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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胡适的理解：“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34＇
摸到了底牌的胡适于1935年6月27日夜给王世杰的信中说：“以我观之，蒋先生只有‘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似乎还没有‘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在二十二年热河失守后在保定见他，他就说：‘我们现在不能打。’三年过去了，我看他似乎全没有对日作战计划。……但日本不久必有进一步而不许他从容整军经武的要求。因为敌人不是傻子，他们必不许我们‘准备好了打他们’。老实说，无论从海陆空的任何方面着想，我们决无能准备到可以打胜仗的日子。”＇35＇
正是受蒋介石几年前所说“现在不能打”的战略思想影响，一介书生的胡适也就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暂时不能打，遂有了与日讲和的念头并公之于众。这一主张给胡适带来了“主和派”的称号，除了学生们的咒骂，还受到主战派猛烈谴责与攻击。当时孙科、居正等国民党大佬，皆主张逮捕胡适，押入大牢灌辣椒汤或老虎凳伺候，以正视听。孙科是亲苏主战派，他当时有利用苏联方面的力量帮助中国制衡日本的构想，但此举遭到了蒋介石的否决和喝斥，其道未得行使。
1936年7月，胡适应邀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当选为副会长，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再次得到提升。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胡适认为虽然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仍没有充足的准备，但事已至此，大战不可避免，且势在必战。只是在战之前，还要作最后的和平努力，并给予当局“外交路线不可断”的提示。7月31日，蒋介石邀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等人共进午餐，认为不便说话的胡适在告辞时还是一吐为快：“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对于胡氏的进言，蒋介石连连称许，并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36＇
8月5日，胡适向蒋介石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37＇
8月6日，胡适再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书面建议，着重提出三条：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38＇按照胡适的设想，通过外交努力，可在中日间维持50年的和平。
出乎胡适与一切鼓吹和平者预料的是，日本方面的强硬姿态和军队步步进逼的凌厉杀气，最终导致和平之路断绝，中国政府咬牙放手一搏，自此踏上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举国抗战的凶险之路。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战事持续一个多月仍呈胶着状态，全国军民士气有增无减。面对如此悲壮惨烈的战争场面和中国军队宁死不屈的精神，胡适在大受感动的同时，心境为之改观，认为中国守军不是想象的那样糟糕，在国家存亡的紧急关头，还是以民族大义为重，是可战的。而日本小鬼子并不是打不垮、压不毁、煮不烂的铜豌豆。受此形势和情绪影响，胡适思想随之转弯。又听说此前在五四运动中，躲在赵家楼被傅斯年等学生一把火烧出来的亲日分子曹汝霖，也应邀上了庐山参加会议并表示今日中国非与日本拼一场不可了。＇39＇
连一个被国人指斥为汉奸的曹汝霖都如此表示，可见中国面临的处境和人心向背。经过一番思考斟酌，胡适乃彻底抛弃原有的观点，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的抗战政策，并产生了“和比战难百倍”的新观点。鉴于胡在美国知识文化阶层中的声望，蒋介石遂产生让胡适到美国以非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疏通国际关系，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同情与支持的战略构想。但此时的胡适觉得在这个关键时刻冒然出国，会招致自己贪生怕死的非议，又不知道出去后“能做些什么”，遂极度情绪化地谢绝使命，并说：目前“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40＇
胡适的坚持使众官僚很是为难，在蒋介石亲自出面劝说无效的情形下，蒋让傅斯年单独与胡适交谈，力促其出洋为国家效力。傅斯年受命前来苦劝，但胡适仍不答应。最后，傅斯年于焦急中流着眼泪说：“要说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听到这里，胡适深为所动，同样流下了热泪，遂以“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为由答应赴美。
同年9月8日，胡适以学者身份离开即将进行一场血战的南京，由武汉转赴欧美。临行前，对前来送别的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等主和派干将们清楚地表明：“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41＇并劝对方不要太性急、太悲观，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这样写道：“晚上八点半，正料理上船，空袭警报又起了，有翁詠霓、陈布雷、孟真、枚荪、之椿、慰慈诸人和我们父子两人同坐在黑暗中静候到‘解除’的笛声——我独自走到外边，坐在星光下，听空中我们的飞机往来，心里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有许多朋友的首都。”＇42＇
尽管胡适舍不得离开战火纷飞的家园故土，但又不得不为民族的使命远走他乡。1937年9月23日，胡适辗转多日终于抵达檀香山，26日抵达旧金山，开始了自嘲为“过河卒子”的非正式外交使节生涯。
当胡适到达华盛顿，随驻美大使王正廷首次去拜访罗斯福总统时，罗氏颇为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并有“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等语，胡适听罢倒吸一口冷气，想不到美国佬对中国如此轻视，但中国的情形实在令人担忧。胡适有些激动地予以肯定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通过胡适的进言，罗斯福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军事情形，同时也理解了中国人民需要美国政府“拉兄弟一把”的迫切心情。只是当时的美国奉行“中立主义”政策，也就是说不管你们中国、日本还有其他什么东亚或南亚国家如何开打，打到什么程度，是你死还是我活，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最后打出个什么名堂，美国全部采取袖手旁观，绝对置之不理的态度，舒舒服服地过好自己的安稳日子。这个政策令身居总统高位的罗斯福对胡适提出的问题难以回答。临别时，罗斯福紧紧握住胡适的手，态度极为诚恳地说了些安慰的话，嘱咐不要着急，此举令胡适深为感动。
1938年9月，国民政府召回在美国四处碰壁，过街老鼠一样的无能大使王正廷，于17日发表了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任命状：“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延准免本职。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此令。”
当天，胡适接到了电令，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938年9月17日
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驻美大使。今天下午王亮畴有电来贺。
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42＇
注释：
＇1＇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载台北《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一期，1976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内见面之前，傅斯年与李济并未谋面，据李济之子李光谟推断，傅决定聘李大概得益于李四光（字仲揆）的举荐，因李四光当时正奉命筹备中央研究院地质所，李济是院聘筹备委员，自然熟悉。李光谟所言大体不差，这个推理从1928年傅写给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三人的信中可找到证据。信中说：“李仲揆盛赞李济之，我见其教史禄国文，实在甚好。我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如他兴趣在人类学，亦好。”
（《傅斯年全集》，第七卷
，欧阳哲生编）至此，原清华国学研究院残存的三位导师皆归到傅斯年旗下，傅氏成了众人瞩目的大师之林中的盟主。但作为傅斯年本人，游历欧洲七年，却什么学位帽子也没有弄到，既不是硕士，更不是博士。对此，胡适有一段时间不理解并对傅的“不争气”表示过不满，但傅却表现得很坦然，他与陈寅恪都表示为追求知识而读书，不是为追求学位而学习。尽管如此，没有博士学位总是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所不屑，后来有人提出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会什么，凭什么当所长？等等，其实就是对他没拿到博士学位的一种嘲讽。
＇2＇《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3＇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新学术之路》（上），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印行。
＇4＇《致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原信未署年代，编者据函中内容推断为民国十八年（1929），不确，应为1928年。信中涉李济、杨振声等人。李于1929年春已赴安阳发掘，杨于1929年夏，作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到青岛参加筹备议并筹建青岛大学，已离开清华。
＇5＇《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6、7＇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载《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8＇胡适《〈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作于1952年12月10日，载《胡适作品集》，第二十五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初版。
＇9＇
《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文中所提到的罗振玉（1865－1940），浙江上虞人，古文字与古器物学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携王国维等及家人避居日本，从事学术研究。1919年归国，住天津。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1924年奉溥仪之召，入值南书房。1928年迁居旅顺。“九
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任多种伪职。1937年退休后，死于旅顺。
在政治立场上，罗氏由保守逐渐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历史罪人。但他在艰难困境中仍把保存和流传古代文化遗产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整理金石文字、抢救清宫大库档案及敦煌文物、校斟善本古籍、流传名家著述、搜集和考释甲骨文字、研究敦煌文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罗氏对甲骨文的研究和甲骨学的创建，具有划时代意义和影响。由于他与王国维在这一学术领域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被学术界称为“罗王之学”。后来由于董作宾、郭沫若的加入，甲骨学界遂有了“四堂”之说，即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号鼎堂）。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世凯统计，从1904年至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之前，有姓名可考且知道甲骨文下落流向的私人挖掘就有9次之多，所得甲骨文除一部分由国内学者收藏外，许多都流失到国外。另据胡厚宣统计，殷墟科学发掘前，外国人收购的有字甲骨约5万5千多片。（孟世凯《百年出土甲骨文述要》；《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由此可见罗振玉等人当时对殷墟甲骨文被挖掘一空的猜测与说法并非凭空想象。
＇10＇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结》，载《安阳发掘报告》，1933年4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
＇11、16＇《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12＇《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序言》，转引《敦煌考古漫记》，见《夏鼐文集》卷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13、28＇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14＇
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1929年后，马氏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7月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1934年4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另，关于安阳发掘是选李济还是马衡的问题，除张光直所言，还有另外一个插曲。那就是在此前的1926年6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与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结盟，成为东方考古学协会。但这一协会在成立之后，就学术路数与研究方向及发展前景等问题，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竟不了了之。这一分歧最终导致北大考古学派的衰落与清华学派的崛起。据对这一协会作过专题研究的桑兵说：“中日双方在东方考古学协会内部的分歧，最终还是削弱了日本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力，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成就和影响反而不及清华研究院。日方重视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原因之一，是后者（南按：当为前者）在北京的考古学机关中具有官学至尊的地位，看重政府行为的日本学者认为是对华施加影响的有力支撑。与此相对，他们视美国系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中的考古学机构为‘私学’的代表。清华研究院以人类学讲师李济担任主席。凭借较多的资金以及和美国考古学家的有效合作，清华研究院的考古学稳步发展，成效明显，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