要作声，但那竟不由他作主：一忽儿他又嘻笑，呻吟，吹啸，拍手，哼着，唱着，摹仿各种乐器的音响。等到一曲终了，要不把他荒唐的见解告诉给克利斯朵夫听，他会胀破肚子的。
他那个人是个古怪的混合品：有日耳曼式的多情，有巴黎人的轻薄，也有他喜欢自吹自捧的天性。他一忽儿酸溜溜的下些断语，一忽儿不伦不类来一个比较，一忽儿说出粗野的，淫猥的，不健全的，荒谬绝伦的废话。在赞颂贝多芬的时候，他竟看到作品中有猥亵的成分，有淫荡的肉感。明明是忧郁的思想，他以为有浮华的辞藻。《升C小调四重奏》，对于他是英武而可爱的作品。《第九交响曲》中那章崇高伟大的柔板，使他想起羞人答答的小天使。听到《第五交响曲》最初的三个音符，他就喊：“不能进去！里面有人！〃他非常叹①赏《英雄的一生》里的战争描写，因为他在其中认出有汽车②的呼呼声。他会到处找出些幼稚而不雅的形象来形容乐曲，教人奇怪他怎么会爱好音乐。然而他的确爱好；对于某些段落，他用最荒唐最可笑的方式去领会，同时也真的会流眼泪。但他刚受了瓦格纳的某一幕歌剧的感动，会立刻在钢琴上弹一段奥芬巴赫摹仿奔马的音乐；或是在《欢乐颂》之后马上哼一节咖啡店音乐会中的滥调。那可使克利斯朵夫气得直嚷③了。——但最糟的还不是在高恩这样胡闹的时候，而是当他要说些深刻的微妙的话向克利斯朵夫炫耀的时候，以哈密尔顿而非西尔伐·高恩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在那种情形之下，克利斯朵夫便对他怒目而视，用冷酷的挖苦的话伤害哈密尔顿：钢琴夜会往往闹得不欢而散。可是第二天，高恩已经忘了；克利斯朵夫也后悔自己不该那么粗暴而仍旧回来。
①以上各曲均贝多芬作品。《升C小调四重奏为一首痛苦的诗歌。《第九交响曲》的第三章柔板，富于恬淡隐忍，虔敬和气的情调。关于《第五交响曲》（俗称《命运交响曲》）开始第一句，贝多芬曾言：“命运就是这样来敲门的〃。
②《英雄的一生》是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交响诗。
③十九世纪的奥芬巴赫（原籍德国，后入法国籍）以所作喜歌剧红极一时，实则仅为第二三流作家。《欢乐颂》系指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最后一章合唱，歌辞为德国诗人席勒原作。
这些都还没有关系，只要高恩不约朋友来听克利斯朵夫弹琴。但他需要拿他的音乐家向人卖弄，所以邀了三个小犹太人和他自己的情妇，——一个浑身都是脂肪的女人，奇蠢无比，老说些无聊的双关语，谈着她所吃的东西，自以为是音乐家，因为她每天晚上在多艺剧院的歌舞中展览她的大腿。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发见了这些人物，脸色就变了。第二次，他直截了当告诉高恩，说不再到他家里弹琴。高恩赌咒发愿的说，以后决不再邀请任何人。但他暗中照旧继续，把客人藏在隔壁屋里。自然，克利斯朵夫结果也发觉了，气愤愤的掉头便走，这一次可真的不回来了。
虽然如此，他还是得敷衍高恩，因为他带他上各国侨民的家里，为他介绍学生。
另一方面，丹沃斐·古耶过了几天也上克利斯朵夫的小客店去访问他。古耶看见他住得这么坏，一点不表惊异，倒很亲热的说：
“我想，请你听音乐你一定觉得高兴罢；我到处都有入场券，可以带你一起去。”
克利斯朵夫快活极了。他觉得对方非常体贴，便真心的道谢。那天古耶完全变了一个人，和他第一晚见到的大不相同。跟克利斯朵夫单独相对的时候，他一点没有傲慢的态度，脾气挺好，怯生生的，一心想学些东西。唯有当着别人，他才会立刻恢复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气与粗暴的口吻。此外，他的求知欲也老是有个实际的目的。凡是与现下的时尚无关的东西，他一概不发生兴趣。眼前，他想把最近收到而无法判断的一本乐谱征求克利斯朵夫的意见：因为他简直不大能读谱。
他们一同到一个交响曲音乐会去。会场的大门是跟一家歌舞厅公用的。从一条蜿蜒曲折的甬道走到一间没有第二出口的大厅：空气恶浊，闷人欲死；太窄的坐椅密密的挤在一起；一部分听众站着，把走道都壅塞了；——法国人是不讲究舒服的！一个似乎烦恼不堪的男人，在那里匆匆忙忙的指挥着贝多芬的一支交响曲，仿佛急于奏完的神气。隔壁歌舞厅里的音乐和《英雄交响曲》中的《葬礼进行曲》混在一块儿。听众老是陆陆续续的进来，坐下，擎着手眼镜东张西望，有的才安顿好，已经预备动身了。克利斯朵夫在这个赶节一样的地方聚精会神的留意乐曲的线索，费了好大的劲终于得到一点儿快感，——（因为乐队是很熟练的，而克利斯朵夫也久已没听到交响乐）；——不料听了一半，古耶抓着他的手臂说：“咱们得走了，到另外一个音乐会去。”
克利斯朵夫皱了皱眉头，一声不出的跟着他的向导。他们穿过半个巴黎城，到一间气味象马房似的大厅；在别的时间，这儿是上演什么神幻剧或通俗戏剧的：——音乐在巴黎象两个穷苦的工人合租一间房：一个从床上起来，一个就钻进他的热被窝。——空气当然谈不到：从路易十四起，法国①人就认为这种空岂不卫生；但戏院里的卫生和从前凡尔赛宫里的一样，是教人绝对喘不过气来的那种卫生。一个庄严的老人，象马戏班里驯服野兽的骑师一般，正在指挥瓦格纳剧中的一幕：可怜的野兽——歌唱家——也仿佛马戏班里的狮子，对着脚灯愣住了，直要挨了鞭子才会记起自己原来是狮子。一般假作正经的胖妇人和痴癔的小姑娘，堆着微笑看着这种表演。等到狮子把戏做完，乐队指挥行过了礼，两人都被大众拍过了手，古耶又要把克利斯朵夫带到第三个音乐会去。但这一回克利斯朵夫双手抓住了坐椅的靠手，声明再也不走了：从这个音乐会跑到那个音乐会，这儿听几句交响乐，那儿听一段协奏曲，他已经够受了。古耶白白的跟他解释，说音乐批评在巴黎是一种行业，并且是看比听更重要的行业。克利斯朵夫抗议说，音乐不是给你坐在马车上听的，而是需要凝神壹志的去领会的。这种炒什锦似的音乐会使他心里作恶，他每次只要听一个就够了。
①至第一次大战为止，巴黎交响乐音乐会的场子均极简陋。
他对于这种音乐方面的漫无节制觉得很奇怪。象多数的德国人一样，他以为音乐在法国占着很少的地位；所以他意想中以为能听到分量少而质地很精的东西。不料一开场，七天之内人家就给他十五个音乐会。一星期中每个晚上都有，往往同时有两三个，在不同的区域里举行。星期日一天共有四个，也是在同一时间内。克利斯朵夫对于这等其大无比的音乐胃口不胜钦佩。节日的繁重也使他吃惊。他一向以为只有德国人听音乐才有这等海量，那是他从前在国内痛恨的；此刻却发见巴黎人的肚子还远过于德国人。席面真是太丰盛了：两支交响曲，一支协奏曲，一支或二支序曲，一幕抒情剧。而且来源不一：有德国的，有俄国的，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有法国的；仿佛不管是啤酒，是香槟，是糖麦水，是葡萄酒，——他们能一起灌下，决不会醉。巴黎那些小鸟儿的胃口竟这么大，克利斯朵夫简直看呆了。他们却若无其事，好比无底的酒桶，尽管倒进许多东西，实际上可点滴不留。
不久，克利斯朵夫又发觉这些大量的音乐其实内容只有一点儿。在所有的音乐会中他都看到同样的作家，听到同样的曲子。丰富的节目老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贝多芬以前的差不多绝无仅有，瓦格纳以后的也差不多绝无仅有。便是在贝多芬与瓦格纳之间，又有多少的空白！似乎音乐就只限于几个著名的作家。德国五六名，法国三四名，自从法俄联盟以来又加上半打莫斯科的曲子。——古代的法国作家，毫无。意大利名家，毫无。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巨头，毫无。现代的德国音乐，也毫无，只除掉理查德·施特劳斯一个，因为他比别人乖巧，每年必定到巴黎来亲自指挥一次，拿出他的新作品。至于比利时音乐，捷克音乐，更绝对没有了。但最可怪的是：连当代的法国音乐也绝无仅有。——然而大家都用着神秘的口吻谈着法国的现代音乐，仿佛是震动世界的东西。克利斯朵夫只希望有机会听一听；他毫无成见，抱着极大的好奇心，非常热烈的想认识新音乐，瞻仰一下天才的杰作。但他虽然费尽心思，始终没听到；因为单是那三四支小曲，写得相当细腻而过于冷静过于雕琢的东西，并没引其他的注意，他也不承认它们便是现代的法国音乐。
克利斯朵夫在自己不能表示意见之前，先向音乐批评界去讨教一下。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批评界里谁都有主张，谁都有理由。不但各个音乐刊物都以互相抵触为乐，便是一个刊物的文字也偏颇矛盾。要是把它们全部看过来的话，你准会头脑发昏。幸而每个编辑只读他自己的文章，而群众是一篇都不读的。但克利斯朵夫一心要对法国音乐界有个准确的概念，便一篇都不肯放过，结果他不禁大为佩服这个民族的镇静功夫，处在这样的矛盾中间还能象鱼在水里一样的悠然自得。
在这纷起的舆论中，有一点使他非常惊奇：就是批评家们的那副学者面孔。谁说法国人是什么都不信的可爱的幻想家呢？克利斯朵夫所见到的，比莱茵彼岸所有的批评家的音乐知识都更丰富，——即使他们一无所知的时候也显得如此。
当时的法国音乐批评家都决意要学音乐了。有几个也是真懂的：那全是一些怪物；他们居然花了番心血对他们的艺术加以思考，并且用自己的心思去思考。不必说，这般人都不大知名，只能隐在几个小杂志里，除了一二个例外是踏不进报馆的。他们诚实，聪明，挺有意思，因为生活孤独而有时不免发些怪论，冥思默想的习惯使他们在批评的时候不大容忍，倾向于唠叨。——至于其他的人，都匆匆忙忙学了些初步的和声学，就对自己新近得来的知识惊奇不置，跟姚尔邓先生学着语法规则的时候一样高兴得出神：
“Da，Da，Ea；Ea，Ra，Ra；……啊，妙极了！……啊！知道一些东西多有意思……〃①
①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写一个鄙俗的市侩姚尔邓想学做贵族，请了音乐教师，舞蹈教师，哲学教师来教育自己。此处所引系第二幕第四场姚尔邓与哲学教师的对白的节略。
他们嘴里只讲着主旋律与副主旋律，调和音与合成音，九度音程的联系与大三度音程的连续。他们说出了某页乐谱上一组和音的名称，就忙着得意扬扬的抹着额上的汗：自以为把整个作品说明了，几乎以为那曲子是自己作的了。其实他们只象中学生分析西赛罗②的文法一般，背一遍课本上的名辞罢了。但是最优秀的批评家也不大能把音乐看做心灵的天然的语言；他们不是把它看作绘画的分支，就是把它变成科学的附庸，仅仅是一些拼凑和声的习题。象这样渊博的人物自然要追溯到古代的作品。于是他们挑出贝多芬的错误，教训瓦格纳，至于柏辽兹和格路克，更是他们公然讪笑的对象。依照当时的风气，他们认为除了赛巴斯蒂安·巴赫与德彪西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而近年来被大家乱捧的巴赫，也开始显得迂腐，老朽，古怪。漂亮人物正用着神秘的口吻称扬拉摩和哥波冷了。③
②西赛罗为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帝国时代的大演说家，大文豪。起选集为今法国中学生读拉丁文时必修之书。
③拉摩（1683—1764）与哥波冷（1668—1732）均为法国作曲家，但其真正的价值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方始被人赏识。近代法国音乐家如德彪西，如拉威尔，均尊奉前二人为法国音乐的创始者。
这些学者之间还要掀起壮烈的争辩。他们都是音乐家，但所以为音乐家的方式各各不同；各人以为唯有自己的方式才对，别人的都是错的。他们互诋为假文人，假学者；互相把理想主义与唯物主义，象征主义与自然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加在对方头上。克利斯朵夫心里想，从德国跑到这儿来再听一次德国人的争辩，岂不冤枉。照理，他们应该为了美妙的音乐使大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去享受而表示感激，可是他们非但没有这种情绪，还不允许别人用一种和他们不同的方式去享受。当时的音乐界正为了一场新的争执而分成两大阵营，厮杀得非常猛烈：一派是对位派，一派是和声派。一派说音乐是应当横读的，另外一派说是应当直读的。直读派口口声声只谈着韵味深长的和弦，溶成一片的连锁，温馨美妙的和声：他们谈论音乐，仿佛谈论一个糕饼铺。横读派却不答应人家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