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抹了把头上那已不再发亮的稀疏苍白的乱发，提笔撰写《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未完稿）＇9＇，认为自己虽已流寓海外，但当年参与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或是由自己命名为“新思潮运动”，或是名之曰“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历程，所遗留下来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便是“一个治学运思的方法”。这个方法在中国大陆不会就此玉石俱焚，无论经历什么样的磨难与打击，都会生生不息，后继有人，并对中共的统治起到抗暴消毒的良药作用。中共发起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要铲除和消灭这笔已深入广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心的思想遗产。——胡适的这一判断，与运动的始作俑者、“我的学生毛泽东”大同小异，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只是此时的胡适心中作如是想，但面对往日的亲朋故旧、门生弟子纷纷开枪放炮，甚至挥舞狼牙大棒腾云驾雾如《西游记》中的黄风大王高声断喝“老贼，拿命来，今日取你狗头”的奇观异景，无法如庙中菩萨般端坐不动，心若止水。尤其当他眼睁睁看着自己为之奋斗大半生好不容易奠定的学术地位、人格风范，连同一点点自由主义根基顷刻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更是忧心如焚。而对当初那些唯自己马首是瞻的同僚、门生，如今无情地反戈一击，其心情更是透着彻骨的悲凉与伤感，在椎心泣血的哀痛中，对一些批判者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就成为一种必然。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万叶千声皆是恨（3）
胡适看罢批判文章的真实心情，外界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胡且羞且怒且自傲；另一种说胡看到冯友兰那些胡言乱语式的批判，看着看着竟突然对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哈哈大笑起来，说：“冯友兰一定是老糊涂了！”＇10＇后来又对助手胡颂平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装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外，现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除了在谈话中对诸如冯友兰辈讽刺挖苦，从后来披露的日记还可以看出，在静谧无人处，胡氏内心的波澜连绵不绝，愤怒与悲伤交织的情感尽倾笔端。1949年11月21日，胡适在日记中说：“今天看了几十张《人民日报》，最有趣的是唐兰的一篇长文《我的参加党训班》（），此文可与费孝通的《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媲美’了！唐兰说他自己‘请求’参加党训班，‘我只觉得这一回能参加共产党的党训班，是无比的光荣，因为这是学习，我向革命的先进者学习，这是自发的，不是被迫的。’前年中央研究院办选举院士，只有唐兰来‘请求’我推荐他。那是‘自发的’，因为被选作院士在那时候也是‘无比的光荣’。”＇11＇
对顾颉刚、沈尹默、蔡尚思等人的批判文章。胡适于1952年1月5日读后做了如下记录：“胡家健从香港剪寄来香港《大公报》，有十二月二日《大公报》在上海开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的记载与资料。那天出席的人有这些：沈尹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顾颉刚（上海学院教授）、蔡尚思（沪江大学教授）、刘咸（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复旦大学教授）、吴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由《大公报》编辑王芸生致开幕辞。胡君寄来的三篇，好像都是事后由各人写出发表的。蔡尚思的一篇明记着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三时草成。蔡尚思是一个有神经病的人，但他写《胡适反动思想批判》参考了不少书，引了我许多话。颉刚说的是很老实的自白。他指出我批评他的两点（《系辞》的制器尚象说，《老子》出于战国末年说），也是他真心不高兴的两点。沈尹默的一篇则是全篇扯谎！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罕见的！”＇12＇对于亲炙弟子罗尔纲的批判文章，胡适虽然坚持认为是罗的无奈之举，但终究难以释怀。＇13＇
许多年后，三联书店的一位老编辑曾对胡适的研究者、北大史学教授欧阳哲生说：“当年那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是作为应急的任务临时编辑出版的，因为时间紧，任急务，只好将稿件派发给全社的编辑分头去做，所以没有一个编辑从头至尾看过这八册书稿。按这位编辑的估计，恐怕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看过这八本书，这就是胡适本人。”＇14＇
这位老编辑估计的大致不错，就在批胡运动如火如荼进行时，身在美国的胡适一边埋头研究他的《水经注》，一边“欣赏”大洋彼岸上演的闹剧和发射到自己影子上的千万发炮弹。后来，他在纽约东八十一街一○四号那座普通的公寓里，极富耐心地陆续看完了由香港传入的北京三联版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从后来出版的胡适日记可以看到，内中有不少胡适当时收集的剪报和阅后的批语，证明胡适确是看过了这八大本文章。但可能还有一个意外，据欧阳哲生说，他后来去芝加哥大学访问时，得悉在那里还保存着一本当年研究批胡运动的英文博士论文，作者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连战。不知这位后来成为台湾孤岛上“一筐烂柿子中最好的一个”（李敖语）的政治人物、国民党党魁，是否全部读完了这八大本奇文高论？
另据胡适研究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史家唐德刚说，有一次他在纽约胡适寓所指着这些书问道：“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
胡适斩钉截铁地答复：“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15＇
胡适说这话的时候，可能这位留洋美国的“后生小子”唐德刚尚不知道，甚或世人早已忘记了在1949年的春天里，满脸忧郁的胡适在开往美国的客轮上，面对浩瀚的太平洋和着碧绿无垠的浪海，在苍茫的曙色微明中，奋笔疾书写下的《〈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以及文中“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等句。胡适当年的好友，后来成为对立面的鲁迅说过：中国人都不大有记性，因为“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依然活着”。＇16＇二者相较，胡适算是一个异数。1930年4月30日，胡适在致杨杏佛的信中曾这样说过：“记得五六年前曾与周豫才先生兄弟闲谈，我说，《西游记》的‘八十一难’，最不能令人满意，应该这样改作：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来，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唐土去讫，他自己却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他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如此结束，最合佛教精神。”
接下来，胡适拿这个例子喻自己的经历：“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最后，胡适说道：“此是说明我对于此等事的态度。至于朋友的指摘，更是我所欢迎的。”＇17＇
话虽如此说，但面对往日的亲朋故旧、同事、门生于政治风浪中倒戈相向和取心掏肺的砍杀撕噬，胡适自有一种“人为何物”的悲凉萦绕心头挥之不去，身体也伴随心灵的煎熬垮了下来。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思杜之死（1）
1957年2月17日下午，正在纽约一个青年医生家中叙述身体状况的胡适，突感不适，急送医院后发现是突发胃溃疡出血，吃药后无效，半夜大吐血，昏迷不醒，医生输血抢救。18日，胡仍昏迷不醒，半夜再次大吐血，生命危险，医生决定施行手术，结果是胃被切除十分之六，直到3月11日才出院。
回到寓所五天后的3月16日，病衰中的胡适突然收到一个神秘人物的来信，此人便是曹聚仁。
在抗战期间一度担任中央社战地记者的曹聚仁，于国民党退往台湾后的1950年，别妻离雏独自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到港的第四天，曹便在《星岛日报》专栏“南来篇”上发表文章，放声高歌“我从光明中来”，高呼“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云云。1954年，曹脱离《星岛日报》加入新加坡《南洋商报》，并以该报记者身份多次秘密前往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接见。据传闻，后来曹氏又自香港潜往台湾，受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秘密接见，并借此做蒋氏父子的工作，说毛泽东给蒋介石制定“一纲四目”、“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蒋介石与陈诚意见妥善处理。蒋氏父子以“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等六点意见相回应。曹氏曾建议，在两岸和平统一后，蒋介石可将庐山作为终老颐养之地等。再之后，曹氏行动更加神秘莫测，他的妻子、亲属皆不知其在国共两党之间来回摇晃，整天折腾了些什么。＇18＇
就是这样一个神秘兮兮、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于1957年中国大陆山雨欲来、引蛇出洞，“反右”天罗地网即将全面撒开的明媚春天里，突然有些神经质地致信胡适“劝降”。据胡适3月16日记载：
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断语何如？”
他说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19＇
躺在家中床上养病的胡适，自然知道这个“妄人”耍的是代表中共对他统战的布袋戏。对此，胡心中生发出一不小心生吞了一只苍蝇的感觉，但冷静一想也就释然了。凡苍蝇或其他诸如螳螂、蛤蟆之类的弱小的动物，为了生存，必然要呈张牙舞爪状，以壮声势，或嗡嗡叫着自我吹嘘叫嚷一番，拉个大旗，扯个满身布满疙瘩的假虎皮，甚或与树上的巨蟒、水中的巨鳄套套近乎，亦属天下政客，特别是文人中的政客或政客中的文人惯用的伎俩，不足为奇。于是，胡适在曹氏来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字，继而派人将信转交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作为“匪情”研究资料予以处置。
刚把曹氏的阴影在脑海中蒸发，3月24日，仍在床上休养调治的胡适又收到小儿子胡思杜发自河北省唐山市的一封平信。从邮戳日期看，此信是50天以前寄出的，胡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7年来第一封信。信是写给‘妈妈’的，信凡4页，末后说，爸爸那边，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没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写信给我，信是呈上去了，他以为已寄出了，所以偷写这信给妈妈。殊不知中共已改变计划了，不要他出面写信，另叫别人（如曹聚仁之流）写信。”＇20＇胡适乃一介儒生，但毕竟又在政治场面上混迹了多年，对中国人下愚上诈、不讲信用，以及政客们惯用的阴谋或阳谋等种种政治手腕还算有较深刻的了解。尽管一直没有发现可靠资料证明他此次的猜测是否正确，但就那时的政治形势推断，当是有些道理的，此前曹聚仁莫名其妙地给胡发信，或许正是这个计划改变之后的另一种行动。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思杜之死（2）
遥想八年前北平那个围城之日，吃惯了洋面包的胡适，想过一种“面包与自由兼得”的生活，因而决定出逃。想不到他的小三胡思杜酷似三国时代的魏延，脑后长了反骨，坚决不按诸葛亮生前的既定方针办，在撤退的问题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胡思杜旧戏重演，同样不按胡适的既定方针办，自作主张留在即将解放的北平苟活一时。如果世间真有上帝，胡小三这个抉择，当是上帝之手于冥冥中所作的安排，是胡适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中，上帝为其设立的最大、最令人牵心扯肺的一“难”，是“开五百年文化新运的一位大师、老祖胡适”（唐德刚语），在“得道”路上最为辛辣痛苦的心灵煎熬，而这个煎熬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政治演变越发严峻与不堪忍受。
1958年3月，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东方学术座谈会”，偶尔从“泛亚社”香港来电获悉：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职下放劳动。此时的胡适心中虽犯嘀咕，但并没有向最坏处想，且在心中默念上帝保佑这个不幸的儿子。到了这年的5月4日，胡氏回台湾作关于五四运动的广播讲话，“泛亚社”香港来电传出胡思杜于“去年八月自缢身死”的消息。胡适先是一惊，差点一头栽于地下。待镇定下来又将信将疑，且从心理上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予以排斥。5月12日，胡适致他的学生苏雪林信中说：“承问及小儿思杜的消息，至感。我猜想这个去年八月自杀的消息是一种有恶意的谣言，故意在‘五四’前夕放出。我在今年一月间尚得友人间接传出思杜被送东北的消息，故我不信此谣言，当日即用长途电话告知内人，叫他不要轻信此消息。”＇20＇由此看出，对于胡思杜的自杀，胡适仍是疑多于信。而事实上，胡思杜真的是死了，且已死去8个多月，墓有宿草了。
胡小三思杜死亡的确切年头是1957年9月，但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