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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明在跟对面四个女人说笑时，还端详比较着她们，四人各有风姿，一个赛一个美艳，他暗乐其中三个是他的，齐宇才占了一个。谈笑中，他蓦然想到一件奇怪的事问齐宇：“哎！我现在常看咱县的电视台，那天看凤城新闻时发现一件怪事，好像是县政府在开个啥大会，可主席台上你和李书记都不在，在镜头扫到台下时却见你俩都在，这是咋回事，为啥你们不在台上？”
齐宇笑道：“哦，县委出了新规定，以后人大、政府、政协他们召开工作会议，需要县委这边参加的，没有特别理由县委领导就不上主席台，就和一般干部一起在台下听。既使是党政联席会，县常委也不都上主席台，涉及到谁的工作谁上去。反而我们县委开会时，常邀请人大、政府、政协相关负责同志到台上，有时还邀请群众代表上主席台，当然这是需要群众派代表列席会时才这样。”
方明听了觉得他们越弄越玄，摇头说道：“越来越搞不懂你们，这不是自贬身份吗？我听你讲过权威问题，知道党不应该树权威，可也不能太掉价了吧？现在怎么还是党领导一切吧？”
齐宇喝了一口酒，夹菜咽下微微笑道：“这不是掉价，更不是自贬身份。李书记讲话这叫甘居人后，我们提倡除了在工作上、在危难中要挺身而出带头在前，在荣誉和待遇等方面要甘居人后，这才该是我们的本质吧？”
方明还是摇头说：“不一样，会议是种严肃庄重的场合，既然是执政党，你连主席台都上不去，能表明是执政党？”
“谁说我们上不去？不管是人大、政府还是政协，领导们多数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在台上呀？只不过是县委领导不在台上了，人家他们份内工作需要开的会，为啥非得要县委领导上去指手画脚一番？即便不指手画脚，坐在上面干陪着到底能起啥作用？要起啥作用？”
见方明在沉思着，他进一步讲：“很长时间以来，受各种因素影响，我们党在很多方面是面目全非，丢掉了党的本色，我们这样做，就是要还我们党的本来面目！我们党是什么？是群众组织，没执政时是，执了政仍然是！人民群众中存在各种阶层，其中最大的两个阶层就是工人和农民，我们党成立伊始就旗帜鲜明地称为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农民兄弟则是工人阶级的天然盟友，工人和农民加在一起就可称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产党就是这些最广大群众的党，就是由这些群众中选出的优秀分子组成的，是这些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因此，执政后只要还承认代表这些群众的根本利益，那她仍然是群众性的组织，不承认为群众性的组织就是忘本！那我们这些县委的书记和常委们呢？我们只不过是县里党组织的负责人，我们的身份和本质还应该是群众，我们坐在台下听会有啥自贬身份和掉价的？从群众中来回群众中去不是很正常吗？”
讲到这里他又激动了，喝了一口酒连菜也没吃接着又讲：“共产党执政后，最初确实需要党组织代替政府行为，因为那时政府还不健全。可如今政府机构已很健全，但我们已经习惯了事必恭亲，更习惯于高高在上，不管什么会议，县委都要派领导参加，高高地坐在主席台上讲讲话，不然就显不出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党的领导干部都奔波于各种会议，像这哪有时间和精力治党？除此之外更是严重地是脱离了群众，已不是群众的贴心人和领头人，变成了趾高气扬的官老爷。你别小看我们这种改变，现在群众更加觉得县委领导们平易近人，大大拉近了与群众的关系。”
方明这才觉得齐宇讲得确实有道理，过去觉得党的领导不管啥会坐到主席台是理所当然，听了这番道理随即感到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尤其联想到搞文艺演出时，凭啥领导们要坐在最好的位置上？尤其那桩震惊中外的大火案中，竟然是“领导先走”，这些官老爷置众多学生的生死于不顾逃离火场，更是令人切齿！可他知道齐宇一讲到这些时话异常地多，便想转移一个话题，他笑呵呵地问：“我现在算不算群众了？”
齐宇笑道：“从最广的范围还算，但不是工农群众，也不算类似于工农的社会底层群众，比如城市无业居民，个体工商户之类的，你该算……”
丹俐突然插话道：“你该算土豪劣绅！你看你这楼盖的，比过去的地主老财都阔气，应该再打土豪分了你！”
她说完随着他们一起咯咯开怀大笑，可方明笑时脑中突然蹦出了一个念头，问道：“丹俐说的以后会不会还有啊？说不定哪天真会发生，会不会呢？”
丹俐咯咯笑道：“方哥，你怕了吧？那就赶紧把财产捐出来吧，小心把你共产了。”
晓敏马上笑道：“不捐！我们才当了几天土老财？硬让他分了也不捐！”
齐宇笑道：“打土豪分田地这种事恐怕再不会在中国出现了，别说土地是国家的，就是个人的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了。过去打土豪分田地固然有特定的背景，那是因为中国农民受土豪的剥削和压迫太深重，不打不分农民就翻不了身，农民也不会成为推翻旧社会的主力军。但解放以后，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以为只要分了土豪的财产和田地，并且实行农业生产集体化，就再不会也不允许出现新土豪，这就万事大吉，农民自然会越过越好，社会自然也会变得繁荣昌盛。可事与愿违啊，农民并没有越来越富，社会也没出现预期的繁荣景象，虽比解放前强了许多倍，但人民的生活状况整体地仍处在很低的水平上。尤其是农民，相当大的一部分连温饱都没解决，这些方哥和雅静姐你们应该最有体会。”
方明和雅静随声附和，讲起他们过去的穷苦日子，谢莹也很有体会，跟着插几句。
等他们嚷嚷了一阵，齐宇又说：“包产到户后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的生活已大有改观，可比较起来还是农民最苦。首先是因为国家在政策上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换取工业上的快速发展，政府对主要农产品的购销进行垄断，供应城市居民低价粮及低价工业原料，但反过来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却相对很少。这就是说农民贡献的大，得到的回报却小，有一组数字，很说明问题：从1978年到1995年，国家财政总支出从1122亿元上升到6823亿元，增长了6。1倍；而用于农业的支出从150亿元上升到567亿元，只增长了3。8倍。但同期内，国家财政总收入由1132亿元上升到6242亿元，增长5。5倍，其中农业收入由31亿上升到362亿元，增长11。4倍。农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比例在增长，但社会对农民的反哺比例却在衰减，通过这数据，很清楚地看到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谁做的牺牲多，谁做的贡献多？”
方明他们平常哪会留心这些东西？听后很有感慨，议论起这种不公平的做法。
听了几句，齐宇更进一步地说：“光这还不算，农民还有其他名目繁多的负担，农民要向村里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这是最基本的。还得交乡镇政府的计划生育费、乡村道路修建费、抚优费、烈属费、民兵训练费、教育附加费…… ，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农民苦不堪言！不过很多中央已下文减了和准备要减，这种不合理状况逐步会扭转。”
方明鼻子一哼，说道：“减这些顶啥事？农民的负担更大的是因为腐败，就说你和李书记上任前咱县的情况，乡镇和村干部不仅侵吞贪污上级的扶贫款和各类支农款，还更直接地巧立名目敲诈农民，到村里是大吃大喝、大砍大伐。”
齐宇点头说：“你说的很对，这也是农民非常沉重的负担。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咱县有一年有一个女孩子，税务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南山乡担任税务员。南山乡莹莹也去了几次，你也知道这乡到处都是荒沟荒山，农民居住分散交通很不便。这个女孩刚分配时工作特别认真，每天都要翻山越岭艰辛跋涉去各村收取那微薄的税款。那还是冬天，有一天她翻了四座山，趟过三条河，几次踩进冰冷的河中，却只收了三块一毛六分钱的税款，回到乡上已是掌灯时分了，税务所所长见她风尘仆仆，动了恻隐之心，说：走，跟我出去吃顿饭。所长带着女孩走进一个饭馆。女孩被里面的情景惊呆了：乌烟瘴气，杯盘狼藉，乡镇的干部大部分都在，一个个喝得醉熏熏的，大呼小叫。女孩怯生生地问所长：今天是不是有重要活动？所长笑了：有什么活动？天天如此。女孩愣了半晌，突然返身冲出饭馆，面对着山上一片破旧土窑小窗上发出的幽幽灯光放声大哭，她哭时手里还紧紧攥着收来的三块多税款。”
女人们听得泪眼婆娑，问这个女孩在不在了，现在干啥？
齐宇叹息道：“这个女孩现在正在服刑。”
“啊！咋会这样？”她们惊奇地问。
“这故事是我在纪委时从几个办案人员那儿听来的，她因为多次侵吞了大笔税款被抓，在对办案人员交待问题时，讲了她如何走上犯罪之路。因为自从那天之后，她再也不相信共产党了，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原来是这样，良好形象在心中破灭后，她便不再认真工作，也参与到他们的大吃大喝，进而发展到贪污侵吞税款。”
他们听了心里觉得很压抑，本来多好的一个女孩呀？这到底是谁的错？
齐宇说：“农民实在是苦，也实在是无奈。还有合理合法从农民身上榨取血汗的事，那就是臃肿不堪的官僚机构和庞大的官僚队伍。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封建社会时，基层政权无非是一个县衙一个县太爷，两三个师爷，几个衙役而已。但今天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未变多少，你看看我们寄生在农民身上的基层干部增长了多少？数量惊人，不，骇人呵。就举咱们县为例，一个小小的贫困县，光衙门就有几十个，还不包括乡镇到村那些小衙门。乡镇衙门再小，也是衙门，衙门不大，蝗虫不少，编制动辄几十上百，这种员那种员配备了一大堆，农民不仅要养村干部，而且还要养他们，他们一个人的年收入最少一万多，得多少户农民辛劳一年才够啊！”
听齐宇这样一说，他们更对农民的苦难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方明问他：“好像前一阵子你们又出台了一些改革方案，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吧？”
“是啊！我们首先精简了各乡镇党组织，成立中心乡镇党委，三到四个乡合并成一个，人员配备比原来一个乡镇的还少，政府这边他们也拿出了精简乡镇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的方案，正发到下边征求群众意见，很快就能实施。”
谢莹笑道：“都像你们凤城这样搞就好啦，我们那地方不行，曙光不知啥时才会照临。”
雅静叹息道：“没当过农民就不知农民的苦，穷，只要饿不死我们还能忍受，可被人们小瞧实在让人受不了。我刚去龙城，想找点活干，托人找关系，人家一听是农户就不行，我们背着个农户的身份就好像低人一等，处处受气！”
“就是这样，农民光穷苦不说，还被歧视，而且是政策上的歧视，雅静姐你是深受其害啊。最突出的就是身份限制，将户口分为非农户和农户，虽然当时很有必要，可后来逐渐出台的政策把农民牢牢地摁在一亩三分地中。干部犯了错误就打成你农民，因为没有比农民更苦更累的，让你当农民就是对你的惩罚，农民这不是无形中被贬为最低等的公民了吗？这是对农民最深重的歧视！比如招工，一般情况就不招农民，就是招，农民工也是天生的临时工，干的活比正式工既多又累，可与正式工的待遇差别巨大。除工资低以外，在工伤、医疗、养老等方面得不到正常的保障，而且现在还留有后遗症，像那些亦工亦农就是。再比如升学，过去的技校就不允许农户学生去考，用歧视农民来换取城镇青年的就业率。种种人为的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以及牺牲农民利益的行为还有很多，现在上边已认识到了，也改正不少，但仍或多或少存在，农民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仍是最低的，城乡差别仍然很大！就是因为生养的父母是在‘农门’里，农民的孩子从一生下来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受到社会的歧视，这都大大有悖于我们的政治制度，这……”
齐宇说的这些雅静更有感触，急着打断齐宇的话说道：“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太不公平了！我们念书时，和城里的同学坐在一块，老感觉自己低人一等，事事比不了人家城里人，同样是……”
晓敏又打断她的话，嘻嘻笑道：“你这不是说我吗？我可没歧视过你。”站起拉住她又说：“行啦，别再诉苦了，你现在不是都好了吗？该有的都有了，失去的又找回来了，还埋怨啥？走吧，咱们上去聊咱们的，就让他俩探讨吧，有齐宇这样的干部咱们还瞎操啥心？”
他们都笑了，女人们也都站起来。雅静为刚才急不择言脸红，忙着跟晓敏解释，晓敏嘻嘻哈哈地说有啥解释的，谢莹则提出告辞要回旅游区，这两天人多她不放心。
走的走，上楼的上楼，方明和齐宇又坐回原位，继续喝刚才顾说话还剩小半瓶的茅台。
方明喝下一口酒感慨：“是啊！农民的确苦，我有幸高中一毕业跳出了农门，剥下农皮才能跟晓敏结了婚，不然仍在村里，除娶不到晓敏，恐怕连雅静也娶不到。就是娶到雅静，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过日子，两人现在累的早成了老头、老太，也不可能有手机意外中大奖。甭说享受现在的生活，就是想看，也恐怕得在电视上才能看到，这茅台酒的香气一辈子也不会闻到。我那会儿问以后会不会变，虽是胡乱一问，可有万贯家产和一穷二白时的想法就是不一样了，除了想继续往大发展，还想着如何传承给下一代。”
齐宇笑道：“我体会不到你的心情，但我反正是对未来抱着美好的希望，相信中国会越来越繁荣昌盛！不过你的担心不是一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