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 第51部分

黄炎培、章伯钧等见电后惊喜交加，并意识到电文中对方那软套包裹下的针刺，几人经过紧急磋商，搞出了三条合纵连横的应对方案：

一、由政府招集政治会议；

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

三、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

方案既定，七参政员认为，只有蒋介石认可，方能起程。否则将是三大皆空，一切都是瞎扯淡的事。

6月27日，七参政员与王世杰、邵力子再次聚议，并欲请王把三条方案送达蒋介石。王世杰认为此事由黄炎培挑头，十有八九会引起蒋的反感并把事情弄黄了。作为长期在国民党中枢和蒋介石身边周旋的高级谋士兼政客王世杰，对蒋的秉性脾气与好恶是深有了解的，蒋对黄炎培等策士几年来的吵吵嚷嚷大为头疼兼深恶痛绝，激愤时曾几次当着谋僚的面破口大骂黄氏不仁不义，属于见风使舵、骑墙卖笑之辈。此种发泄甚至责骂，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如1940年4月4日，蒋在日记中责骂道：“政客梁漱溟、黄炎培等对共党之骑墙投机之可耻，殊堪鄙弃。此种政客之为害国家，其无形罪恶，甚于共匪与汉奸也。”＇15＇1940年9月6日记：“王炎培等政客，以诽谤为直谅，并自示公平劳苦，当面毁人而不自觉。此乃中国一般政客士绅之恶习，非王一人而已也。”（南按：王应为黄）1941年9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记：黄炎培“其言其行，幼稚卑污，形同妓女”。1945年1月3日又记：黄炎培等“中国士大夫阶级重外轻内，有私无公之劣根性”。——尽管当时的王世杰没有看到蒋介石日记内容，但从平时的言行举止和察言观色中，完全可知蒋对黄氏等一群“骑墙”策士的厌恶态度。因而，当王世杰接到这份策士们弄出的合纵连横的三条方案后，当头棒喝道：“如送领袖，必大遭拂怒。”＇16＇

众策士一听，顿感灰心，如惹得介公为此拂怒，这还了得？遂提出干脆散摊儿，不要再做这些费力不讨好的无用功。几人中唯黄炎培颇不甘心，觉得事情仍有可为，遂施展钩钳之术捭阖道：“撞壁须撞到壁，今壁尚未见，仅凭旁人预测势将碰壁，便放手了，岂为合理？”＇17＇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众位参政员决定于27日下午鼓起勇气面谒蒋介石，并推举时年73岁高龄的国民党老牌党员褚辅成代表报告。

老褚年轻时候曾是大清朝的监生出身，留学日本东洋大学高等警政科，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追随孙中山领导起义，一度出任众议院副议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等高官，算是风云一时的人物。但今非昔比，或者是人已成老朽，血性消融不再，或者是王世杰的棒喝使其丧失了底气。见到蒋时，年老体弱的老褚未敢呈函，好像做错了事一样，谈话中支支吾吾、含含糊糊地说了原定的前两条，最后一条方案憋在肚中与残存的饺子一起咕咕嘟嘟煮焖了好一会儿，始终未能端上台面。面对老褚畏头缩脑的表现，同来的几位策士震于蒋的声威，只能面面相视，未敢上前言及，场面颇为尴尬。

想不到此时的蒋介石却另有打算，眼看预定的国民参政会开幕之期日益迫近，中共方面强硬反对，其他各色人等也趁机跳将出来说三道四、煽风点火，向自己施气撒娇，不时闹点小别扭，或干脆兴风作浪，弄得自己心烦意乱又一时无可奈何。如今有这么一帮热心功名的策士儒生自动找上门来，要做“中间人”或马前卒，为国民大会的召开清除障碍、扫清道路，此举正合“朕意”。于是，蒋不动声色地听毕，环视众位，突然满面带笑地以“伟大的、恳切而坦白的精神”答复道：“国家的事，只须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的。”＇18＇停顿片刻，又说：“中间人，公道话，原来最难讨得双方的喜欢。”遂当场慨允。当黄炎培等领命告辞时，蒋介石又和颜悦色地拱手道：“辛苦，辛苦！”＇19＇众人见状，受宠若惊，各自瞪着直勾勾的眼睛，伸着舌头悄然退出。

回到参政会的七参政员如得上方宝剑，在谒蒋时勾头搭背、战战兢兢的颓丧畏缩模样尽扫而光，一个个精神焕发，豪情万丈，议论不止，说到激动处，一个个面红耳赤并有热泪盈珠者。身穿蓝布长袍，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老褚也被蒋介石刚才的语言深深打动，哆嗦着身子猛地一拍案板道：“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20＇延安之行就此决定，众皆欢呼。

就在七参政员即将起程的6月29日，唐纵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记载：“陈主任为这等事晚上失眠。余曰，大局是好转的，宋子文往莫斯科，我看会有结果的。中苏邦交的改善，对于共产党是一个解决的途径，陈主任不敢相信。”＇21＇唐氏毕竟是蒋介石身边的二流谋士，在政治识见上，与他的上司、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号称国民党“领袖文胆”与“总裁智囊”的陈布雷相比，还欠火候，不久的事实就证明了陈布雷的预见远比唐纵高明、透彻。

1945年7月1日上午9时35分，在王若飞的陪同下，诸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等一行六人，于重庆九龙坡机场乘美国专机飞往延安。老谋深算的王云五自知此行将无功而返，遂称病打了退堂鼓，因而只有六位参政员前往。下午1时，飞机抵达延安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然后乘车至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共进午餐，再乘车转至瓦窑堡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下榻。

7月2日早晨，工作人员向六位参政员各送一份请柬，内容相同，只是姓名有别。其中给傅斯年的请柬如下：

兹定于七月二日下午六时在中央办公厅洁樽候教，敬请光临为盼。

此致

孟真先生

毛泽东谨订

7月2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杨家岭会见六位参政员，双方作了初步沟通。傍晚，按照预先布置在中央办公厅餐厅设宴招待，从前方到延安出席会议尚未回防区的中共军事将领贺龙、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彭真、高岗、陈云等出席了宴会。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作了欢迎词和祝酒词。酒席上，傅斯年紧挨毛泽东就座，毛风趣地对傅说：“我们是老相识了，在北京大学时我就认得你，你那时名气大得很，被称做孔子以后第一人哩！”

傅斯年听罢，手举筷子，张开大嘴笑着说：“毛先生过誉，那是同学们的戏谑之词，何足道哉。”

毛泽东微微笑道：“不要客气嘛！”随之面向众人说：“今天的宴会，菜没有好菜，酒也不够好，都是我们延安的士兵自己生产出来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22＇

毛的一席话让在座者心情轻松了许多，众皆一边饮酒一边无拘无束地相互交谈起来。面对毛泽东的谈笑风生，几位参政员在打着哈哈敷衍的同时，又有一番不同的心境。

此次访问延安的六人中，褚老汉是老牌国民党员，左舜生乃青年党人，章伯钧为农工民主党人，黄与冷自称无党派人士，但与民主同盟关系密切，用黄炎培的话说便是“立场虽有小异，主张却是大同”＇23＇，完全可看做是民盟成员或盟友。只有傅斯年属于真正的无党派人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术界重量级大腕。尽管老褚是国民党员，但因年老体衰，又是读书人加老实人，国民党高层并无意让他抛头露面为党国事业折冲樽俎，他与傅斯年加入这个草头班子，是黄、左、章、冷等四位活跃分子极力蛊惑拉拢的结果，在总体结构中属于掺沙子性质，主要目的是起到虚张声势，给外界造成一种多党派、多团体的民主气氛和色彩。对这一把戏，罗家伦洞若观火，曾略带讽刺地多次劝说过傅斯年，让其“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24＇意思是不要跟着黄炎培等一班人瞎闹腾，天下事不是靠黄、章等几名策士就可以捭阖得了的。且苏秦、张仪用舌头定乾坤的时代早已跟着秦始皇他老爷爷——秦早，一同变为粪土湮没于历史烟尘之中了。眼前正是乱世英雄出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新社会，哪里还有靠几位儒生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轻易摆平天下的好事？如此做法无疑是在飞机里做梦——空想。但此时尚心存侥幸与幻想的傅斯年已听不进朋友之劝，竟跟着黄炎培等人稀里糊涂地上了飞机，开始了他心中并无底数的梦想之旅。

就当时的情形论，在六位参政员中，当属左舜生与傅斯年心境最为复杂。

左舜生与毛泽东同为湖南人且属同庚，早年与毛又同系“少年中国学会”会员。20年代初，左氏赴法国留学，后来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1925年，左舜生成为中国青年党首领之一，1930年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以铲除消灭共产党为宗旨。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积极倡导反共。此次来到延安，仍不忘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灭共的歪理邪说。7月3日上午，左与毛泽东单独交谈时，颇不识趣地说道：“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可以有多个，军队却不能个个政党都有。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国家就不太平。”

毛泽东听罢没有做声。左舜生见对方没有接话，以为被自己击中要害，于是继续说道：“我们青年党就主张走议会道路，不办武装，成为国家真正的参政党，对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威胁。”

话音一落，毛泽东忍不住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也向你们青年党学习？”

左舜生答：“谈不上学习，我觉得我们青年党的这种做法是对的。”

“怎么对呢？”毛泽东颇不以为然地问道。

“和平议政，对政府没有威胁，也有利于各党派的团结嘛！”

毛泽东听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他冷静地说道：“我也主张一个国家只有一支军队，但要看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要知道，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党是没有力量的，被蒋介石视为土匪乱党的人，若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武力，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有发言权和改造社会了。老庚呀（南按：湖南人叫同年出生者的俗称），你这个青年党的‘军事爷’，怎么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呀！”

挨了一顿教训，左舜生仍不知趣，还在嘟嘟囔囔地说一些在他自己认为聪明绝顶，实则糊涂虫一样的伴有劝降意味的混账话，并说介公的领袖地位如何不可动摇云云。毛泽东忍无可忍，面露愠色，提高了嗓音激愤地说道：“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25＇毛泽东神傲气雄的风采，顿时把左舜生给震住了，这位老朽遂不再妄言要延安交出军队并维护介公领袖地位等妄语。

不知是想缓和刚才不愉快的气氛还是真的别有他图，已是52岁，全身干瘪得几乎只剩一堆筋骨，走起路来全身打晃的左舜生，突然又用钩钳之术，提出一个令毛泽东颇为尴尬的问题。左氏要与他一直崇拜的女明星、毛泽东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蓝苹见上一面。毛听罢先是以“我不认识蓝苹”，后又改为“她生病了”为由予以拒绝，而后迈开大步向别处走去，再也不肯理睬这位无聊、蹩脚加浅薄的术士之徒了。后有人引用明代宋濂评鬼谷子的话论左氏曰：“舜生所言之捭阖、钩钳、揣摩之术，皆小夫蛇鼠之智。用之于家，则亡家；用之于国，则偾国；用之于天下，则失天下。”甚然也。

左舜生的为人处事与不识好歹的轻妄之举，不但令毛泽东反感，即是同来的傅斯年对其亦颇为轻视。早在1937年10月11日，傅致刚到美国不久的胡适一封信中，在提及国内情形时说：“所谓参议会又添了些无聊分子，徐谦、罗钧任、甘介侯、左舜生等。罗毫无见识，殊大希望。此人乃官僚、酒徒之混合，因其为酒徒，故有时似勇，决不该称之曰‘忠节’也。此一鸟会常有荒谬绝伦，匪伊（夷）所思之提案，亦常为我骂散，大有我是此会之‘清心丸’之感！可叹可叹。有好些人运动为此参议官，或成（如左），或不成（如罗隆基），若再这样下去，我也只好走了。”＇26＇

此次延安之行，左舜生还是按重庆的老套路数，懵懵懂懂地提出如此“荒谬绝伦，匪夷所思”的怪论，惹得同乡毛泽东深恶痛绝，真可谓狗改不了吃屎也！

◎？毛泽东与傅斯年夜谈往事

相对左氏施展的捭阖、钩钳等无聊之术，傅斯年不愧是胡适所说的“世间稀有的一个天才”和学政两界大鳄。同为毛泽东的旧识，却没有像左氏一样稀里糊涂地让人家放下手中的枪杆子。傅氏深知相互之间的关系与面前各自的地位与往昔大为不同了，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毛泽东是1918年夏天从湖南乡村走进北大的，就在这期间，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适以及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遭遇了。许多年后，毛在延安那口黄土凝成的简陋窑洞里，于寂静的夜幕中伴着青灯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Snow）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27＇“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又说：“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