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 第12部分

＇39＇关于陈寅恪放洋十数载未得学位而独得学问事，学界坊间多有赞赏者，但岂不知正是没有博士这顶帽子，才让好友吴宓“费尽力气”。可以想象，陈氏倘有一顶博士帽戴在头上，清华聘请事应该更加顺利，至少无需举荐者多费口舌，赵元任、李济都是极好的例子。据云，陈氏应清华之聘，除了吴宓竭力相荐外，还得到了王国维与梁启超的赞许与鼎力相助。

王国维与梁启超皆陈家旧识，王国维与陈寅恪均受过晚清大学者沈曾植（1850……1922）的指导与影响。沈是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江西广信、南昌知府、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清亡后为遗老，寓居上海。学识渊博，早年通汉宋儒学、文字音韵，中年治刑律，治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并研究佛学。又究心经世之学，提倡学习西欧。余事为诗，郑孝胥、陈衍推他为“同光体之魁杰”，诗篇有《病僧行》等。工书法，由帖入碑，结体险峻，用笔生辣，生拙高古，奇趣横生。著有《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等几十种。1915年，王国维经罗振玉引识沈曾植，后二人情谊甚笃。沈为寅恪父执，与陈三立酬唱密契，作诗吟赋，共为“同光体”诗派领袖。寅恪作为晚辈亦对沈抱极大崇敬，向其求教问难。陈寅恪后来从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古史研究，与沈之影响颇有关系。通过沈氏这一中介，王国维与陈家相识相交并成好友。陈寅恪游学巴黎得识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即得王国维作书引介（伯希和氏曾把敦煌藏经洞的经卷运出国外，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但作为汉学家，曾在傅斯年的帮助下，于1935年到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现场等地作过考察）。

梁启超不仅是陈家旧识，且与寅恪祖父宝箴、父亲三立、长兄衡恪祖孙三代交谊笃厚。据《民国人物碑传集？陈三立传略》（吴宗慈，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出版）载：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因中年于金陵筑散原精舍，故以“散原”为号。清光绪八年乡试中举，光绪十二年进士及第，在京师以主事分吏部行走。此时朝廷部吏弄权，成积重之势，吏部尤甚。而父亲宝箴颇有政声，名扬海内，三立遂决定辞官随从父亲，亲侍左右，并藉与当世贤士大夫交游，讲文论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宝箴诏授巡抚湖南，一切新政，裒然并举，“一时贤哲如朱昌琳、黄遵宪、张祖同、杨锐、刘光弟辈，或试以事，或荐之于朝。又延谭嗣同、熊希龄、梁启超等，创立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之属，风气所激厉，有志意者，莫不慨慷奋发，迭起相应和。于是湖南士习为之丕变，当时谈新政者，辄以湘为首倡，治称天下最。凡此为政求贤，皆先生所赞识别勷而罗致之者也。”

1897年，也就是戊戌变法（1898年）的前一年，已有才名的梁启超受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与其助手陈三立之聘，出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从此，梁氏与陈家结交，有机会对祖籍义宁的陈氏家学有所了解，并极为崇敬。据云，1924年，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去世，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东面小山，梁启超曾想让陈三立为之书写墓碑文，后因故作罢。

正因为陈寅恪与王、梁二人有如此渊源和交情，后者为其进清华园助力当是合乎常情与人情的。据清华研究院第三届学生蓝文徵回忆，当年梁启超曾亲自向校长曹云祥面荐过陈寅恪，当时的情形是，“曹说：‘他是那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载台湾《传记文学》1970年16卷3期）陈哲三是蓝文徵的再传弟子，关于梁曹对的故事，是陈从蓝处得来的，因而有人谓“颇具小说家之描述”，只能“为一种传闻”，不能全部置信。其理由是到了陈哲三氏这里，与梁曹已隔三代，时间久远，难免有以讹传讹之嫌，即使真有此事，也多有演义，致使后人难辨真伪了。如同顾颉刚氏搞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一样，年代越往后，编造的成分越大，色彩越浓”，当年清华园中的梁曹对亦当如此吧。

＇40＇《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另据吴宓晚年《自编年谱》云：吴于1918年秋到哈佛大学后，与初到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俞大维相识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后又与进入哈佛就读的陈寅恪相识。俞与陈是姑表兄弟，此前“俞大维君又多称道其姑表兄义宁陈寅恪君之博学与通识，并述其经历。诗人陈伯严先生（名三立），前夫人罗氏，生长子衡恪（字师曾），诗人，画家。继配夫人俞明诗（俞大维之姑母，能诗）。生（二、三、四，虚，无）五子隆恪、六子寅恪、七子方恪（字彦通，能诗，而狂放佻达），八子登恪，留学法国，撰有《留西外史》小说。（宓按，陈寅恪君一八九○年庚辰年生。年十一（吴学昭按，此处疑为年十五之误。南按，应为年十三。）留学日本。两度游学欧洲，先居巴黎，后再赴欧洲，今始到美国。一九二五年，由宓荐，清华聘为国学研究院教授，月薪四百圆，乃回国。计其在外国留学之时期凡十八年，与玄奘同。）宓深为佩仰。”（转引《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当吴宓向曹云祥举荐陈寅恪时，陈仍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和佛经。1925年2月16日，吴以曹云祥校长的名义致电柏林，陈有过迟疑，后决定就聘，但言不能即刻到校。据吴宓日记4月27日载：“陈寅恪复信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为此，吴宓感慨道：“介绍陈来，费尽力气，而犹迟疑，难哉。”于是，吴再致电陈寅恪劝说。此后，吴、陈之间电报频传，往返协商。6月25日，吴在他的日记中又出现了“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之语。同年8月14日，吴宓再记道：“陈寅恪有函来，购书殊多且难。”面对陈的困难，吴宓几次面谒校长曹云祥，请求予以设法资助，最后曹校长同意先预支薪金数千元，兑成美金汇至柏林，陈寅恪得款并料理一切事务后，于同年12月18日由马赛起程回国，直到次年7月7日方到京。

据云，除陈寅恪外，吴宓还向曹云祥荐介了柳诒徵、张尔田两位前辈和汤用彤、楼光来几位哈佛同学，皆学界一时之名流，不过作为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并无人事决定权。陈寅恪之来校，都令吴感“费尽气力”与“难哉！”而介荐的另外几人就更难上加难了，其结果是皆成梦中之花。当陈寅恪到校时，吴已辞去研究院主任职，改任新制大学部外文系教授。

＇41＇赵杨步伟《四年的清华园》，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4期，1965年10月。

赵元任（1892—1982），字宣重，江苏常州人。清著名学者赵翼（号瓯北，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著作）是其六世祖。宣统二年（1910年）十八岁时考中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生，该批留学生在全国400多名投考者中录取70名。从当年金榜题名、后来成为著名气象科学家竺可桢保留的一份原始发榜名单看，江苏震泽县的杨锡仁排名第一，赵元任名列第二。全体留学生中，后来在社会上名气较大的有：张彭春，排名第十；沈祖伟，第十三；竺可桢，第二十八；胡宪生，第四十三；胡适，第五十五；胡达，第五十七；周仁，第六十七。处于古代科举考生“孙山”地位的最末一名是浙江平湖的张宝华。至于谁是“名落孙山”者，已不可考。

又，杨步伟文中所说的张彭春（字仲述），乃著名的南开大学校长、教育家张伯苓之弟。1910年，张彭春与赵元任同期以第十名的成绩考取庚款二期生放洋留美，在克拉克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研究文学、欧美现代戏剧。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为杜威的得意门生，此后在美国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指导。1916年归国，任南开中学部主任，并兼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开始了他在天津的话剧创作活动。周恩来、万家宝（曹禺）等均为南开新剧团张彭春的学生。同年10月，南开新剧团公演了张彭春在美国创作的《醒》。1919年张彭春再度赴美国攻读哲学，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离美，赴英、法、德、丹麦等国考察。1923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26年因与校长曹云祥、吴宓等派系矛盾致发展到相互倾轧，你死我活之不能容忍地步，被迫辞职回天津任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代理校长，兼南开大学教授，协助其兄发展南开教育事业，抗战爆发后从事外交活动。

＇42＇载：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载台北《传纪文学》1962年，第1卷第5、6期。

＇43、44＇《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45＇李济《我与中国考古工作》，台北《新时代》，创刊号，1961年。

＇46＇《王国维遗书》（5），载《静安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出版。

＇47＇关于李济没有成为“五大”的原因，据1926年考入清华研究院的第二届研究生戴家祥说，李济当时正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组织考古发掘事宜，在时间分配上，考古发掘占相当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拨发，每月300元，清华每月发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陈、赵“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参见戴家祥《致李光谟》，载《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另据戴家祥信中云：当时的清华研究院有王、梁、陈、赵等教授四人，各有工作室一间，助教一名。李济同样得到了一间工作室，一名助教的待遇，其助教是第一届毕业生王庸（字以中）。根据院方安排，研究生可以直接找导师谈话。因清华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给个特别讲师的帽子戴在头上。想不到这“教授”与“讲师”两顶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与不解。

另一种说法是，当丁、梁二人向曹云祥推荐李济时，曹一开始欲聘李为研究院专职教授，与前四人所戴的帽子等同，搞出个“五大导师”，即当年西蜀霸主刘备手下“五虎上将”的阵营，并借助“五虎”的实力与名气，以威天下。但当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奉命与李济接洽后，发现情况并不如曹校长所想的那样简单，对田野工作特别倾心的李济，因此前与毕士博已经签约，不太愿意完全放弃在弗利尔艺术馆考古队的工作，但又不忍舍其回母校效劳的机会，对是否到清华做全职教授犹豫不决，他向吴宓提出的公开理由是，怕不能“常年住院，任教授与指导之事”。此两难情形由吴宓禀报曹云祥，经过曹、梁、吴、丁等人共同商谈，认为李济虽然年轻，但毕竟是中国第一位攻读人类学的“海龟”，其学术前景不可限量，决定采取让李济一担挑的方式两头兼顾，聘为特别讲师。丁文江更是不遗余力地对李劝说，认为清华研究院的工作性质与南开毕竟不同，在南开是纯粹的教书，而在清华则以研究为主，所带学生不过几人而已，谓李“不要放弃作第一手科学研究的机会”云云。李济听了丁的劝导，遂欣然就聘。此情形在《清华周刊》第345期“新闻”栏曾有披露，文曰：“26日，李先生来校，与吴宓博士晤谈。闻校中拟请其任教授，惟恐有碍Bishop（毕士博）先生方面之考古事业，则李先生暂任讲师云云”。另吴宓在日记中也有如下记述：“下午二时，李济如约来，愿就聘。以特别讲师为宜。”据清华国学研究院院史研究专家孙敦恒称，如此聘法是按当时清华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办事的，如此聘任者并非李氏一人，稍后与李济一同去山西进行考古发掘的袁复礼，因先任职于地质调查所，来清华讲课，被聘为清华新制大学部地质学讲师。再后，著名学者梁漱溟、马衡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也是因为二人都是北大的在职教授。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赵元任此时已是正式入围“四大”的教授，但自1929年他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担任研究员，并兼任语言组主任后，再来清华授课，其头上顶的也是中文系讲师衔的帽子。

据清华档案馆所藏《研究院纪事》称，1927年6月，清华学校评议会在讨论李济函询其下年度待遇问题时，议决：“如毕士博方面仍续约，则本校继续聘李济为研究院讲师；如毕士博方面不续约，则本校聘李济为大学部教授。结果毕士博继续聘李济与之一同进行考古发掘，李济下年度仍任研究院讲师。”

关于这段公案，李济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后来有一补充推断：“可能李济教的是人类学、考古学，不被人们视为‘国学’，登不上大雅之堂；再则——这一点或许最关紧要，李济受聘入国学院时，年龄尚不足二十九岁，太不够‘大师’的身价了。当时的助教和第一、二两届研究生里，比李济年长好几岁的也不乏其人。尽管如此，他确是货真价实的导师，也是第一位以特约讲师身份任研究生导师的，这是有官方文件为证的。对此，季羡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岁诞辰的座谈会的发言中明确提到，“成立时的导师应是五位，其中李济之先生当时的职称是讲师，但他属于五位导师之一。”李光谟在分析了几乎与孙敦恒所述清华的聘任制度之后，又说“看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终其‘一生’（四年之