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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斯朵夫还遇到工人运动的别的几个领袖。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好感。共同的斗争好容易促成了一致的行动，可是没有把大家的心联合起来。可见所谓阶级的分野完全是浮表的，暂时的。许多年深月久的敌对状态不过是被延缓了一下，掩饰了一下，实际是始终存在。在工人领袖中间，我们照旧看到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对立，彼此存着根深蒂固的轻蔑的心理。干这一行的忌妒另外一行的工资，而每行又自以为比别行高卓。但人与人间最大的区别还不在于这些而在于气质。狐狸，狼，绵羊，天生吃人的野兽，和天生被人吃的野兽，因为阶级相同，利害相同而集合在一起，但大家伸着鼻子嗅着，彼此都认了出来，毛都竖起来了。
克利斯朵夫有时在一家兼卖牛奶的小饭店里吃饭，那是高蒂哀的老同事，为罢工而被撤职的铁路职员西蒙开的；常客都是一般工团主义者。他们总共是五六个人，聚在尽里头一间屋子里，靠着又小又黑的天井，两只挂在亮处的金丝雀老是叫得很有劲。和育西哀同来的是他的情妇，美丽的贝德，个子结实而风骚的姑娘，没血色的皮肤，戴着大红便帽，眼睛迷迷忽忽的带着笑意。一个年轻的小白脸象跟班一样钉着她，那是聪明而装腔作势的机器匠雷沃博·格拉伊沃，这一帮中间的“雅人”。他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布尔乔亚最激烈的一个，但气质上是个最要不得的布尔乔亚。多少年来，他每天早上都要买些一个铜子一份的文学报，把上面的黄色小说吞下去。这些读物把他变成一个头重脚轻的怪物：脑子里想着精益求精的寻欢作乐的玩艺，身体却肮脏到极点，日常生活也鄙俗到极点。他最喜欢病态的富翁们作兴奋剂用的“奢侈”。因为肉体享受不到这奢侈，他就在精神上享受。那当然是浑身难过的。但这样一来，他跟有钱的人并肩了，而且他还恨他们。
克利斯朵夫受不了这种人，更喜欢电器匠赛巴斯蒂安·高加。那是和育西哀俩最受听众欢迎的演说家，可没有满嘴的理论。他有时不大清楚自己要往哪儿去，只知道勇往直前，可以说是十足地道的法国人。个子很结实，年纪四十上下，血色很好的大胖脸，圆圆的脑袋，红红的头发，留着一大簇胡子，脖子跟嗓子都象牛一样。他和育西哀同样是能干的工人，可是嘻嘻哈哈，喜欢吃喝。虚弱的育西哀看着这么健旺的身体非常妒羡；他们俩虽是朋友，暗中却抱着敌意。
饭店的主妇奥兰丽，四十五岁，当年大概长得很美，现在经过了时间的侵蚀还颇有风韵，她拿着件活儿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话，脸上挂着一副亲切的笑容，嘴唇跟着他们的话扯动：随时也穿插一两句，一边工作一边颠头耸脑的替自己的话打拍子。她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和两个从七岁到十岁的孩子，一男一女，——他们伏在一张满着污点的桌上做功课，吐着舌头，不时把一两句他们不应该听的话听在耳里。
奥里维陪克利斯朵夫去了两三次，觉得混在这般人中间很不自在。那些工人只要不受工场中严格的时间限制，不是被那个顽强的汽笛叫唤得去，就不知道会浪费多少光阴：或是在工作以后，或是在上下班之间，或是在偷懒的时候，或是在失业的时期。克利斯朵夫那时无事可作；在旧作已完，新作还没有端倪的阶段，他也不比他们更忙，很高兴把肘子撑在桌上，抽烟，喝酒，谈天。可是奥里维以他布尔乔亚的本能，以他思想须有纪律、工作须有规则、时间必须经济等等的习惯，大大的看不上眼；他不喜欢这样的糟蹋光阴。并且他既不会说话，又不会喝酒。最后还有那种生理上的不舒服，潜伏在出身不同的人士之间的反感：心灵要求沟通而肉体抱着敌意，仿佛是肉对于灵的反抗。他单独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很激动的说应当亲近群众；一朝面对了群众，他可没法亲近了。而嘲笑他那种思想的克利斯朵夫，倒毫不费力的可以和街上随便遇到的工人称兄道弟。奥里维看到自己跟这些人隔离，非常伤心。他勉强学他们，和他们一样思想，一样说话；可是不行。他的嗓子不够响亮，不够清楚，音调跟他们的不一样。他学他们的某些谈吐，但字眼不是梗在喉头，就是声音走腔的。他竭力留神，觉得很窘，同时也教别人发窘。在他们眼里，他是一个形迹可疑的外人，谁也对他没有好感，他一走，大家都会松一口气。这些他都知道。他常常遇到一些冷酷的目光，充满着敌意，跟一般因饥寒交迫而愤懑不平的工人看中产阶级的目光一样。或许这态度同时也是对克利斯朵夫的，但克利斯朵夫完全看不见。
那批人中间愿意接近奥里维的只有奥兰丽的两个孩子。他们对布尔乔亚当然没有怨恨。那男孩子还受着布尔乔亚思想的诱惑呢。他的聪明足够他去爱这种思想，却不够去了解。长得挺好看的女孩子，有一回被奥里维带到亚诺太太家里，看着华丽的陈设出神了：坐在漂亮的安乐椅里，用手指摸一下鲜艳的衣衫，她心里快活到极点；她有那种小家碧玉的本能，只希望溜出平民阶级而跳进布尔乔亚的安乐窝。奥里维完全没心思培养她这种倾向；而她对于他的阶级所表示的天真的敬意，也不能补偿别人暗中对他的反感，——那是他深感痛苦的。他抱着一腔热诚想了解他们，事实上也许太了解他们了，把他们观察太仔细了，使他们生了气。但他的观察并非由于冒昧的好奇心，而是由于喜欢分析人家心理的习惯。
他不久便发见了隐藏在育西哀生活中的悲剧：第一是那个侵蚀他的病，其次是他的情妇的残忍的游戏。她的确很爱他，觉得有他这样一个情人是值得自傲的，但她生机太旺了；他知道她将来会逃掉，同时也为了嫉妒而心里苦恼。她却以此为乐：挑拨男人，用眼风逗他们，喜欢疯疯癫癫的东拈西惹。也许她在背后和格拉伊沃欺骗育西哀，也许是故意要他这么相信。总而言之，这种事不是今天，便是明天，早晚会发生的。育西哀不敢禁止她爱她喜欢的人。他不是宣传女人和男人同样有权利可以自由吗？有一天他咒骂她。她就又狡猾又放肆的提醒他这一点。他的关于自由的理论和他暴烈的本能，在胸中猛烈交战。他的心还是一个旧时代的人的心：专制，嫉妒；他的理智却是一个新时代的人的理智，理想世界的人的理智。至于她，她就是个女人，昨天的，明天的，千古不变的女人。——奥里维眼看着这场暗斗，起着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个斗争的残酷，所以对育西哀极表同情。育西哀猜到奥里维窥破他的心事，但绝对不感激他。
另外有个人也用着宽容的目光在那里留神这一场爱与恨的游戏。那是饭店的主妇奥兰丽，不动声色的把一切看在眼里。她是董得人生甘苦的。这健全，安静，规矩的女人，年轻的时代也胡闹过来：最初在花店里作工，有过一个布尔乔亚的情人，而且还有别的。以后她嫁了个工人，变了贤起良母。但她懂得一个人在感情方面的荒唐，懂得育西哀的嫉妒，也懂得那个喜欢玩儿的姑娘，常常用几句亲切的话替他们排解：
“唉，咱们总得彼此迁就才行。犯不上为这么一点儿小事生气……”
她也并不奇怪她说的话毫无用处……
“那永远是没用的。人总是自寻烦恼……”
她有一种平民式的达观，可以使苦难不至于在心中多留痕迹。苦难，她也有过的。三个月以前，她那么疼爱的十五岁的儿子死了……非常悲伤……可是现在她有说有笑，照常办事了。“尽想下去是活不了的，”她说。
所以她就不再想了。那并非自私，而是岂不得已：她生命力太强，老注意着“现在”，不能留恋“过去”。她适应既成事实，也适应可能临到的事实。如果革命来了，把一切都颠倒了，她还是会站定脚跟，做她可做的事，不管被放在哪儿，总是得起所哉。骨子里她对革命的信仰不过尔尔。她对什么事都不怎么相信。不消说，她彷徨的时候也会去占课卜卦，看到出丧的行列也从来不忘记划十字。她头脑开通，胸襟宽大，象巴黎的平民阶级一样，怀疑而不悲观。虽是革命党员的妻子，她对丈夫的、丈夫的党派的、别的党派的思想，照旧象母亲看孩子那样，抱着嘲弄的态度，正如她觉得青年人的愚蠢和成年人的愚蠢同样可笑。很少事情能够使她激动；但她对一切都感到兴趣。运气好也罢，坏也罢，她都能够担当。总而言之，她是个乐天派。
“愁什么！……只要身体好，一切就有办法……”
这样一个女子当然和克利斯朵夫是意气相投的。他们用不着多说话就觉得彼此精神上是一家人：常常相视而笑，听着别人唠唠叨叨，叫叫嚷嚷。但往往她自个儿笑着，眼看克利斯朵夫也卷入了辩论，比别人更兴奋。
克利斯朵夫没注意到奥里维的孤独与难堪。他并不去猜那些人的心事，只知道跟他们吃喝，嘻笑，生气。他们也不猜忌他，虽然彼此争论得很激烈。他老实不客气对他们说出心里的话，其实也说不出究竟是赞成他们还是反对他们。他根本没想过这一点。要是有人强其他选择，他一定会站在工团主义方面，而反对社会主义以及主张建立一个政府的任①何主义，——因为政府这个怪物只能制造公务员跟机器人。他的理智赞成同业工会的努力，那柄两面出锋的利斧可以把社会主义政体那种抽象的观念，和疲乏的个人主义同时铲除。个人主义只能分散精力，把群众的力量化为个别的弱点；而这个近代社会的大弊病是应当由法国大革命负一部分责任的。
…
①工团主义是工会运动中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流派，它把无政府主义思想带进了工会。这个流派于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在法、意等国尤为盛行。工团主义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起了有害的影响：它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认为工会不要工人阶级政党即能保证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达到把劳动工具与生产手段转归工会所有的最终目的。
然而天性比理智更强。克利斯朵夫一接触工团组合——那些弱者的可怕的联盟，——他的强有力的个人主义便起而反抗了。他瞧不起这般需要把彼此缚在一起才能战斗的人。即使他承认他们可以服从这个规则，他却声明这规则决不适用于他。而且，被压迫的弱者固然值得加以同情，但他们一朝压迫别人的时候就不值得同情了。克利斯朵夫从前对一般孤独的老实人喊着“你们得联合起来！”现在初次看到老实人的集团中间有的是并不老实的人，把他们的权利和力量看得高于一切而随时想加以滥用，他就大不痛快了。一般最优秀的人，和克利斯朵夫以前住在一幢屋子里的朋友们，一点得不到这些战斗集团的好处。他们心地太好，胆子太小，看到这种团体不免惊惶失措；他们注定是第一批被压倒的。面对着工人运动，他们和奥里维处于同样的境地。奥里维固然同情正在组织起来的劳动阶级，但他自己是在崇拜自由的气氛中长大的；而自由两字却是革命分子最不介意的。今日除了一个对社会毫无影响的优秀阶级之外，还有谁关切自由？自由正逢着黯淡的日子。罗马的教皇们掩蔽理智的光。巴黎的教皇们熄灭天上的光。共和党人熄灭街上的光。到处是帝国主①义的胜利：罗马教皇的神权的帝国主义；唯利是图的与神秘的君主国的军事帝国主义；资本家共和国的官僚帝国主义；革命委员会的独裁帝国主义。可怜的自由，世界上没有你的存身之处了！……革命党人所提倡而实行的“滥用权力”，使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大片反感。他们对于那些不肯为共同利害受苦的黄色工人②当然很轻视，但觉得用武力去强制这些人更可恨。——但你非打定主意不可。事实上今日不是要你在帝国主义与自由之间挑选，而是要在一种帝国主义和另一种帝国主义之间挑选。奥里维说：
①此语引用法国某议员的荒谬的演词。——原注
②初期工团联盟中，反对革命与罢工的一派被称为黄色工人；激烈的一派被称为红色工人。
“两种都要不得。我只知道跟被压迫的人站在一起。”
克利斯朵夫同样痛恨压迫者的专制。但他跟在反抗的劳动队伍后面，也学着他们使用武力的榜样。
他自己可不觉得，还向同桌吃饭的人声明他不是跟他们一伙的。他说：
“只要你们只关心物质的利益，你们就不会使我感到兴趣。等到有一天你们为了一种信仰而奋斗的时候，我一定跟你们联合起来。要不然，大家为了肚子而拚命，我来干什么？我是艺术家，有保卫艺术的责任，不能拿艺术去替一个党派服务。我知道近来有些野心的作家，为了要争取那种不干净的名片，做出不少坏榜样。我认为他们这样的保卫一个主义不一定使主义得到什么好处；而叛弃艺术倒是真的。我们的职司是要救出智慧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