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该死的近代音乐〃作比较，一边说着：“这个吗，这才叫做音乐。”——的确，他对近代音乐是一无所知的。
他的女婿比较有点知识，知道艺术界的潮流，但反而更糟：因为他下判断的时候永远存心要压低人家。既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没有鉴赏力，他可不愿意欣赏一切现代的东西。倘若莫扎特与贝多芬是和他同时代的，他一样会瞧不起，倘若瓦格纳与理查德·施特劳斯死在一百年前，他一样会赏识。天生不快活的脾气，使他不肯承认他活着的时候会有什么活着的大人物：这是他受不了的。他因为自己虚度了一生，必须相信所有的人都白活了一辈子，那是一定的事，谁要跟他意见相反，那末这种人不是傻瓜，便是存心开玩笑。
因此，他讲起新兴的名流总带着尖刻挖苦的口吻，又因为他并不傻，只要瞧上一眼就会发见人家的可笑和弱点。凡是陌生的名字都使他猜疑；关于某个艺术家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他已经准备批评了，——唯一的理由就是不认识这个艺术家。他对克利斯朵夫的好感，是因为相信这个愤世嫉俗的孩子象他一样觉得人生可厌，而且也没有什么天才。一般病病歪歪，怨天尤人的可怜虫，彼此会接近的最大的原因，是能够同病相怜，在一块儿怨叹。他们为了自己不快乐而否认别人的快乐。但便是这批俗物与病夫的无聊的悲观主义，最容易使健康的人发觉健康之可贵。克利斯朵夫便经历到这个情形。伏奇尔那种抑郁的念头，原来他是很熟悉的；可是他很奇怪竟会在伏奇尔嘴里听到，而且认不出来了。他厌恶那些思想，他为之生气了。
克利斯朵夫更气恼的是阿玛利亚的作风。其实这忠厚的女人不过把克利斯朵夫关于尽职的理论付诸实行罢了。她无论提到什么事，总把尽职二字挂在嘴上。她一刻不停的做活，要别人也跟她一样的做活。而工作的目的并非为增加自己和别人的快乐：正是相反！她仿佛要拿工作来教大家受罪，使生活变得一点儿趣味都没有，——要不然生活就谈不上圣洁了。她无论如何不肯把神圣的家务放下一分钟，那是多少妇女用来代替别的道德与别的社会义务的。要是没有在同一的日子同一的时间抹地板，洗地砖，把门钮擦得雪亮，使劲的拍地毯，搬动桌子，椅子，柜子，那她简直以为自己堕落了。她还对那些事大有炫耀的意思，当作荣誉攸关的问题。许多妇女不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假想自己的荣誉而加以保护的吗？她们所谓的荣誉，就是一件必须抹得光彩四射的家具，一方上足油蜡，又冷又硬，滑得教人摔交的地板。
伏奇尔太太责任固然是尽了，人并不因之变得可爱些。她拚命干着无聊的家务，象是上帝交下来的使命。她瞧不岂不象她一样死干的人，喜欢把工作歇一歇而体味一番人生的人。她甚至闯到鲁意莎的屋里，因为她往往要停下工作出神。鲁意莎见了她叹口气，可是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终于向她屈服了。幸而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知道这种事：阿玛利亚总等他出去之后才往他们家里闯；而至此为止，她还没有直接去惹克利斯朵夫，他是决计受不了的。他暗中觉得和她处于敌对状态，尤岂不能原谅她的吵闹：他为之头都疼了。躲在卧房里，——一个靠着院子的低矮的小房间，——他顾不得缺少空气，把窗子关得严严的，只求不要听到屋子里砰砰訇訇的响声，可是没用。他不由自主的要特别留神，楼下最小的声音都引其他的注意。等到短时间的安静了一下，那透过楼板的粗嗓子又嚷起来的时候，他真是气极了，叫着，跺着脚，大骂一阵。可是屋子里沸沸扬扬，人家根本没觉得，还以为他哼着调子作曲呢。他咒着伏奇尔太太，希望她入地狱。什么顾虑，什么尊敬，都不生作用了。在那种时候，他竟认为便是最要不得的荡妇，只要能不开口，也比叫叫嚷嚷的大贤大德的女人强得多。
因为恨吵闹，克利斯朵夫就去接近莱沃那。全家的人都忙做一团，唯有这年轻的孩子永远安安静静，从来没有提高嗓子的时候。他说话很得体，很有分寸，每个字都经过挑选，而且从容不迫。暴躁的阿玛利亚没有耐性等他把话说完；全家都为了他的慢性子气得直嚷。他可是不动声色。什么也扰乱不了他心平气和与恭敬有礼的态度。克利斯朵夫知道莱沃那是预备进教会的，所以对他特别感到好奇。
对于宗教，克利斯朵夫的立场是很古怪的，而他自己也不大弄得清楚。他从来没时间去仔细想。学识既不够，谋生的艰难把精神都占据了，他不可能分析自己，整理自己的思想。以他激烈的脾气，他会从这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完全的信仰变成绝对的不信仰，也不想到和自己矛盾不矛盾。快乐的时候，他根本不大想到上帝，但是倾向于信上帝的。不快活的时候，他想到上帝，可不大相信：上帝会容许这种苦难与不公平的事存在，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但他并不把这些难题放在心上。其实他是宗教情绪太浓了，用不着去多想上帝。他就生活在上帝身上，毋须再信上帝。信仰只是为软弱的人，萎靡的人，贫血的人的！他们向往于上帝，有如植物的向往于太阳。唯有垂死的人才留恋生命。凡是自己心中有着太阳有着生命的，干吗还要到身外去找呢？
要是克利斯朵夫过着与世不相往来的生活，也许永远想不到这些问题。但社会生活的种种约束，使他对这等幼稚而无谓的题目不得不集中精神想一想，决定一个态度；因为它们在社会上占着一个大得不相称的地位，你随处都会碰上它们。仿佛一颗健全的，豪放的，精力充沛，抱着一腔热爱的心灵，除了关切上帝存在不存在以外，没有成千成百更急迫的事要做！……倘若只要相信上帝，倒还罢了！可是还得相信一个某种大小，某种形状，某种色彩，某个种族的上帝！关于这些，克利斯朵夫连想也没想到。耶稣在他的思想中差不多一点没有地位。并非他不爱耶稣：他想到耶稣的时候是爱他的，问题是他根本不想到他。有时他因之责备自己，觉得闷闷不乐，不懂为什么他不多关心一些。但他对仪式是奉行的，家里的人都奉行的，祖父还常常读《圣经》；他自己也去望弥撒，还可以说参加陪祭，因为他是大风琴师，而且他的尽心职务可以作为模范。可是从教堂里出来，他不大说得清刚才想些什么。他努力念着《圣经》，教自己集中思想，念的时候也有兴趣，甚至感到愉快，但不过把它当做美妙的奇书，本质上跟别的书并无分别，谁也不会想到把它叫做圣书的。老实说，他对耶稣固然抱着好感，但对贝多芬更有好感。星期日他为圣·弗洛里昂教堂的弥撒祭弹管风琴，他逢着演奏巴赫的日子，比演奏门德尔松的日子宗教情绪更浓。有些祭礼①特别引其他的热诚。可是他爱的究竟是上帝呢还是音乐呢？有一天一个冒失的神甫就这样打趣似的问过他，全没想到这句带刺的话惹起了孩子多少烦恼。换了别人决不会把这一点放在心上，也决不会因之而改变生活方式，——（不要知道自己想些什么而恬然自得的人，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但克利斯朵夫的需要真诚已经到了添加烦恼的程度，使他对无论什么事都要求良心平安。一旦心上有了不安，他就得永远不安下去。他非常恼恨，以为自己的行为有了骗人的嫌疑。他究竟信不信上帝呢？……可怜他在物质与思想两方面都没有能力独自解答，那是既要闲暇，又要知识的。然而这问题非解答不可，否则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假仁假义，而要他做这两种人都是办不到的。
①十八世纪的巴赫与十九世纪的门德尔松都作有宗教音乐，前者宗教情绪尤为热烈。
他很胆怯的试着去探问周围的人。大家的神气全表示极有自信。克利斯朵夫急于想知道他们的理由，可毫无结果。差不多永远没有一个人给他明确的答覆，他们说的都是闲文。有些人把他当作骄傲，告诉他这些事是不容讨论的，成千成万比他聪明而善良的人都不加讨论的相信了上帝，他只要依照他们的榜样就得了。还有些人居然生了气，仿佛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侮辱他们；这也许不是对自己的信仰顶有把握的人。另外有般人却耸耸肩膀，笑着说：“呕！你相信了也没有什么害处啊……〃他们的笑容是表示：“而且又不费一点儿事！……〃这一等人是克利斯朵夫最瞧不起的。
他也试过把这些苦闷告诉一个神甫：结果是失望了。他不能正式讨论。对方虽是很殷勤，仍不免在客套中使人感到他和克利斯朵夫谈不上真正的平等；神甫的大前提是：他的高人一等的地位与知识是毫无疑义的，所有的讨论不能超过他指定的界限，否则便是有失体统……这完全是不痛不痒的装点门面的把戏。等到克利斯朵夫想越出范围，提出那个尊严的人物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他就想法敷衍了事，先用长辈对小辈的神气笑了笑，背几句拉丁文，象父亲一般责令他祈祷，祈祷，求上帝来启示他，指引他。——克利斯朵夫在这番谈话之后，觉得神甫那种有礼而自命不凡的口吻，教人屈辱得厉害。不管自己有理没理，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再去请教什么神甫了。他承认这些人物在聪明与神圣的名衔上比他高；但讨论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高级，低级，名衔，年岁，姓氏等等的分别！重要的是真理，而在真理之前，大家全是平等的。
因此，他能找到一个和他年纪相仿而有信仰的少年是挺高兴的。他自己也只求信仰，只希望莱沃那给他信仰的根据。他向他表示好感。莱沃那照例态度很温和，可并不怎么热心；他对什么事都不大热心的。因为家里老是有阿玛利亚或老人打岔，没法有头有尾的说话，克利斯朵夫便提议吃过晚饭一同去散步。莱沃那太讲礼貌了，不能拒绝，虽然心里并不情愿，因为他无精打采的性情素来怕走路，怕谈话，怕一切要他费几分气力的事。
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谈话应当怎样开始。说了两三句闲话，他就突如其来的扯到挂在他心上的问题，他问莱沃那是不是真的预备去做教士，那对他是不是一种乐趣。莱沃那愣了愣，不大放心的望了他一眼，看见克利斯朵夫绝对没有恶意，才安了心，回答说：
“是啊，要不然又是为的什么呢？”
“啊！〃克利斯朵夫叹了一声。〃你真幸福！”
莱沃那觉得克利斯朵夫的口气有些艳羡的成分，心里不由得很舒服。他立刻改变态度，话多起来了，脸色也开朗了。
“是的，我是幸福的。〃他说着，眉飞色舞。
“你怎么能够到这一步的呢？”
莱沃那先不回答他的问题，提议到圣·马丁寺的回廊底下找个安静的地方，拣条凳子坐下。那儿，可以望见种着刺球树的广场的一角，还有远远的罩在暮霭中的田野。莱茵河在小山脚下流过。他们旁边有个荒废的公墓沉沉睡着，铁门紧闭，所有的墓都被蔓草湮没了。
莱沃那开始说话了。他眼睛里闪着点得意的光彩，说能够逃避人生，找到一个可以托庇的，永远不受灾害的地方是多么舒服。克利斯朵夫最近的创伤还没平复，非常热烈的需要遗忘与休息；可是心中还有些遗憾。他叹了一口气，问：
“可是，完全放弃人生，你不觉得有所牺牲吗？”
“噢！〃莱沃那安安静静的回答，〃有什么可以惋惜的？人生不是又悲惨又丑恶吗？”
“可也有些美妙的地方，〃克利斯朵夫说着，望着幽美的暮色。
“有些美妙的地方，可是极少。”
“这极少的一些，对我还是很多呢！”
“噢！得了罢，只要你心中放明白些，事情就很简单。一方面是一点点的好处和多多少少的坏处；另一方面是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坏，而这还不过是在活着的时候；以后可是有无穷的幸福。两者之间还有什么可迟疑的？”
克利斯朵夫不大喜欢这种算盘。他觉得这样锱铢必较的生活太疲乏了。但他勉强教自己相信这便是智慧。
“那末，〃他带着一点讥讽的口气问，〃你想你不至于被片刻的欢娱诱惑吗？”
“既然知道欢娱只有一刹那，而以后的时间却是无穷无尽，一个人还会这么傻吗？”
“那末你真的认为死后的时间是无穷无尽的了？”
“当然。”
克利斯朵夫便仔仔细细的问他。克利斯朵夫抱着一腔希望，冲动得厉害。要是莱沃那能给他千真万确的证据使他信仰的话，他要用着何等的热情去跟着他皈依上帝，把世界上的一切统统丢开！
最初，莱沃那很得意自己这个使徒的角色，同时以为克利斯朵夫的怀疑不过是一种姿态，表示不肯随俗，只要几句话就能使他为了顾全体统而信服的；他便搬出《圣经》，福音书，奇迹，和传统等等。但克利斯朵夫听了一会便拦住了他的话，说这是拿问题来回答问题，他所要求的并非把正是他心中怀疑的对象敷陈演绎，而是指示他解决疑窦的方法。这样以后，莱沃那就沉下了脸，觉得克利斯朵夫的病比他想象中的严重得多，居然表示只有用理性才能说服他。然而他还以为克利斯朵夫喜欢标新立异，——他想不到一个人的不肯随俗竟会是出于真诚的，——所以他并不失望；他仗着新近得来的学问，搬出学校里的知识，关于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死的问题，把许多玄学的论证乱七八糟的一起倒出来，而说话的方式是威严多于条理。克利斯朵夫精神很紧张，皱紧眉头听着，觉得非常吃力；他要莱沃那把话重复了几遍，竭力想猜透其中的意义，把它灌进自己的脑子，一步一步跟着他推理的线索。终于他嚷起来，说这是跟他开玩笑，是思想的游戏，是能言善辩之徒的打趣，信口雌黄，自以为言之有物。莱沃那给他这一驳，竭力为经典的作者辩护，说他们是真诚的。克利斯朵夫可耸耸肩膀，打赌说这些人要不是滑稽大家，便是卖弄笔头的该死的文人；他一定要莱沃那提出别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